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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北戴河会议的召开以及国内经济指标的持续恶化，海外媒体再次掀起关于中共内部可能出现反习势力的猜测，引发了新一轮炒作。这次焦点集中在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身上。有各种传言称，曾庆红坚守改革开放国策，反对习近平复辟文革倾向，似乎元老派与党内反习势力联手，对当前经济下滑的局势，向习近平发起挑战。甚至有人传言习近平已被架空，年轻的红二代如李小鹏将接管国务院，继续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
这种炒作每年至少会上演一次，已经成为海外媒体的例行任务。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治格局，会发现，随着江泽民的去世，胡锦涛再次被边缘化，20大正式确立习近平为第五代核心领袖，他的亲信势力牢牢控制党政军高层的关键职位，形成了以之江新军、闽江旧部等核心派系为主体，陕西帮、后宫势力以及上海帮余孽等为辅的习家党系统，日益巩固其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权的掌控。
与此同时，胡锦涛在20大上，被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架离会场，习近平用雷霆手段震慑元老派，再加上江泽民去世后，曾庆红等人都年事已高，为保护个人利益，一味顺从习近平，助长了他的专权，已不再具备干政的意愿和实力。整个元老派失去了明确的领军人物，曾经威风凛凛的退休常委们已被习近平吓破胆，基本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尽管海外媒体一再炒作反对派的存在，却无法找到现实人选。所谓的反习势力对抗习权威的说法，毫无实际意义。
1. 习近平最大的两个心腹势力：
之江新军和闽江旧部，是目前习近平所依赖的两个最大的亲信派系集团，掌控了目前中共党政绝大部分政治资源。
习近平曾在2002年至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在此期间，他聚集了一批以李强为首的精英，包括陈敏尔、应勇、赵一德、楼阳生、陈一新等，形成了之江新军核心力量。这个派系目前在国务院总理李强领导下，拥有许多年轻有为的浙江背景的干部，他们被提拔至国务院系统，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
另一方面，闽江旧部是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培养的一批得力干部，其中包括蔡奇、黄坤明、王小洪、何立峰、陈希等人。尽管蔡奇和黄坤明出身于闽江旧部，但习近平在调任浙江后，他们都曾在浙江工作过，与习近平的关系更加紧密。这几位领导在党内占据高位，各自拥有一片天地，掌握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实际权力。
2. 两派的政治角色与派系特点：
第一，习近平在浙江时期，李强担任省委秘书长，忠实执行习近平的各项指示，协调资源，使浙江成为习近平思想的实践基地，从而获得了习近平的高度信任，担任国务院总理，在党内排名第二的位置，协助习近平主管经济工作。李强曾在江苏、上海等地担任一把手，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对经济、改革和宏观管理等领域有深入理解。作为之江新军的领袖，李强在推动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闽江旧部在党务、政法和人事等领域拥有更大的权力。蔡奇等人在党内地位显赫，掌握着中共的关键实权，特别是在党的内部组织和机构运作、人事安排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在维护党系统的稳定和统一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是习近平确保执政稳固的关键人物。
其中蔡奇任中常委，在党内排名第五，兼任中办主任，书记处第一书记，是仅次于习近平的党务第二号实权人物，忠心耿耿，被委以重任，为习近平把住党务关，成为习近平执政的第一帮手。王小洪现任公安部长，掌握刀把子，是现政府中首屈一指的实力强权大佬。陈希担任中组部部长至今，为习近平选配干部，配备合格人才，当之无愧的人事大总管。总之，与之江新军相比，从担任职务的含权量来衡量，闽江旧部的势力似乎还要更大一些。
第二，从人员配备年龄上，之江新军以国务院为根据，吸引了大批江浙精英进入国务院部委系统，因而储备了大量人才，在今后的岁月中影响深远，必将成为未来习政权的人才库，拥有比较远大的未来。而闽江旧部的主要人物年龄偏大，所处部门比较单一，容量有限，后备力量不足，可能持久性方面不如之江新军有优势。
第三，从管理的性质来看，国务院经济管理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当前正处于经济下滑周期，经济运行已成崩溃趋势。李强虽然对习近平忠心耿耿，政治上有一定优势，但宏观管理手段有限，见效慢，靠天吃饭，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责任不小，风险极大，随时可能成为经济失败的替罪羊。而闽江旧部派系多负责日常事务，综合性较强，相比之下，人为掌控的难度小一些，直接风险也相对较小。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嫡系派别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各自的关键性作用。习近平的人事安排体现出的深远用心，以之江新军管理政务，发展经济，以闽江旧部掌管党务，把住上层建筑及社会管控，一左一右，各管一摊，分工合作，互相监督，共同治理。但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对各方的限制和防范，如闽江旧部的王小洪任职公安部长，使李强失去了本来属于国务院序列的公安管辖权；习近平在任命之江新军的陈一新为国安部长的同时，找来曾庆红派系的陈文清，担任政法委书记，作为整个政法系统的主官；使政法系统的三驾马车分属不同的派系势力，这样有利于习近平分而治之，避免一家独大。在经济方面，习近平任命闽江旧部的何立峰担任副总理，主管物资供应和金融，兼职于国安委，负责战备物资的供应调配，同样具有消弱李强总理职权的功能。
