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外交先驱顾维钧的中美关系论点值得关注

中美外交先驱顾维钧的中美关系论点值得关注

 与同时代的外交官相比，顾维钧对外交方针和应对策略有自己的思考和总结，给外交史留下了不应忘却的遗产。每当思考或分析外交事件时，顾维钧的事迹都是一种重要的参考。

一定意义上讲, 顾维钧代表了整整一代民国外交的形象; 一定意义上讲, 顾维钧也代表了民国年间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职业形象和政治形象。

 顾维钧的美国观：美国不是帝国主义

顾氏一生与美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并且有一套自己的美国观。顾氏对于美国的一个基本认识是: 美国不是帝国主义。

 顾对帝国主义一词这样解释：“这个词主要是指一种主张殖民主义的政策, 而非意指政体。”如果以顾氏的解释看问题, 美国在世界列强中是较少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

 顾氏一向重视研究外交史, 他说：“从中国的外交史上来看, 英国同德、俄、日、法各国一样, 一向被视为帝国主义列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重重困难, 大都来自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实行的殖民主义和政治控制政策。”

 在顾氏开列的这份帝国主义名单中, 美国是除外的, 因为他认为与上列各国在华推行的殖民控制政策相比, 美国的程度显然较低。概括而论, 美国不是帝国主义, 是顾维钧全部美国观的基点。

顾维钧的经验：美国对华外交的三大特点

 顾氏的上述论点, 主要来自于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这一认识。 作为外交官, 顾氏对美国的认识主要来自于自身的经验, 而非观念。在长期的交往中, 顾氏认为美国对华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 美国对华有一种“感情上的兴趣”。

 顾说: 在世界列强中，美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在列强对华掠夺初期, 美国并未达到其他西方主要列强那样的程度; 同时也和其他列强不同, 它对中国有一种感情上的兴趣和理想上的目标”。

 美国的这种不同于别国的感情上的兴趣, 其表现之一是：“当外国人侵略中国时, 除了美国, 其他大国一般只是在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才出面干涉”。在顾氏看来, 美国对华的“同情”, 有时不是以直接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的, 而是一种“兴趣”。

 其二, 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 其对华关系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顾氏认为美国在对外政策的制订上, 受到这样一种因素影响, 他说：

 “美国人民在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上有分歧。住在大西洋沿岸的美国人, 对欧洲较感兴趣……住在中西部的美国人, 则不论对欧洲还是对太平洋发生的事情都有些漠不关心, 住在西海岸的美国人则对中国和远东深为关切……白宫和华盛顿的各种势力, 一般说来, 同大西洋沿岸各州的观点较为一致。”

 把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按上述地区分作三类, 顾氏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所以重欧轻亚, 主要是由于华盛顿靠近大西洋沿岸各州。

其三, 顾氏认为与英国的较为稳定的对外政策相反，“美国外交政策缺乏一贯性, 尤其是对中国”。

 顾氏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存在一种情绪化倾向, 他说：“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开放、天真和冲动的——当美国的情绪正常时, 非常慷慨大方, 但当不高兴时, 则非常残忍。”

 正是这种情绪化倾向, 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在长期的交往中, 顾氏曾反复领教过美国的“慷慨”与“残忍”。

在中国与美国交往的方式上, 顾氏主张采取低姿态, 顾氏认为4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的恶化, 其起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的领袖们对于他们在国际政治影响中的地位所作的过于自信的估计”。

 尤其是成为四强之后，“中国过分妄自尊大起来。于是中国领导人常常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持不妥协态度”。顾氏曾不无遗憾地说：

 “我曾屡次力图向蒋委员长解释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最佳方式。委员长采取他认为可以使美国人信服的那种方式。但他的思想和推理方法是中国式的, 不甚适合美国的情况……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要顺其性情, 不宜披其逆鳞。”

 顾维钧外交生涯

 顾维钧是本世纪（20世纪）美国现代外交发展过程的见证人。当他初次出使美国时, 美国还是一个不太重视对外关系国家, 并且也没有形成通盘考虑的对外政策，“仅仅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用以对付南美、远东(如义和团运动) 或欧洲出现的某一具体问题的政策而已”。

 顾氏认为, 1947年3月发表的杜鲁门主义, 标志美国开始有了全球性的对外政策。认为“这确实是美国制订政策的传统的一次重大转变”。但顾氏还是认为美国是一个阅历不深的民族, 因此，“指望美国人对国际局势发展的错综复杂情况, 能高瞻远瞩, 了如指掌, 这是不恰当的”。

 顾氏一生的外交路线, 基本上是“赖美为助”, 也就是说, 当他一旦不能从美国获得支持时, 其外交也便步入穷途。在国民党退居台湾前后那段时期, 顾氏作为驻美大使, 其基本任务就是争取美援。

 顾对其密友杜勒斯说：“抵抗共产党的前进究竟能有多少成效则全赖从国外, 也就是从美国能得到多少援助和支持。”

 而杜鲁门、马歇尔则强调国民党必须自助。杜勒斯也曾反过来要求道：“为了得到美援, 中国人首先必须自助。”

 由于国民党无力支撑战局，美国对顾也日渐冷淡。在与马歇尔的一次谈话后， 顾氏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过去三十年中, 我至少和十几个国家的三四十位外交部长谈过话, 打过交道, 其中包括六位美国国务卿, 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难以开诚布公交换意见。”

 与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的接洽更为不快, 顾氏感到：“从巴特沃思的谨慎和冷淡来看, 他把我看成了苏联大使”。

作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群体中的代表人物，顾维钧活跃于近代外交界近半个世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他既做过驻美国、英国、法国的大使，也做过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代表，还做过外交总长、外交部长，在民国时期拥有如此丰富外交履历的外交官仅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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