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丹（二）

二·女儿在撕裂的环境中诞生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们这一茬大学生已经彻底变成了党的驯服工具，“做块砖，任党搬”是我们必须也只能执行的信条。

1968年十月九日，结婚后的第九天，我就送妻子YA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她要在“老莱50军农场”接受解放军大学校的训练，时间未定；而我则回到了煤矿继续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唯一的联系是每个月一封思念的信，那辞藻都是最冠冕堂皇的鼓励和教育，只有隐约可见的泪痕，诉说着不敢说出口的话。一年半间我去看过她两次，第一次是我休探亲假，第二次则是我被矿石砸昏工伤后的“奖励”。她也因病住进了解放军202医院。那时候，相见就是幸福看不见未来。又过了半年，训练结束她被分配回沈阳工作。

沈阳是我出生的地方，当时的家却是四分五裂的：父亲因为“写反动标语”被发配到辽中县汽车厂劳动，弟弟下乡到开原的知青点，我在煤矿，YA在黑龙江农场。只有母亲留守沈阳。YA的全家也是沈阳人，父亲是学会计的，抗美援朝时参加志愿军去过朝鲜，后来是连级转业干部，被分配到市建筑公司当财务副科长。母亲是大集体药厂的工人。本来她家的政治条件还算可以，却因为四清运动时，他父亲向党交心时说过“堂伯父是国民党官员，解放前曾经口头许诺保举我当国民党的上尉军官，因为解放了，没有去成。”所以文革时被内定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全家被下放到沟帮子农村改造思想。

我父亲因为“写反动标语”被“内部专政”的事，他自己却不知道，还是我在煤矿的指导员因为没批准我的入党申请而透露的理由。我立刻查实了真相：1963年冬，为了支援石家庄的抗震救灾，汽车队派我父亲出差半年，当时母亲有病，我和弟弟都在读书，父亲向工会申请救济15元给母亲留作家用，结果被拒，郁闷之下和党小组长王朝元诉苦，王组长深表同情地说“领导们都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吃饺子看不见喝汤的。”文盲的父亲觉得这话很对脾胃，就一边请教这些字怎么写一面用粉笔在饭桌上写下了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话，结果那王组长转身就去举报我父亲写了“反标”，并把此事入了父亲的档案。于是，文革时父亲被定为“阶级异己份子”剥夺了所谓的政治权力，其实就是不能听文件传达。父亲本来就不懂政治，所以也不以为然；不料却成了影响我“进步”的关键。

YA一回沈阳就被分配到“保密车间”工作，本来沈阳只有母亲一个亲人，应该和母亲同住。却因为要和我家划清政治界限而住进了工厂的集体宿舍。只有我回家探亲的日子她才来我家，为此自然增加了婆媳矛盾，也恶化了夫妻关系，而YA的父母均在乡下，她的郁闷只能自己忍耐，偏偏这时怀孕了。

分娩在即，我和母亲一直在医院守候。YA很显怀，大家都觉得孩子会很大，担心会生产困难。YA更害怕，老是悄悄问我“生产时你能在我身边吗？”我笑笑答“一群女的生孩子，能让老爷们看吗？”她没笑，却哭了。果然进产房不到数分钟，护士就慌忙出来说“你老婆子痫了，不能生了。”并把YA推回了病房。我知道，子痫就是妊娠高血压和精神因素造成的抽搐和昏迷，她进入了生死关头我却无能为力。

不知道经过多长时间地抢救，孩子终于在病房诞生了，三斤二两的女婴立即被送到了早产儿的保温箱。我也麻木地成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