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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那年月,每到清明节,都要去给革命烈士扫墓。最常去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天安门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再一个是‘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五年级的时候,这一次我们去了天安门。虽然给革命先烈扫墓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但孩子们倒也乐得自在,只把它当作一次外出游玩。那天,我和伙伴们正玩儿得开心时,忽然一个同学跑到我面前说:“骆明,‘郭老婆子’在天安门拉屎!”“什么?!真的?在哪儿?”我兴奋地问道。“就在那边”那个同学往‘金水桥’的另一侧一指,说道。“走,过去看看!”我象是发现了重大情况似地,来了精神。我们来到城楼门洞的一侧,果然发现靠近墙角的地上,有一泡象是刚刚拉出来的、黄连连的希屎。“郭老婆子呢?”我问道,“在那儿”有人回答。我抬头一看,不远处“郭老婆子”好像是做了错事似地,正低着头,靠墙站着。
“郭老婆子”是我们这帮男孩给郭京玉起的外号。在老师和班干部们看来,我们这帮毫无疑问是属于调皮捣蛋的一类,可我们自己从来不这么看。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象是有的人逃避做值日,班干部发现后,一般都会留下来,替那些逃避做值日的人,打扫教室的卫生。老师发现后,总是对那些帮助别人做卫生的同学给予表扬,对逃避作卫生的人,从不深究。久而久之,逃避做卫生的人也逃顺了腿,只要有机会,就‘溜号’。而对于那些想表现积极的同学来说,好像也乐在其中,因为做卫生溜号的人给他们提供了表现积极的机会。
可我们这帮淘气包却不懂这种“供求关系”,一心只想“替天行道”。一到下课,我们就会盯住那些常爱溜号的人,对我们来说,抓那些溜号的人,就像玩儿“猫捉耗子”的游戏,是一种乐趣。“郭老婆子”就是我们经常玩儿的“猫捉耗子”游戏中的一只“耗子”。当然,在抓捕“耗子”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使用“强制”手段。这种“抓捕”行为常被老师批判为“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资产阶级行为。”
“好啊!你个‘反动透顶’的郭老婆子竟敢在天安门拉屎!看我们回学校,怎么跟你算帐!”我扔下一句话,就和同学离开了。
第二天还没放学,同伴就对我说:“今天咱们得找郭老婆子算账。”“对!看住了,被让她溜了。”我赞同道。
“郭老婆子”似乎也知道,我们这帮“坏蛋”那天肯定会找她的麻烦,所以下课铃刚一打完,老师下课的话音未落,她就匆忙离开了教室。有碍于老师在场,我们也不敢有所行动,等到老师刚一离开教室,我们迅速冲出教室,抓捕“郭老婆子”。我们一帮人,连推带搡,把已经跑出很远的“郭老婆子”抓回了教室,开始了对“郭老婆子”在天安门拉屎“反革命行为”的清算。“郭老婆子”一看大势不好,也开始又哭又闹的撒泼耍赖。与此同时,就有人报告了老师。正在我们这伙人围攻“郭老婆子”的时候,只听有人喊道,“老师来了!”,不等话音落下,我们这帮“替天行道”的家伙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转过天,从早晨到中午放学,似乎一切都正常。中午午休过后,下午一走进教室,我就开始感觉气氛不对,班主任殷老师已经早早地站在了讲台边,一脸的严肃。再看看,那些班干部们,也是一个个正襟危坐,一张张紧绷着的面孔好像是要告诉我,有什么事要发生。
上课铃响过后,老师清了清嗓子,说道:“今天下午我们全班开个班务会,原因是要对昨天下午放学后,发生的一起围攻同学的恶劣事件,做出处理!下面被念到名字的同学站起来,骆明、刘蜀晋、史秉文、李兵…”被老师叫道名字的人一个个站了起来。老师接着说,“你们这几个人昨天围攻同学,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你们必须对自己的错误认真反省,做出深刻检查。下课后,谁也不许回家,留在教室写检查!班委会留两个人监督。”
老师接着说道,“现在,骆明你到前面来,其他人坐下。”我心里正盘算着如何逃过今天这一劫,再次听到老师点我的名,并且让我站到前面去。我心里一紧,心想这回这关恐怕不好过了。
我来到讲台边站下,老师看了我一眼,然后转向大家说道,“鉴于骆明同学近来一段时间的恶劣表现,我和班委会研究决定,停止骆明的‘红小兵’活动!现在,请红小兵中队长,周晓宁同学上来,摘去骆明的‘红小兵’臂章。”
我们那时的‘红小兵’就好像现在的‘少先队’。到我小学快要毕业的前半年,才恢复‘少先队’组织,我也“有幸”带了半年的红领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