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抄家打死人这笔账应该算在谁头上另有说法吗

中国从封建社会起，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仇恨莫过于毁人祖坟和抄人的家。

文革中，千千万万户人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抄家，民主人士、资本家被抄家，一些小本经营的人也被抄家，甚至于只要日子过得比周围人滋润的家庭都被抄家。被批斗的干部，当然也要抄家。

整个中国，被抄家的家庭的数字是无法统计的了，各方面有不同的估计，但是至少是不少于三千万。

文革抄家、打死人这笔账应该算在谁头上呢。

粉碎四人帮后，这笔账就算在四人帮的头上。

大家都明白，这笔账只算在四人帮的头上是不够全面的。

现在，有人还要为四人帮翻案了。文革抄家打死人这笔账应该算在谁头上另有说法了。

这些人拿出戚本禹写的回忆录作为根据，像模像样的描绘出，文革抄家、打死人这笔账应该算在另一些人的头上，而四人帮倒是反对这么做的。

有人说，众所周知，北京文革打死的第一个中学副校长是卞仲耘，但是第一个被打死的大学校长魏思文，我就纳闷怎么没声没气。现在找到答案了——尽管戚本禹书中既未点校名也未点人名。魏思文是北京工业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原编注）书记兼院长，被打死后总理很愤怒，要戚本禹去查。他一查，“原来这是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人”，他奸污了一个女学生，学生母亲找他告状，也被他奸污，此事曝光后魏思文被毒打致死。戚本禹将调查报告总理，总理边看边骂，下令“把尸体烧了算了，不要再提了。”作者到网上查了查，发现魏思文是运动初期被国防科委工作组揪出来的，现在公开的死因则称是在他家墙壁夹层里发现两只手枪，被造反派逼迫交代毒打至死，完全没有戚本禹所说之事，有“为尊者讳”之嫌。其实即使如此，打人也是恶行，打死人更是犯罪。但往大了说又该怪谁呢？魏思文建国初任川东区委副书记，主持土改工作。川东土改打地主很残酷，打死者自杀者比比皆是，参加土改的中央民主人士工作团强烈不满。魏思文为此在作报告时称：“群众激于义愤打一下是可以的，有利于打开僵局”，梁漱溟当场提问：“吊打是造成僵局还是打开僵局的办法？”魏想一想后回答：“绝对禁止。”结果打得更厉害。

有人说，戚本禹用一系列事实证明，文革初期打人抄家等骇人听闻的暴行并非中央文革的责任，而是在高层反文革势力的策划怂恿下，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所为。他发誓：“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他披露，中央文革当时就了解到这些行动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支持的，中央文革对这种暴力行为持坚决反对态度。还讲了两件自己亲自处理的事。一是受总理和江青委派去了解和制止乱打乱杀行为，在关押刑讯“黑五类”的王府井东风市场，亲眼目睹被关押者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鲜血，墙面上用受害者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标语，女红卫兵用钢鞭抽打女“坏分子”等血腥场面。经他追查，是派出所根据北京市的指示给红卫兵提供的“黑五类”名单，一直追到副市长万里头上。派出所有人告诉他，他们也看不惯这些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就叫火葬场来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了，查都没法查。”他把没收到的刑具直接带到中央文革会议室，向总理和江青等汇报，所有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谢富治告诉他，这绝对不是公安部干的，是北京市自己布置的，估计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万里是负责公安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

有人说，中央文革得知大兴县发生大屠杀的消息后，戚本禹和王力连夜赶到大兴县调查，认为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他们向中央写出报告，反映红卫兵乱打人的现象，证明各地派出所是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给红卫兵提供的抄家抓人名单，包括大兴县的灭门惨案的名单。提出“他们用打、砸、抢、抓、杀、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报告经陈伯达、江青签名上报主席，主席随即召集总理、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的人开会，他们在会上汇报了老红卫兵乱抄乱抓乱打乱杀的情况，特别是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追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布置，谢富治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叶剑英则一声不吭”。

有人说，可以用事实证明，文革初期大批知识界文化界名人被害，也是反文革当权派转移目标所致，举了李达、老舍、上官云珠、马思聪、傅聪等人的例子。他说老舍死后，江青一直在追问是谁干的，甚至怀疑到周扬等人，说“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有趣的是，后来审查戚本禹时，审问者纠缠他组织斗刘少奇王光美的事，戚本禹气不过反问：“老舍是谁弄死的？”对方就哑巴了。事实上，老舍正是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红色恐怖”中，被老红卫兵毒打后投湖自尽的。

有人说，文革初期的暴行罪魁祸首是谁，清楚的人本来就不多。幕后指使者是谁、中央文革是什么态度，知道的就更少。再经几十年的隐瞒歪曲，都整到四人帮造反派头上去了。戚本禹所言都是亲历亲为，有时间地点、有文件、有批示、有会议记录，有档案可查。他说，“把这些打人的事实都说成中央文革支持下进行的，这完全是谎言。

是奇谈怪论，还是有根有据，各有各的说法。

不过，我们总是不忘记，是伟大领袖戴上红袖章，表示对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的支持。

我们没有忘记，这个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在天安门高叫，红卫兵抄出金银财宝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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