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行动要改变私有制住房政策了

中国的住房从1978年开始了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在2002年底开始走向高潮。2016年达到顶峰。房地产占用了中国金融资源的60%，限制了其它行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拉高了金融资产价格，使银行资产严重泡沫化，大大增加银行风险和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彻底改变。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也在狂奔四十年后，在消耗过去的积累的社会财富和民心之后，遭遇了瓶颈，后续乏力。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甚至影响到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共产党执政的天然合法性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后，只能靠GDP的不断增加来维持，没有了GDP的增加，执政的合法性问题都要遭受质疑。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的政治转向和经济转向，走上了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同样的道路。

一、中国房价冲上世界第一，整整用了40年时间

    中国的房地产业从1978年开始，经过25年政策准备，在2003年进入高速涨价通道，又经过连续15年的持续“宏观调控”，房价飞升，远远偏离中国经济正常发展轨道和国民正常收入可以承受的范围。政府在政策上推高房价主要有三条政策：

    1、最核心的一条在于，政府将住房定义为投资品，而不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定义为投资品，就是可以炒作，必须盈利，并且炒房会有暴利，用炒房暴利吸引投资者入场。

    所以，政府是允许炒房，还是禁止炒房，是判断政府将住房定义为投资品，还是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判断标志。

   从前，政府给出很多政策鼓励炒房，比如户口紧张的城市，买房“奖励”几个户口指标，比如零首付购房……

  禁止炒房，说到底就是要禁止住房的炒作交易，那么规定买房后限售时间的长短，就成为禁止炒房的一个有效方法。如果是买房自住，绝大多数情况不会买房后很快卖房。

中国的住房被政府定义成为和股票一样的投资品，分别叫做房市和股市，用来炒作获利

     2、在央行货币政策上就是超发货币。超发货币必然造成通货膨胀，但是政府控制民生必须的粮油副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却用相关的金融和一系列配套政策，将超发货币引导进入住房领域，鼓励全民炒房。

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货膨胀才是高房价的最主要原因

     3、高房价必然满足地方政府城市化建设对资金的需要，政府将土地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金矿”，大搞土地财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为城市提供公共产品。

目前的高房价中，政府收入占房价的55%~70%。

    GDP政绩观、面子工程、地方正富财政收入，让地方ZF捞钱不择手段。

    今天，中国的高房价已经不可持续，并且随时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要破解随时可能产生的金融危机，就必须破解引起金融危局的高房价。

 二、2017，石破天惊的转折

         2002年底，上海房价的首先高涨，开启了中国房地产腾飞步伐，2017年7月4日，上海国土局的一则土地挂牌公告，石破天惊，在中国高房价的发源地，又吹响了终结住房商业化的序曲！

    2017年6月6日，在佛山南海桂城平洲一宗5.51万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拍卖中，万科给出了最令竞争对手胆寒的报价：持有这块地上所有的物业，70年不出售！

   这是佛山史上起拍楼面价最高的地块，达每平方米9483元。土地拍卖的规则比较少见：

   在达到最高限制地价每平米15300元后，转为竞“自持面积”，起始报价为自持住宅年限10年，竞报阶梯为2%；当自持面积达到100%后，再转而竞自持年限，竞报阶梯为5年，最高为70年。

  经过约一个小时的竞价，这块土地最终由万科以最高限价25.3亿元夺得，折合楼面价约每平米1.53万元，自持面积100%，自持70年。

  也就是说，这块土地上建成的房子，万科一平方米都不能卖，只能自己持有。或者说，房子的禁售期高达70年！

  早在2016年12月，万科就曾经在北京海淀区拿过两块地，100%自持，期限是70年。

  自北京开了先河以后，广州、佛山、珠海等地纷纷跟进。今年4月28日，万科在广州的白云和黄埔，还拿过两块70年自持期的地，不过自持的面积分别为地块面积的50%和55%。  也就说，算上这一次万科在佛山拿地，这已经是万科第五次拍得70年自持期的土地了！

  万科此举，就是要进入住房租赁市场。万科作为国内住宅建设的领导者和先行者，大范围尝试建房自持开展租房业务，今后中国的住房解决方案，要从以自购房为主解决住房，转向以租房为主的解决方案。

三、国家解决国民住房问题的四种方案

   一是日本香港台湾美国模式，住房完全推向社会，叫做住房市场化或者货币化；二是新加坡模式，对 90%的公民住房采取政府提供，10%的高端住房实行市场化；三是德国模式，将住房当成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不允许资本炒作并且法律严禁房价和租金的上涨幅度；四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今天社会主义的朝鲜仍然沿用。

      █ 1、日本香港台湾美国模式，就是政府不负责任，并且还和资本勾结，挤压老百姓的生存空间，从老百姓手中套取资金，这种模式，政府短期通过出卖土地和房地产税收积累巨大财富，同时让大财团获得暴利，恶果是两级分化严重造成社会问题，房价虚高遏制实体经济发展，房价泡沫影响金融问题导致金融危机。2003年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这种政府不负责任与资本勾结收刮人民财富的方式，日本香港台湾美国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中国今天也不例外。

