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工宣队的‘抗大学习班’怎样迫害无辜的教师

文革工宣队的‘抗大学习班’怎样迫害无辜的教师

毛泽东想把工宣队作为结束学校文革造反混乱的一个手段，结果是事与愿违，局面越来越糟糕。

工宣队的职能和模式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５日发表的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才得以明确。此文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所写并由他本人作了多处修改并确定了题目。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中发〔６８〕１３５号文件）指出：“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到了九、十月份，工宣队进驻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已成为全国广泛而又普遍的现象。

上海在９月５日到１２日，有３１０００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全市十个区的５１３所中学和１２４９所小学，每所中学平均有５０名工人。另还有５７００余名退休产业工人与工宣队一起进入小学。

当时工宣队在各个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同时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来稳定学校的混乱局面。

 我们从一个普通的中学的教师的亲身经历，来看看工宣队当时究竟干了些什么：

 1968年9月，工宣队要进驻学校了，学校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要排队敲锣打鼓到区政府，去将派来的三十几个工人师傅迎接进学校。

 来的几个工人师傅，一下子就成为学校里的太上皇，学校里的一切事情都是他们说了算。

文革结束后，有人到这些工人师傅原来工作的工厂去了解这些人的情况。得到的答案是，这些人的大多数当时在工厂里是吊儿郎当的懒汉，他们就是工厂文革打派仗的人物，工厂里的领导都讨厌这样的工人，因此有机会能够派出去就派出去，减少工厂的麻烦。

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工宣队的工人师傅都是这样的人物，工宣队中也确实还有一、二个老工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怀有善良之心。

 这些人在学校里待了近二年的时间，所干的坏事真的是说不尽，我们只从他们举办‘抗大学习班’一事，来看看这些人的狰狞面目。

1968年，从春天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到工宣队进驻，学校已经楸出‘牛鬼蛇神’十几个了，其中有莫须有罪名的叛徒，从来也没有去过农村的逃亡地主，有收听美国之音的潜伏特务，拿过定息的小业主，还有抄家转移了点东西的黑二代等等。

至于学校的造反派，到九月，已经是一派独大，曾经的几个造反派已经是偃旗息鼓。

大多数人都以为，一个只有七十个教职员工的学校，经过二年的反反复复的运动，要楸的已经楸了，要夺权的已经四平八稳的坐稳了，学校应该不再出现大批大斗的局面。

 工宣队到学校，经过二个月的所谓摸底调查，到11月，工宣队终于露出狰狞面目，要狠狠地整治学校里的这些‘知识分子’了。

一声命令，学校里，除了已经楸出的坏人，人人都要进入‘抗大学习班’，学习二个月。学校的‘复课闹革命’就完全交给几个留在学校的工人师傅去上课了。

现在，这个所谓‘抗大学习班’的名目，大家都也已经清楚，就是开展斗争，批人整人。

在‘抗大学习班’里的人是与外界切断一切联系，失去一切人身自由。

为了‘抗大学习班’的一切活动不受任何干扰工宣队到郊区的一个小学借用了一个楼面，来办‘抗大学习班’。

这个‘抗大学习班’办二个月，害了三条人命，被打致伤，甚至致残好几个。

工宣队命令去参加‘抗大学习班’的教职员工都要学习当年的红军，出发是全体教职员工排好队，步行要走三个多小时，身体好的还可以，体弱年老的就吃尽苦头了。

每个人都只允许带一个像军人一样的背包，一只搪瓷杯子，其他就只有‘毛选’必须带好。

上海11月的天气，晚上睡在地上，靠背包带来的盖被，可想而知日子的难过了。

在‘抗大学习班’，对所有的教职员工来说，晚上的寒冷真的是小事情了，每天的白天的日子更是不好过。

工宣队规定，白天，人人都只有二个活动内容，一个是，不开会时靠墙壁坐在背包上读‘毛选’，是抗大所以沒有任何桌子椅子，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开会，不是小组会就是大会。其余就是不允许随便走动，教职员工之间不可以相互随便交谈。

