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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巴以之间错失的和平机会
DAVID BROOKS2023年10月16日
2000年，以色列总理巴拉克、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在戴维营。 RON EDMONDS/ASSOCIATED PRESS
在整个恐怖的一周里，我的思绪不断回到2000年12月23日那天。就在那天，巴勒斯坦人得到了在约旦河西岸约95%的土地和加沙地带100%的土地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机会。根据当时提出的路线图，以色列还会把本国的一些土地交给巴勒斯坦人，作为让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80%继续存在下去的补偿。
按照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的方案，巴勒斯坦人将控制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最敏感的宗教场所的主权或管辖权将分割给各方，由巴勒斯坦人控制圣殿山（包括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由以色列人控制西墙及其所在的圣地。许多难民也将从以色列返回新建的巴勒斯坦国（不再有权返回以色列）。
这个方案充满了复杂性，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美国三方也在方案产生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但这个方案为谈判代表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争取的某种公平解决方案指明了道路。很难再次看到这种选择放到谈判桌上。巴勒斯坦人错过了机会。
重返这个让人难以忘怀的记忆，是因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现在正在遭受的苦难本来没有必要发生。他们本可以达成某种适度有效的安排，让这两个国家都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回顾这段历史的另一个原因是，一种简单化的“压迫者/被压迫者”、“殖民者/被殖民者”、“种族隔离以色列”的叙事方式已被强加给这场冲突。
真正的历史要复杂得多。这是巴勒斯坦人在1947年获得了建国机会，但遭到阿拉伯国家反对的故事。再往近说，这是以巴双方存在瑕疵者的故事，这些人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他们曾坚持不懈地努力实现和平，并为走向这个目标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尽管道路坎坷。这是关于双方的激进分子如何破坏了这些人的努力，导致我们今天看到的流血事件的故事。这是中间派失去地位时发生的情况。
通往2000年和平提案的努力始于1991年的马德里和平会议。之后的整整十年里有过一系列重大的和平努力：《奥斯陆协议》《开罗协议》《奥斯陆第二协议》《希伯伦议定书》以及在怀伊河种植园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
这个和平进程的势头曾几乎被扰乱。一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伊扎克·拉宾总理大步走向和平时将他暗杀。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但以色列人继续支持“两国方案”。1999年5月17日，以声势浩大的和平纲领参加总理竞选的工党领袖埃胡德·巴拉克击败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2000年7月，克林顿在戴维营主持了以巴峰会。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次峰会为时过早。但正如当时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丹尼斯·罗斯本周告诉我的那样，巴拉克领导了“以色列历史上最有诚意的政府”，克林顿抓住了这个机会。
峰会未能达成协议，反对和平的人进行了反击。阿里埃勒·沙龙在圣殿山走了一遭，那是非穆斯林禁入的地方，此举激起了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巴勒斯坦领导人发动了第二次大起义，将恐怖活动带到了色列街头。
尽管如此，克林顿和谈判代表们坚持在沙姆沙伊赫继续举行会谈。2000年年底，克林顿将双方邀请到白宫。在12月的一次关键会议上，他大声向双方缓缓宣读了后来被称为“克林顿参数”的和平计划。该计划要求双方做出令人不舒服的牺牲，但向双方提供了美国谈判代表认为他们所需的东西。
几天后，以色列内阁投票接受了该计划。阿拉法特则做了他通常做的事情。他从未说不，但也从未说是。沙特和埃及驻华盛顿的大使们曾向他施加很大压力，要求他同意那个方案，但也许是感到了巴解组织内部的压力，或是察觉到巴勒斯坦公众舆论所在，或是觉得为难民提供的还不够，阿拉法特犹豫不决，浪费了和平进程的势头。在克林顿即将离任的时候，他与阿拉法特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阿拉法特对克林顿说，他是个伟人。据克林顿的回忆录，他回答说：“我不是伟人。我是个失败者，是你让我成了一个失败者。”
阿拉法特的不置可否进一步损害了以色列和平阵营的名声，让人们觉得，如果他不接受这个方案的话，也永远不会接受任何谈判得来的解决方案。沙龙在下一次大选中大获全胜。 罗斯写了一部长达872页的书，完整地记述了这段历史，他在《失去的和平》(The Missing Peace)一书中总结道，阿拉法特从未将自己从打游击的局外人转化为那种能建立和治理国家的领导人。巴勒斯坦人“过去肯定被背叛过，他们也确实遭受了损害”，罗斯写道。“但他们也帮助确保了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地位。当机会呈现给他们时，他们从未抓住过机会。总是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他人。把毫无疑问的失败宣告为胜利。”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以色列及其定居者们已扩大了他们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以色列的政治急剧右转，哈马斯原教旨主义的死亡崇拜已变得更加强大，也更邪恶地大胆。