       █2、新加坡模式，就是由政府为社会大多数人提供租住房。在中国政府经过10年高房价突飞猛进之后，新一届政府开始改用新加坡方式解决人民住房问题，这个解决方案，是薄某某在重庆开始尝试并取得成功后，在全国推广的。但是在腐败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中国，这个办法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其中也会存在权力寻租，因为那些捧着邓小平理论学习的中国官员们这些年没有被教育好，大部分都被教育成了贪官和不作为的庸官。

 █3、其实最好办法是德国的办法，政府制订法律，让住房定位为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住房不是商品，更不是投资品。德国的房价在政府的控制下，每年以实际1 %的价值贬值，德国政府规定住房租金3年之内的涨幅不许超过20%，否则违法。因此，即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德国由于没有房地产金融泡沫，受到的冲击最小。

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要将地租收入的80%归国家，如果政府真的实施德国方式或者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恐怕也就没有人炒房炒地了。只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没有了，几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50%~80%来自土地出让金，政府官员的GDP政绩没有了，房地产占GDP的15%~20%，房地产商来自地租差价的巨额收益没有了，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媒介没有了，这些年几乎没有不出事的国土局长或者分管国土的政府副职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说到底，中国选择日本香港台湾美国住房解决模式，就是政府背离了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变成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也就是全心全意为资本服务了。中国政府如果把住房当成老百姓生活必需品，用控制粮价的方式控制房价，没有不能解决的。

       █4、第四种就是现在朝鲜的模式，由政府为人民分配住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实际上一直是处在战时经济时代，所以，中国在改开之前几十年也是采用这种方式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

        只是用这种方式，政府操心，要有投入，还没有土地出让收入，比较之后，某些不太负责任的人认为，还是资本主义好，政府、权力寻租的官员及其子女、资本集团都可以获得好处，所以从2003年开始政府猛力推动住房市场化。 有人月月讲要控制房价过快上涨，但是房价涨的速度，比高铁还要快。

四、国家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决定走公有制道路还是私有制道路的路线问题

　　1980年4月2日，邓总设计师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北京城前门的一座高楼，一边鸟瞰四周灰旧低矮的建筑物，一边对陪同他的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建筑业和住宅问题时，他发表了如下观点：

总设计师以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参照物，为中国设计了“特色”道路，一切为资本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

　　“房子是可以卖的。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消费领域的问题，建设起来的住宅当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这种生产资料的部门，也是增加收入的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要不然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把它当成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所以，在长期的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的地位。建筑业发展起来就可以解决大量的人口问题，就可以多盖房子，更好的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可以自己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房。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住宅出售以后，要联系房价逐步提高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繁华的市中心和偏僻地方的房子、交通方便和不方便地区的房子、城区和郊区的房子租金要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点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建房可以鼓励公私合营，今后盖房要有新设计，不要老是小四合院，要发展楼房，平房改楼房能节约耕地，要适合不同地区和不同居民的需要。”

　　这就是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邓总设计师《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这个谈话终结了中国人福利分房的国家政策，更加重要的是，这个谈话将大大推动全民私有化的进程。因为社会主义的讲求全民财产的公有化，而住房私有化将老百姓一生中最大的积蓄全部消耗在住房上，实际将中国社会强行“有产化”，将国家在银行的财富通过百姓借款转化为个人财产的方式，强行和提前私有化，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全民财富的私有化进程，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

　　上海和深圳，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试验田，先行之地。所以住房私有化，从这两个城市开始规模化、示范化发展。

　　但是，中国的高房价走不下去了，即使国家不在乎人民的感受，但是高房价带来的巨大金融风险，也让国家必须改变。另外高房价断送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把金融资源、人力资源向没有竞争力的房地产倾斜，会断送一个国家的未来。

　　2017年6月6日，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在出席“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年会时说“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雄安新区规划都是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不是一般的城市规划。”，“雄安新区规划方案预计6月底将会告一段落”。徐匡迪表示“雄安新区将在体制、机制方面做出彻底变化，尝试为中国城市今后发展走一条新路”，他强调“雄安新区的发展绝不被房地产商绑架”。

　　新华社雄安5月11日电，河北省常务副省长袁桐利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在房地产上，雄安坚决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求，不搞大规模土地批租、不搞土地财政，严格限制商品房开发，让低房价成为新区吸引创新要素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五、中国住房解决政策的改变

政府为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公租房

       十年之后，中国不会再是全民炒房购买自住房，而是政府主导的兴隆的“租房”市场出现。看看万科从2016年底，通过政府拍卖，在北京、广州、佛山等地已经获得5块70年禁售的土地开发住房。看看上海出让不准出售的住房土地，这是中国公有制住房解决方案的先兆。

政府主导的公租房，将是未来中国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办法

    中国的住房产业政策，已经从美日香港的全民买房模式，转向新加坡模式，以政府为主体建设公租房，提供给居民，少量高端住宅，由房地产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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