至于伙食，一定要体现出‘抗大’的精神，每天中午一顿是‘忆苦饭’，就是玉米馍馍，一面吃一面还要‘忆苦思甜’。早饭、晚饭是所谓一干一稀，真的是青菜萝卜干饭了。

 工宣队将‘抗大学习班’的所谓学习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毛选’，第二阶段是‘检举揭发’，第三阶段是大批大斗。

第一阶段是学习‘毛选’，这是工宣队在给这些‘知识分子’做规矩，必须遵守工宣队提出的一切要求，不是坐在地上看‘毛选’，就是小组学习，人人都要表忠心。

到第二阶段是要人人都参加‘检举揭发’了。一张纸发下来，绝不允许交白卷，人人都要冥思苦想检举揭发出点东西来。

对教职员工来说，除了良心不安外，随便想出点事情来也不难，说某人可能是特务，说某人可能当过强盗都可以，只要你想得出能够交卷。

这样过了二个星期，终于到第三阶段，要大批大斗大开杀戒了，工宣队准备搞点什么呢。

群众的检举揭发实在是毫无效果，工宣队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七十个人中，一下子就楸出了十几个‘有问题’的人物。

 楸出问题最大的人物是，楸出了一个伪警察局局长。这个教师年纪已经将到退休，可以说是一生都是老老实实的在教书，怎么会当过伪警察局局长呢。原来这个教师在自己的表格中填了个曾用名，而工宣队去外调时，当地人说当地的伪警察局局长就是这个名字。说是张冠李戴，工宣队可是认真的，就把这教师当伪警察局局长来批斗了，你是有嘴也说不清楚了。不过还好，这位教师比较想得开，不管怎样批斗还是坚持活下来了。

 还居然一下子楸出了个‘国民党特务’。一个中年教师，他的姐姐嫁了个国民党的官员去了台湾，他与他姐姐已经没有联系，那么又怎样把这教师联系上‘国民党特务’呢，工宣队可有办法了，工宣队放风说已经找到一个人，证明这教师收到过他姐夫给的一大笔钱。（文革后这些工宣队成员都赖得干干净净，都说没有说过这句话）。

这个教师姓商，斗争批斗他的第三天，他从教学楼的四楼跳楼自杀了。

 学校前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是青年教师，罪名是破坏文革革命委员会。工宣队对这教师就是采用严刑拷打，打了四天，打耳光把耳朵都打聋了，身体器官内伤出血，这才收场。

 其他被批斗的还有，一个教师被揭发曾经开过店，隐瞒了资本家的身份，这个教师说店是他父亲的，与他没有关系，但是有口难辩。天天在毛泽东像前整天罚跪，还要一面看‘毛选’。工宣队规定一天要背出一篇‘毛选’的文章，到晚上如果背不出，打耳光的噼噼啪啪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一个教师被人检举揭发偷听美国之音，一个教师过去曾经在伪教育局工作过，等等等等，天天有人被批斗。工宣队从学生里找来几个专门打人的打手，闹得是天天是人心惶惶，批斗会是就是打人的运动场。

这个‘抗大学习班’，一个教师自杀，一个教师在被批斗时心脏病发作当场毙命。

还要一个已经退休的老教师，已经离开学校，这人是摘帽右派，工宣队想到了他，要批斗他，命令他去‘抗大学习班’报到。他得到消息马上离家出走，对家人说是回宁波老家，但是就此失踪，文革后确认他是上了轮船，但是没有下船，中途跳海自杀了。

再说说这些工宣队员在‘抗大学习班’还玩出些什么花样。

一个工宣队的头头，居然在‘抗大学习班’姘上了个学校总务处的女职员。在‘抗大学习班’，这个女职员成为工宣队的头头的贴身秘书，‘抗大学习班’成了这些人乱搞男女关系的场所了。后来不知道什么会事情，这人的老婆居然闹到学校大吵大闹把这些丑事揭出来了。

一个工宣队员与带来的女学生搞上了，文革后期这人因为这事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大家才知道这些人的真正面目。

至于经济上捞好处，那是随心所欲了。工宣队几个头头都忙于外出调查，文革后公布的账目，‘抗大学习班’工宣队每个头头都报销了车马费一千多元。至于办伙食，值班津贴更是他们捞钱的好机会。

他们捞点小好处，居然害人不浅到这程度。

‘抗大学习班’、‘工宣队’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人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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