回顾并重新审视所有这些事情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双方的谈判代表们如何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全神贯注。现在的政治主要是戏剧和心理剧。哈马斯及其追随者们继续幻想已是中东一个永久国家的以色列将魔术般地不复存在。哈马斯的恐怖分子们寻求用大规模屠杀来报复不公正和羞辱的创伤，没有任何看起来像要改善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坚实计划。
在美国，一些学生和活动人士用滑翔伞制作集会海报，庆祝袭击了以色列音乐节的凶手们。这都是凶残的姿态，目的是让人们感到先锋前卫、以正人君子自居，而不管未来还有多少个以十年计的真实的人类苦难。
专栏作家
在巴以战争中寻找道德指南针
纪思道2023年10月13日
梅·纳伊姆的葬礼，这名24岁的年轻人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中丧生。 AMIR LEVY/GETTY IMAGES
哈马斯对正在家中和在音乐会上跳舞的平民发动的恐怖袭击被称为以色列的9·11，这是一个公平的比较。
希望以色列对这次暴行的反应比我们美国对袭击我们国家的反应更明智。
关于消灭哈马斯的言论甚嚣尘上，哈马斯罪有应得。作为一名多次前往加沙的记者，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哈马斯这样一个厌女、镇压人民的恐怖组织表示同情，令我感到震惊。如果你关心人权，你就会希望哈马斯被消灭。
然而，摧毁恐怖组织可能比看起来要困难得多，而且可能会引发有关附带损害的道德问题，令人非常不安。塔利班也应该被消灭，但最终从阿富汗被消灭的是美国。我担心以色列可能会像我们入侵伊拉克那样轻率地对加沙发动地面入侵。
国际美慈组织前首席执行官尼尔·肯尼-盖尔对加沙非常了解，他认为以色列有可能杀死或抓获大多数哈马斯领导人。“但要付出多少平民的生命作为代价？”他问我。他指出，巷战很可能演变成西岸的起义和黎巴嫩边境的战争。
加沙的面积是纽约市的一半，人口约220万，其中几乎一半是儿童。在恐怖袭击之后，全球绝大多数人都同情以色列，这是应该的，但如果地面入侵导致成千上万的加沙儿童在挨家挨户的战斗中丧生，这种同情还会持续下去吗？
哀悼逝者的以色列人可能不在乎。以色列记者哈维夫·雷蒂格·古尔认为，以色列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转变，现在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采取行动。
“一个安全的以色列会花很多时间和资源去担忧加沙地面战争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一个没那么安全的以色列就做不到了，”周日，他在《以色列时报》上写道。以色列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说，“我们正在与人形动物作战，我们正在采取相应的行动。”另一名官员被引述说，加沙将变成“一个帐篷之城”。
纽约州查帕瓜的拉比乔纳森·贾菲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出犹太人受到了恐怖袭击的创伤。“现在，如果以色列被一个嗜血的邻国入侵，其公民被谋杀、折磨、绑架和肢解，以色列会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采取行动，”他写道。“当世界不可避免地抗议犹太人使用武力时，我们不会在意。”
我对这种创伤和愤怒感同身受。22岁的女子夏尼·卢克被哈马斯绑架，在加沙地带被半裸游街示众，伤势严重，谁看了这段视频能不感到愤怒？
中东就是在不断教导我们要有这样的谦卑。以色列最初帮助扶持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因为它认为这样一来宗教领袖会在清真寺里活动，危险性低于民族主义领袖。同样，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无意中为北部边境的真主党埋下了种子。
连续四任以色列总理都选择不入侵、不占领加沙，这是有原因的。无论是对费卢杰的美国人还是格罗兹尼的俄罗斯人来说，城市战都是一场噩梦，平民伤亡往往是巨大的。在加沙这样一个平民无法逃离的地方尤其如此。
如果我们对以色列儿童负有道义责任，那么我们对巴勒斯坦儿童也负有同样的道义责任。他们的生命同等重要。如果你只关心以色列或加沙的人的生命，那么你实际上并不关心人命。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是很难把握的。以色列有权作出回应，而在战争中，平民不可避免会遭受苦难。
“今天一觉醒来，我看到我住过的那一带完全被夷为平地，包括我公寓所在的那栋楼，”几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的加沙救援人员瓦法·乌利扬告诉我。“变成了灰烬。”
乌利扬说，她不希望看到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成为攻击目标，只是希望两个国家和平共处。我在加沙遇到过很多像她这样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瞄准以色列的火箭弹爆炸时欢呼。
当我听到国防部长把巴勒斯坦人称为动物时，我感到十分不适。哈马斯把以色列人非人化，我们绝不能将加沙的无辜人民非人化。
加沙问题没有最优的解决方案，就像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样。我们注定要生活在一个问题多于解决方案的世界里，对下一步感到矛盾是很正常的。以色列将在未来几周面临艰难抉择；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犯下战争罪行的情况下应对战争罪行。
我们不希望在加沙复制1968年一位美国陆军少校在越南所表达的方法：“有必要通过摧毁这个城镇来拯救它。”
我们美国人应该给以色列的忠告是三重的，诚然，这很难做到。首先，以色列有权追击行凶者。其次，从过往记录看，城市作战很少达到目的，而且伤亡惨重。第三，如果你的道德指南针只适用于一方的痛苦，那么你的指南针已经失灵，你的人性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