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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1970年秋季,我刚进入初中,那个时候党的“九大”已经开过,“整党建党”重建党组织的工作也已经结束,各项日常事务也开始走上正轨,我们的物理、化学课本也正了名,不再叫“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学校教学活动除了还有每周例行的“学工”、“学农”也就是劳动课之外,都恢复了正常,按照“五一六通知”“斗批改”的步骤,原先规划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应该算是结束了。
不过开学不久,学校的早读和课前开课仪式发生了变化,一是不再挥舞红宝书“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二是上午第一节课“天天读”唱歌不再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改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现在还能全曲唱完《国际歌》,就是得益于那时“早请示”的天天唱。三是“早请示”时间读毛主席著作的篇目,由“老三篇”或者毛主席语录改成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这里用书名号,是因为它和“老三篇”不一样,人民出版社直接用“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收录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5篇专著和文章。我当时就读煤矿子弟校,由于煤矿是省属单位,师资水平在县里是很强大的,但是大多数老师仍然说不清楚哲学是什么玩意,因为那时根本没有培养政治科班教师。为什么毛主席会突然要求“大老粗也要学哲学”,根本是一头雾水,大约一年后才知道,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闹掰了,毛主席痛感党的干部不学理论,人家一讲“天才”,一抖马恩列斯书袋子,就被吓住了,所以他要我们“学点理论”,免得被人家牵着鼻子跑。
说实话哲学对煤矿工人来讲太深、太玄乎,不光工人不懂,干部也不懂,军宣队更不懂。好在上面的字都认识,于是“读原著”真的成了“读”原著。我是属于认字认得比较多的学生,早读课、学习课就经常被老师指定大声“读”原著。
虽然是囫囵吞枣,但是当时还是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所以我比较多地选读《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两篇文章,一是篇幅比较短,二是也容易理解。但是由于是照本宣科,典型的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用功已经没有“老三篇”那么深,所以现在已经只能背出一些比较经典的段落,不能全文背诵了。20多年后“三讲”,《实践论》再次入选“必读篇目”,拿在手里已经觉得有些生疏。
读《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不是那么严酷,生活气氛也比较活跃了,但是当时军宣队还在,为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校还闹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潮。当时驻学校的军宣队长是个排长,很跋扈,和学校造反派关系不好,这个人口才不好,一句话要分成几段讲,中间“啊啊”的语助特别多,一句话中间会有好几个“啊”。一天早操时间他按例训话,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人的正确思想,啊,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不是,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啊,他还没来得及说“也不是”,就被旁边的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打断了,说队长你说什么?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嘛!军宣队长吓坏了,更加语无伦次,学生们在下面众声喧哗,校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趁机宣布散会,然后结结实实向矿革委会告了校军宣队长一状,那个时候造反是理直气壮的,何况军宣队长确实有理说不清,矿革委会只好和矿军宣队商量,调走了校军宣队长,当时军宣队已经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也就没有再派军宣队长到学校来。
说起《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就顺便说下接下来的“读点马列”运动。那时林彪事件已经发生,也已经组织传达到除“阶级敌人”以外的所有人,只是没在报刊上公布。毛泽东是很善于利用“大批判”的,所以先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陈批孔”运动,林彪事件公开后,相应转为“批林批孔”,“学点理论”就是批陈批孔运动的一个伴生节目。当时指定要读的“马列原著”包括《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5部,多半都和反“政变经”、反“天才论”和不设国家主席有关,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对理论也够实用主义的,不过那时哪懂。指定的马列原著中,《共产党宣言》文风犀利,观点新奇,当时就把我迷住了,反复诵读,大段文字都能背诵。不过其中敏感词太多,所以学校发给我们的是剪辑后的洁本,其中比如“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者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种极具批判力的文字,还是我在老师那里找到人民出版社的单行本才读到的。《共产党宣言》的文风对我影响太深,让我膜拜不已,所以每次去布鲁塞尔,我都要去大广场那栋大门上方塑着一只天鹅的饭店店门口伫立良久,以示尊崇,要是有钱的话,就会去喝一杯了。
