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保佑你

徐先生是我刚到旧金山时的邻居，他住顶楼，我住地下室。平时见了我，称呼我为‘学生仔’。

徐先生是我的同乡，来自上海，却娶了个广东太太。那年头，新移民到美国来的，多少跟广东有些缘由，三亲六眷中总有个把广东大舌头。

徐先生高个子，一头灰发，有轻微的结巴，不要说广东话，连上海话也讲得磕磕绊绊，平时他沉默寡言，嘴抿成一条线，眼光直直地看人。

所有的外交由太太操办，他太太，是属于舌头特别有弹性的女士，天性禀异又热衷此道，她在场的话，爆破式的广东话不间不息，源源不断，直似一只关不紧的水龙头。直到徐先生操着半咸不淡的广东话喝一声：口水多过茶。我的地下室才不至于水漫金山。

徐先生夫妇是非常早来美的新移民，不像现在高科技人才出国淘金，夫妇俩是受教育程度一般的平常人，徐先生开计程车为生，早出晚归，他太太在中国城的小学校打杂，生活不宽裕，但日子过得还平稳。

我地下室的门常被敲响，门一开，徐太太捧着一个大纸袋直往里冲，到桌边把纸袋放下，从纸袋里一样样往外掏东西；有四分之一品脱的牛奶，有用锡纸包装的午餐，有隔了一夜的面包，一些水果。徐太太说这些食品是他们学校多出来的，扔了也是浪费，于是给我拿来了。我当然感激她对一个穷学生的关心，只是担心这只水龙头打开的话，我这个下午就不要画画了。

救星及时地处现在门口，徐先生踱着方步进来，非常严肃地对他太太说：我有话要跟学生仔谈，你先上去吧。门一关上，徐先生在地下室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先是搓手，再咳嗽一声清清嗓子，又搓手，惮了一下衣服上看不见的灰尘，再搓手，再清嗓子，在我的肚肠即将发痒之际，终于开口道：

我是上帝派来拯救你的。

这句话讲得理直气壮，不带半点结巴，也许是徐先生在家演练多时的结果。在我震惊之余，徐先生发表了一长篇演讲；中国社会如此沉沦，就是没有信仰的缘故，所以才会有文化大革命，所以才会人心不古，所以会饿死人，所以上帝伸出手来，把他的子民救赎到美国来。你今天能来美国，是上帝对你的垂顾，你千万不能领受了上帝的垂顾，而不存有感戴之心。那样上帝会生气的。你应该勤上教堂，和众兄弟姐妹一起颂扬主的恩惠，洗滌自己的内心，更靠拢我们的主，更服膺我们的主。从现在起，每个礼拜六你得跟我们一起去教堂。

我不想整个下午报销，也不想搞坏睦邻关系，更是看了这个闷罐子好不容易发表长篇大论的份上，含糊应了一声送徐先生出门。星期六一早，我还没起床，盛装的徐先生就来敲门，催促我整装出行。怕我贪恋热被窝，他干脆坐在我的破沙发上监督我洗脸刮胡子换衣服，然后像押俘虏似地挟着我出门。

徐先生在教堂里担任个执事，在牧师讲道时，他与一排男人像电线杆般地肃立，冗长的讲道完了之后他拿了个篮子，遂排地向教徒收取捐献。再接下来是教徒们的聚餐，徐太太们把炒面炒饭，烤鸡腿和炒素什锦罗列在临时搭起的桌上，大家用纸盘子吃饭。满脸笑容的牧师也过来了，徐先生陪在一旁，献宝似地把我献给牧师。牧师因为有太多的羔羊要照顾，而我这只羊羔看上去毛色不佳，膘水不丰，所以只是泛泛地寒暄了几句，徐先生却在旁不住地点头，眼睛放出光来。

接下来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徐先生和徐太每晚来我的地下室，手捧圣经要我和他们一块查经，做祷告，直如在中国单位里每日开会似的。我开始时躲出去，实在躲不过了就干脆告诉徐先生我没有像他那么多的宗教情绪，我更希望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画画。徐先生用一副你怎么不识好歹的眼光盯住我，我知道如果在这副眼光之下屈服的话，从此就不会有安宁。在几次三番的思想工作下我无动于衷，徐先生终于认定我不是自甘堕落，至少也是孺子不可教，总算放我一马，不再来感化我。

从此他见了我就把脸转向一边，我跟他打招呼也不理睬，徐太太也不把学校里的剩余物资送到地下室来了。我乐得清静，只觉得既然是同乡，又是邻居，何必弄得这般壁垒分明？不是基督徒连个招呼都不能打了？

一天，房东太太告诉我；徐先生要搬走了。我们公寓的房租算是便宜的，地点也不错，更主要房东太太人非常好，对新移民房客很照顾。我随口问了句徐先生要搬去哪里？房东说徐先生已经有三个月没交房租了，她实在没办法再宽捱下去。我大吃一惊，徐先生是个诚实的人，虽然脾气固执了一点，但怎么会拖欠房租的呢？房东说徐先生在前一阵把工作辞了，说是要更好，更心无旁骛地侍奉上帝。还不许太太去上班，说乌鸦不工作，上帝照样养活它们。我们身为上帝的子民更不用说了。几个月下来，生活当然成了问题，连牧师都劝他回去工作，但徐先生不为所动，天天在家查经祷告，或者和太太两人，挨户敲门向人宣传福音，散发基督教的小册子。人家没反应，他就认为自己心不诚，志不坚，回家来更是没日没夜地祷告，希望上帝给他信心和力量。房东太太长叹了口气道：我也没办法，不付钱银行会收楼的，这楼里五六家人都拖家携口的，不能为了他一个连累大家。。。。。。

徐先生搬出公寓之后就和太太住在他的汽车里，晚上就泊在附近街上，偶尔我去超级市场买菜，看见他站在停车场上，蓬着头发，穿着很皱的西装，向顾客分发基督教的小册子，大多数人都绕道而过，或干脆拒绝。徐先生划了个十字，继续把小册子递向新来的顾客。

我还在中国城看到徐太太，老了很多，佝偻着背，拖着脚步在街上走过，不时停下来，漫无目的地向店铺内张望。她空洞的眼光在我脸上扫过，一点也认不出我来。我很想上前打个招呼，但是，此时此刻，说什么好呢？

汽车里当然是住不长久的，政府也不容许市民住在汽车里，徐先生的汽车被拖走了。我最后听到关于徐先生夫妇的消息是；徐太太回了广东老家，但徐先生死也不愿意回那没有宗教自由的土地上去，结果他被一个政府机构收容了。什么机构？不要问我，我不想知道。

许多年过去了，印象也淡薄下来，那个教堂在靠近海边的一条小街上，具体地址我不记得了。牧师长得怎么样也一点记不清了，但有时街上闪过一辆计程车，开车的司机花白头发，满脸疲倦，我会突然想起徐先生来，那个不通情理的好人，执善固执的信徒，在他选择把一切放到上帝脚下之前，也曾是这么匆忙而琐碎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