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王权与列宁式政党 - 萧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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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王权与列宁式政党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萧延中（2017-11-30） 

萧延中：对于中国自身来说，它与西方国家无论近代的还是古代整体的发展线索好像都不太一样。从夏商周到百家争鸣再到两汉以后，基本奠定了中国被学术界称之为“宇宙王权”为中心的一种政治结构，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整个东亚政治体系都受到这一结构的影响。 在“宇宙王权”的结构中，在“王”的上面受一个“道”的统摄，人们称这个“道”为天命、老天爷等；在“王”的下面又受一个“民”的“监控”，民生状况是衡量政治良莠的无情眼睛。按董仲舒的说法，把天、地、人这三横用竖贯通在一起的，就是“王”。所以，“王”从上要遵循最高的形而上的“天”，从下要迎取最低的形而下的“民”，一方面其所代表“天命”是抗不了的，要顺天命而为，另外一方面，要把眼睛盯在老百姓，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这样，“王”就在整体的政治系统和结构中占据了一个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位置。 毋庸置疑，这一政治理念和由此导出的权力结构，与古希腊、希伯来-基督教、古印度等文明系统都有显著的不同。 

多维：那么这样与西方不同的“宇宙王权”又与列宁主义式政党有哪些契合呢？ 

萧延中：“宇宙王权”的政治结构从汉代到清代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直到中国引进西方思想，进行现代改革。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要全面理解和解释“西方”这一概念。“西方”这一概念主要是指西欧，最概括地说，后来从那里流出两大思想体系，影响到全世界的政治观念和制度。其一支是英国的宪政主义，后来在巨型国家美国得以完善，另一支则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在巨型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受到追捧。就后一支而言，俄罗斯在列宁主义和中国的毛主义形成了气候。而列宁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无产阶级政党”为中心的模式。这个模式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逻辑关系的经典表述。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说：“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事实上，当初引进列宁这个思想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也如此。在军阀割据，各派争雄的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看到了“党”这样一个现代政治组织在政治过程和中国政治权威中具有的核心作用，当然这也是国共两党能够胜出众多军阀的原因之一。只是国共两个党意识形态不同，一个是实现三民主义，一个追求共产主义，导致两者斗争。历史常识告诉人们，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在作为信仰的意识形态持守（中共话语叫做“思想建党”）方面，国民党远逊于中国共产党。这可以称为中国的政党政治，但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政治。用现在的政治语言叫做“党国一体化”，党就是国，国就是党，两者很难分。 我们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摆了那么多的大道理，其实落脚点则是在现实：在一定意义上说，此时“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概念就取代了“宇宙王权”的构想，这不仅是现代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关节点，而且也在中国的语境下把古今中外契合在一起了。无论从“宇宙王权论”，还是从“列宁式政党论”，都会从逻辑中内生地导出“领袖”在政治系统中的重要性。 

多维：这样的列宁式政党，的确与西方的竞争性政党模式有很大不同。前者强调信念，着眼于长远，后者更注重利益，锁定于眼下。孰优孰劣，似并不好简单定论。 

萧延中：没错。列宁主义式政党和西方民主国家所形成的竞争型政党，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属于两种政党类型，但都是用party来表达这一概念，所以中国人非常容易混淆，特别是当政党理念刚刚传入中国时，认为共产党和西方的民主党、共和党是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两者是不可比的。 中国近代的历史后果证明，谁能够将列宁主义式政党的结构与权力的获取联系起来，谁就具有较大的能量。像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还有其他的军阀派别，他们之所以大起大落，或被别家灭了，或归顺了别家，就因为他们没有认知到，这么一个规模巨大、差异性极多，经济发展相对贫困，教育水准相对低下，同时又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国家，如何才能实现现代转型。对于这一点，国共两党可能是不自觉的，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是在寻求自保方式的过程中，摸索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些过高的评说和分析其实都是“事后诸葛亮”和“成者为王”式的拔高。 

多维：从中共与国民党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到，两党的领袖对于各自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萧延中：相较于竞争性政党主导政治的国家，在列宁主义式政党主导政治的社会中，党的领袖似乎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无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近代历史以来，他们两个党中间的领袖都显得非常重要。这个问题急需在理论的层次上加以探讨。 为什么列宁主义式政党体系会更加强调“党首”的至关重要性呢？这也许是列宁主义式政党的整体功能和竞争型政党的性质和功能都不一样的缘故。竞争型政党所关注的是纯粹的世俗事务，没有一个特别明确固定不变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不具备形而上的性质，其直接功能则是为了选举，只是提出一些自认为更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主张，它们要揣测民意，最后靠选票赢得执政权。 列宁主义政党实际上有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强调要有一种信仰的终极目标。信仰体系是一种信仰的叙事，无论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特别把它的目标终极目标定在未来，将来这个社会“应当”（应然）如何地美好。具体眼下情况是怎么样的也是在他们考虑之内，但是要和“应然”的目标相吻合，这是列宁主义政党很重要的一个特征。相较之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由于有马克思思想作为支撑，这个特征就更加突出。 因此，西方政党的选举纲领，绝对不会描述未来几千年国家会怎样的美好。所以当把一个意识形态形而上化的时候，它就带有了一定意义上世俗宗教的味道，如果我们在此可以用“宗教”这个词的话。因为在学术界，一旦涉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时，就会使问题复杂化，引发无穷的争议。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姑且使用世俗宗教的说法，仅想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列宁主义式政党的终极关怀不是此岸的世界，而是彼岸的世界，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一个过渡，一种手段。 由于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性质，就要求即使涉及此岸的世界，也不仅仅是吃喝拉撒睡这样的日常事务生活，而是把这些行为与超出日常事务层面的信念联系起来。而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能力，在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中则借用了一个佛教词汇，被称之为“觉悟”。 这样就决定了列宁主义式政党，无论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还是像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这样的国家，或者像现已经解体东欧的大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看到其中一定会出现一个超出一般人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