总之，之江新军肩负复苏经济大任，需要超前部署，摸石头过河，有一定的政治风险；闽江旧部几个人权力更大，任务相对单一，风险小一些。但长远来看，习近平在浙江的经营更加系统完善，未来的主要干部基础则更加倾向于之江新军派系，这种趋势将成为习近平今后组织人事上的最明显特点。
3. 谁更有可能继承习近平的衣钵？
政治常识告诉我们，目前的政治格局中，不存在具有实际规模的反习派别，这应该是个符合实际的合理结论。如果非要说存在反对派，那也仅仅是虚拟的、潜在的，只存在于人们心中，还没有形成政治现实；即使人人都有腹诽和不满，但都没有表达出来，更没有付诸行动；如同某种潜在罪行，虽然有犯罪动机，但并未实施，“罪不昭彰”，查无实据，当然就不能界定任何犯罪行为；所谓的“反习派”人士，怀着侥幸心理，“狼上狗不上”，都指望别人出头承担后果，自己不冒风险坐享其成；人人投机取巧，个个奸猾无比，没人付诸行动，最后就形成了大家一起指鹿为马，苟且偷生，集体摆烂的局面。尽管这种状态不可思议，却正是目前中共官场的真实写照。对于海外舆论，研究寻找反习派的任务，到头来必然转化为对未来的预测，即从现有格局出发，分析判断一下，看看哪一位具有相应的政治动机和倾向，在未来最有可能成为反对习近平的人或势力，并能付诸行动且具备成功的条件。
预测未来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战争、内部分裂等等偶然因素，都是人力难以把握的情况。然而，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历史不断前进，过去的政治人物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新的人选、新的势力必然催生新的政治格局。我们熟知的曾庆红、胡锦涛、李克强等曾经的风云人物，以及其他退休元老，他们的声音已经不再被听取，已经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过去那种政治力量的基础已经消失；现在党政军高层的领导职位被清一色的习近平派系所占据，新上任的官员甚至未曾接触过曾庆红等老一代领导，彼此缺乏渊源，几乎就是陌生人。他们只认习近平，只服从习近平的号令。海外一些媒体仍然希望过时的中共元老能够担当反习领袖，只是一厢情愿，就像是在缘木求鱼，刻舟求剑，无法与现实对接。
我认为分析判断未来谁有可能成为反习派，有一个有效方法，就是考察谁最有可能继承习近平的衣钵，成为他的接班人；按照一般逻辑，这个可能继承习近平政治衣钵的人，就最有可能是未来的反习派；而这只能从目前在位的现任领导人中产生，必须在习近平的两大亲信势力集团中考察，而不能从过气政治人物中寻找。
4. 李强的之江新军具有更远大的政治前途
从目前情况看，闽江旧部的几个大佬握有重大权力。比如蔡奇，籍贯福建仙游，是北宋权相蔡京同族后裔；蔡京曾被史家评论为 “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尽管蔡奇並未有蔡京那般恶评，但在北京驱赶“低端人口”的残酷手段上，他却显示出强硬的一面，无愧于他那“荼毒生民”的祖先。然而，不管怎样，闽江旧部的几位重要人物年事已高，未来几年内都可能陆续退休，离开岗位；这几个人忠心侍主还行，但都缺少成为接班人的王者之气；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演化为未来的反习势力。
而之江新军则面临不同的局面。如前所述，之江新军的代表人物李强主管经济，正面临各种数据下滑、经济崩溃等困境。然而在风险背后，也蕴藏着机遇。李强作为国务院总理，主导着经济事务，在习近平的政权中还拥有相对平和的政治形象。如果不久的将来发生政治社会危机、颜色革命，或者突发事件如沙丘平台、烛影斧声等，导致天崩地陷、乾坤倒置，中共需要新的领导者时，李强有望成为备受瞩目的人物，承担起挽回危局的责任；同时与其他派系相比，李强统领的之江新军，也最有可能成为未来主导政局的核心政治力量。按照前述的推理，李强有条件继承习近平衣钵，成为政治继任人，自然是演变为反习派的潜在人选，这种判断是根据对现有政治格局分析后得出的、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
但还是那句话，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李强能否熬过目前的的经济金融风暴，能否克服“黑天鹅”和“灰犀牛”的灾难影响，能否受到上天眷顾，具有登基加冕的天命等等，都存在无穷变数，没人可以事先精准预测。政治形势和格局永远诡谲多变。比如按照目前的布局，之江新军内部最大的悬疑就是陈敏尔的前途问题。陈敏尔被习近平放在次要位置上，悬在那里，似乎被习近平冷落。但“塞外失马安知非福”，习近平政治城府极其深远，他这么做的用意何在？谁也不清楚；陈敏尔能否渡过挫折期，改变自己命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取李强之江新军的领袖地位而代之？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往往极小的变数，却可能成为今后政治事变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