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超然和Josiah Tatnall 代表了中西文化的不可兼容性

美国华人吕超然的故事已经被大家熟知，他在朝鲜战争中对志愿军战士用普通话喊话骗说自己人，不要打，结果志愿军上当受骗停火的片刻就被美国士兵包括他，统统打死了。这个华人后来勇敢作战，两次受伤，被提拔成了美国的什么上校。

而Josiah Tatnall 这个名字却鲜有人知，特别是中国人。因为中国官方把鸦片战争有关他的故事给刻意隐瞒了，只留下前半部分 – 僧格林沁炮击英法联军船舰大捷。1859年6月18日，英国侵略军抵达天津的大沽口，打算沿河而上，攻入京津，逼迫清政府通过《天津条约》。他们与在大沽口炮台设防的清军发生了战斗。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率清军大胜英法舰队。可是联军士兵从船舰上跳下来抢滩往岸上冲来，在清军炮火下死伤者众。此时一艘美国军舰正停泊在附近。美国在鸦片战争中一直官方持中立立场。但是此刻，舰长见英法联军士兵性命危险，拔出佩剑 命令美国军舰向清军开炮。清军火力被压倒，英法联军士兵得以全身而退。当被质问他的作为是否打破了美国的中立性，他解释说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这句话本来是西方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有的格言，但是这是第一次西方人公开把它应用于对外族的实践和应用，意即在英法人和中国人发生争斗时，不得不帮助跟自己有血缘至亲的族裔。他的这句话从此以后成为西方人信仰的天条。

中国人吕超然，是在自己的同族跟异族发生争斗时，不择手段地为了异族而诱杀自己的同族，而美国人Josiah Tatnall，却是正相反，在自己的同族跟异族发生争斗时，不择手段地为了自己的同族而诱杀异族。

两者截然相反，背道而驰，完全具有不可兼容的性质。实际上，这种差异就代表了中国人跟西方人的一种最根本的文化不可兼容性。

吕超然所代表的，肯定不是一种中国人中孤立少见的行为方式。事实上，相当多的哪怕身在美国的华人都认同吕超然的行为。不少华人认为吕超然诱杀志愿军的行为跟共军施诡计诱杀国军，美国人杀英国人等等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些华人所忽视的是人类行为的目的性，是这个目的性使得同样的诱杀发生了性质上的区别-- 一个不涉及种族斗争，所以不涉及种族选择，另外一个则相反，涉及种族，并且造成了种族选择。也就是Blood 跟 water，血孰轻孰重的选择。

共军国军，美国人英国人互杀，其战争目的都不涉及不同的族裔的种族斗争，都是一个种族的内部矛盾，内部斗争，发生在任何种族内部。比如，共军设计杀国军，不是为了日本人或美国人的利益而杀而是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利益而杀。美国人设计杀英国人，不是为了异族如中国人日本人而杀，而是为了美国人自身的利益而杀。而志愿军与美国军队的战争却涉及两个不同的种族的斗争，性质为一个种族的涉外斗争，跟内部斗争性质完全不一样。美国人杀志愿军，不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这是两个不同的种族的战争。所以，与共军国军互相诱杀完全不同，吕超然是在为了异族诱杀自己的同族。但是美国人Josiah Tatnall与吕超然一样，遇到了种族选择的关头，却做出了与吕超然截然相反的选择。

Josiah Tatnall的选择违反了中国文化的 “认理不认亲准则”，即彼时彼地什么有利我就做什么，六亲不认。而吕超然所做违背了西方人的天条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血比水浓，只要帮亲，管他什么理（认亲不认理）。

中国人的六亲不认，当然能够使得自己的眼前利益最大化，暂时目的最快实现。但是长远看来，却会使得中国人成为一个彻底孤立的个体，被他人遗弃。因为，一个人的血缘至亲（包括共同血缘的族群），是跟他最具有共同利益者，因为血缘是人类划分的最基础线，如果你连自己的血缘至亲都可以不顾，你更不会顾及你的任何其他共同利益者。而反过来，这些人也会因为你的无情抛弃你，再也不会在你需要时施以援手。反过来还可能成为你的潜在敌人。

与之相反，西方人的认亲不认理，也许一时理亏，却会为自己赢得一个兄弟连。因为你顾及的人们也会在你需要时顾及你，大家一起共进退。缺点是这对于一个他们的非我族类，特别是一个弱小异族的个体来说，这就很容易导致种族主义，非常残酷。

那么，当中国人和西方人这两种持有截然相反的行为准则的族群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那时候，这样互不兼容的两种文化必然会导致中西两个族群的相互矛盾。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1百年前到美国的修路华工，在其他族裔的铁路工人集体罢工的时候，独自打破禁忌去修路，还压价工作。结果彼时彼地赚到了快钱，但是最终却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 – 被其他铁路工人群起反华，以至于发生反华暴乱，死了百来人。不仅如此，事后更被其他劳工等等底层劳动者集体杯葛，造成美国历史上唯一针对一个单独族群的种族排斥法案通过，即排华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