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正确认识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

    由1978年的11届3中全会开启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进入第35年。今年深秋，即将迎来又一次三中全会。对于三中全会，很多人总是给予很大的期待。而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攻坚期、深水期的背景下，自然会有很多与这些期待相对应的疑虑。那么，如何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和基本逻辑，就成为最核心的认识问题。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应该正确理解改革开放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个取向，简言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内涵大致为：经济上，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占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对整个社会的资源不断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宏观和微观的效率；政治上，坚持和改进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新形式、新体制，与时俱进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意识形态方面，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的情况，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总结和阐述，在实现党的阶段性纲领的过程中，再次完成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成熟，推动政治上的成熟。

    明确了上述认识之后，就可以对一些争议性的问题，展开辩证的、历史的分析了。

    就历史逻辑而言，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奋斗。这不是什么高调，而是保证中国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基础。而远大的终极的社会理想，是要不断落实在阶段性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需要调动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积极性，才能使党始终保持对人民群众的号召力，进而始终掌握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地位。这就需要在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以及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所需要调动、能够调动的各种力量，形成一个正能量的合力，并以一个可以凝聚起这个正能量的各个部分的阶段性纲领，实现凝心聚力，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凡是能正确遵循这个基本经验的阶段，党的事业就是顺利的；凡是从“左”或者右两个方向，背离了这个基本经验的阶段，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践证明，在遭遇到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更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后，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制度上探索对西方进行赶超的基本制度，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全，增进人民福祉。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实践证明，只有在基本制度上优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能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既要契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又要适合较西方贫穷落后的现实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体制机制，才能有效解决这个历史的核心问题。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仁人志士，尝试了各种方案，最后由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中国文明的新生，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理论成熟和政治成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要在人均资源匮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且极度不均衡的现实制约下，在实践中完成对西方的赶超，真正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真正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有效解决前述的核心问题。因此，改革开放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的，也是正确的选择。

    顺着这个历史脉络，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既不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去意识形态化”，更不是“向西方社会体制的接轨”，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领导的借鉴西方成熟的体制机制，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有效利用全球资源的过程。为了能够激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可以为自己所用的各种活力，最大程度地迅速增加财富，就要重建或者新发展起来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买办群体；为了有效利用全球资源，就要主动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所主导的世界经济循环中，在第一步，就必须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全球资本运营的成本洼地。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资本带着全球采购的订单灌注到这个新的洼地，才能使中国有条件赚到全球化体系中的那一份辛苦钱甚至血汗钱，最终利用全球资源，完成中国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之所以能够不被西方资本彻底锁定在打工者的位置上，而能谋求在学习、引进过程中的全面的赶超，则应归因于独立坚强的国家主权和正确清醒的思想方法形成的国家战略。换言之，如果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放弃了正确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盲目地搞什么“深化改革”，就会使当前的民族复兴的势头发生根本的逆转。这就是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贯穿在这个过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的真正意义所在。

    再进一步进行历史的分析，我们应该理解，当中国刚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时，主要的动力，来自于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一代人，缺乏亲身的新旧两个中国的对比，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缺乏切身的坚定的认识，突然从一个“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在封闭环境下形成的幼稚的定见中，遭遇了中国比之相当多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人民生活匮乏的现实，心理上受到巨大冲击，于是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简单理解为向“繁荣进步”的西方接轨，是再自然不过的。可以断言，那一代人中，越是信息充分，思想活跃的佼佼者，越是容易接受这个直观的结论。而经过一代人的发展，由于市场经济自然发生的两极分化，这些佼佼者，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控制了各个领域的主要资源的主导权，这种青年时代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时期的思想基础，与现实的自身利益的偏好，两者互相叠加推促，自然会形成事实上的，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历史经验的总结的偏移。而这种偏移，对包括这些精英群体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的根本利益，都是极端有害的。各种形式的右的思想，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真正的社会思想基础，就在于此。

    与前述右的思想倾向相对应的，就是不同程度的“左”的思想倾向。简单分析，就是“极左”和“极中”两种倾向。前一种，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承担了主要的改革成本，又没能直接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第一时间受益，于是就产生了剥夺感，进而发展成焦虑感，并与改革开放前的一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论述进行肤浅、片面理解形成的思维定势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直接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其基本主张，就是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了资本主义，甚至是回归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邪路，只有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再次发动“文革”，才能回归“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后一种思想倾向的主体，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基本同步受益，却对现实有所不满，包括既对改革开放的对象，即一些现实的垄断行业和利益结构不满，也对改革开放的最大的受益群体不满，同时又对进一步的改革有所期待的群体。他们表面上是“中间立场”，即坚决拥护现在的共产党的领导，实际是只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体系中的，被他们懵懂地认定为是符合其利益取向的部分。当与接轨派和“文革”派的争论中，这些人表现出一种“机智灵活”，实际是简单片面的思维方式。他们把一些技巧和逻辑上的急智，当做了“最客观最理性”的“思想方法”。

    上述的三种思想倾向，实际是当前中国社会的观念市场中，发出的声音最大的三种倾向。在媒体市场化的背景下，加上接轨派在现在的高校和宣传机构中的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平媒中，前一种思想倾向似乎占有主导地位。但其实际影响在萎缩。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表现出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而对应的西方主流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却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因此，这种“主导思想”，实际在论说过程中，越来越僵化颟顸，表现出他们曾经嘲笑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模式。

    而与这种“主导思潮”对战最激烈的声音，其实是发表在网络空间中的，就是上述的“极左”和“极中”言论。前者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程度，后者到了“党和政府的一切决策和行动都是最正确”的“歌德派”的程度。这两种思潮，和右的思潮，共同制造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混乱，且事实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对于新一届三中全会的“期待”和质疑的声音的社会思想根源。修正那些“期待”，回应一些质疑，正确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历史经验，包括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做出正确全面的阐释，形成真正的正能量。这是当前既要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不动摇，又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这两者之间的真正的结合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