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革命，其实就是抢劫

当年，红卫兵抄家抄来的贵重物品都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据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披露：有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康生等人在挑东西。仅林彪、叶群就拿走文物字画1858幅，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唱片1083张。

陈伯达堪称是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钱杏村）藏书甚丰，50年代曾捐了80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阿英的书房，陈毅、郭沫若去看过，陈伯达、康生也去看过、借过书。文革抄家风起，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就宣布陈、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阿英的藏书因此未被毁掉。但到了1968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

康生更是抄家物资的蒐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龙云、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康生将一心腹召去，指示他带人先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拓本，他付10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5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11件）、林彪（11件）、康生夫妇（8件）、江青（3件）等等。

一面在台上摆出一副十足的革命架势，拚命煽动“横扫四旧”，一面却在台下中饱私囊，大肆侵吞攫取文物字画，这就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嘴脸。可见，他们信誓旦旦鼓噪的所谓革命，不过是忽悠民众的政治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