1970年秋季,我刚进入初中,那个时候党的“九大”已经开过,“整党建党”重建党组织的工作也已经结束,各项日常事务也开始走上正轨,我们的物理、化学课本也正了名,不再叫“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学校教学活动除了还有每周例行的“学工”、“学农”也就是劳动课之外,都恢复了正常,按照“五一六通知”“斗批改”的步骤,原先规划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应该算是结束了。
不过开学不久,学校的早读和课前开课仪式发生了变化,一是不再挥舞红宝书“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二是上午第一节课“天天读”唱歌不再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改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现在还能全曲唱完《国际歌》,就是得益于那时“早请示”的天天唱。三是“早请示”时间读毛主席著作的篇目,由“老三篇”或者毛主席语录改成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这里用书名号,是因为它和“老三篇”不一样,人民出版社直接用“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收录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5篇专著和文章。我当时就读煤矿子弟校,由于煤矿是省属单位,师资水平在县里是很强大的,但是大多数老师仍然说不清楚哲学是什么玩意,因为那时根本没有培养政治科班教师。为什么毛主席会突然要求“大老粗也要学哲学”,根本是一头雾水,大约一年后才知道,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闹掰了,毛主席痛感党的干部不学理论,人家一讲“天才”,一抖马恩列斯书袋子,就被吓住了,所以他要我们“学点理论”,免得被人家牵着鼻子跑。
说实话哲学对煤矿工人来讲太深、太玄乎,不光工人不懂,干部也不懂,军宣队更不懂。好在上面的字都认识,于是“读原著”真的成了“读”原著。我是属于认字认得比较多的学生,早读课、学习课就经常被老师指定大声“读”原著。
虽然是囫囵吞枣,但是当时还是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所以我比较多地选读《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两篇文章,一是篇幅比较短,二是也容易理解。但是由于是照本宣科,典型的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用功已经没有“老三篇”那么深,所以现在已经只能背出一些比较经典的段落,不能全文背诵了。20多年后“三讲”,《实践论》再次入选“必读篇目”,拿在手里已经觉得有些生疏。
读《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不是那么严酷,生活气氛也比较活跃了,但是当时军宣队还在,为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校还闹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潮。当时驻学校的军宣队长是个排长,很跋扈,和学校造反派关系不好,这个人口才不好,一句话要分成几段讲,中间“啊啊”的语助特别多,一句话中间会有好几个“啊”。一天早操时间他按例训话,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人的正确思想,啊,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不是,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啊,他还没来得及说“也不是”,就被旁边的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打断了,说队长你说什么?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嘛!军宣队长吓坏了,更加语无伦次,学生们在下面众声喧哗,校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趁机宣布散会,然后结结实实向矿革委会告了校军宣队长一状,那个时候造反是理直气壮的,何况军宣队长确实有理说不清,矿革委会只好和矿军宣队商量,调走了校军宣队长,当时军宣队已经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也就没有再派军宣队长到学校来。
说起《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就顺便说下接下来的“读点马列”运动。那时林彪事件已经发生,也已经组织传达到除“阶级敌人”以外的所有人,只是没在报刊上公布。毛泽东是很善于利用“大批判”的,所以先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陈批孔”运动,林彪事件公开后,相应转为“批林批孔”,“学点理论”就是批陈批孔运动的一个伴生节目。当时指定要读的“马列原著”包括《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5部,多半都和反“政变经”、反“天才论”和不设国家主席有关,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对理论也够实用主义的,不过那时哪懂。指定的马列原著中,《共产党宣言》文风犀利,观点新奇,当时就把我迷住了,反复诵读,大段文字都能背诵。不过其中敏感词太多,所以学校发给我们的是剪辑后的洁本,其中比如“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者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种极具批判力的文字,还是我在老师那里找到人民出版社的单行本才读到的。《共产党宣言》的文风对我影响太深,让我膜拜不已,所以每次去布鲁塞尔,我都要去大广场那栋大门上方塑着一只天鹅的饭店店门口伫立良久,以示尊崇,要是有钱的话,就会去喝一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