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爷有个朋友叫庄禹梅

阿爷有个朋友叫庄禹梅

晓田

         其实对庄禹梅这个名字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多次从我父亲口中听说过了，他说我阿爷（祖父）从前有个朋友叫庄禹梅，写一手好文章，是宁波的一位文化名人，被誉为『宁波的鲁迅』，当时听过后就有了一个印象，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近几年，随着长辈们的陆续凋零，他们口中曾经提到过的人和事却越发勾起好奇，想要去探个究竟。再说我们这一辈人也已经开始步入老年，如果再不把这些人和事挖掘出来、记录下来，那么他们的一生在当时的社会和那一段历史中所留下的痕迹也就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被抹去。

   （1）

       庄禹梅和我阿爷是同龄人，他们都出生于1885年。从有限的史料中得知，当1919年五四风潮波及宁波时他们已经有了交往，因为庄禹梅积极参与了当时才23岁的金臻庠和我阿爷陈章鸿共同组建并担任正副会长的宁波『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发起的 “抵制日货、倡用国货” 活动。

      当时庄禹梅和我阿爷均已34岁，而且都有了家室，在这之前，他俩是否相识，虽然已无从考证，但在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动荡中能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之前较深入的思想交流，并建立相近的认知基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推崇新文化、倡导科学。我阿爷那时在乡间发起废除迎神赛会的迷信活动，被迎神的人们抬了泥菩萨冲进祠堂，烧掉了房子，使他的母亲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笔者的阿爷陈章鸿

《时事公报》股票-董事栏中陈章鸿为作者阿爷

      次年六月，金臻庠约我阿爷和几位同道人共同创办了后来极具影响力的《时事公报》，由金臻庠作为独立办报人，为报社社长。我阿爷是主要出资人，为执行董事，但不参与报社的日常事务，因为他当时在上海的统益纱厂和宁波的和丰纱厂担任收入丰厚的高级职员，并正在上海筹建自己的协丰纱厂和协丰商号，报社还邀请了沪甬金融巨子俞佐庭担任报社董事长。从1920年6月1日发行《时事公报》创刊号开始，庄禹梅就和另一为资深报人乌一蝶一起离开了他们供职的当地最大报纸－《四明日报》的编辑工作，加盟《时事公报》，乌一蝶担任主笔长达二十多年，庄禹梅编辑该报副刊《珊瑚网》，后改为《四明山》。

独立办报人金臻庠

           庄禹梅在《四明日报》先后做过七年的编辑工作，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一位在沪甬小有名气的多产写手了，其实他走上文墨之道也实属偶然。

（2）

      庄禹梅出生在镇海庄市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但父母早亡，由他阿娘（祖母）抚养长大，由中过秀才和举人叔叔调教培育。他不忍背逆叔叔望其步父辈科举仕进之道，于是熟读四书五经，写起八股时文的水准远高出当时的同龄人。

庄禹梅一家,自左至右依次为庄禹梅的大女儿庄霞、夫人吴珠梅、胞妹、庄禹梅本人及外甥

         庄禹梅虽然年少，但善于思辨，判断独到。他认定科举制度不会久远，且目睹已是举人的叔叔也无大作为。于是他竟然将首次赴考秀才的机会用来为他人代考，居然还考上了，他赚取了一笔不菲的代考费。他就用这人生赚取的“第一桶金”，和一群“狐朋狗友”吃喝玩乐、尽情享用挥霍殆尽，说他是一个聪明的纨绔子弟实不为过。他此一行为少不了叔叔的严厉训斥，同时也对他谆谆诱导：“家虽清贫，但世代业儒，万不可功名俱损在你手。”那年他才16岁。

庄禹梅故居

        叔命难违，庄禹梅闭门“复读”，第二年他果然不负叔望，一举考得本县秀才试区第一名，但也不出他所料，这一年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他成了清朝“末科秀才之冠”。在此期间，上海社会上出现了一份《科学世界》月刊，传播科学新知识，这对庄禹梅触动很大，他全然不顾庭训，独自到上海一所理科专修学校学起了数理化。但事与愿违，学成后无处施展，只能回宁波在一所中学当个教书匠。

      课余时，为了打发时间，庄禹梅试着写起了小说，没想到第一篇习作《记毕阿生》竟在上海新创办不久的《时报》上发表了。从此写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文章连连变成铅印字见诸于各报端。1910年，他干脆辞去教职到上海以卖文为生，开始了他的『亭子间』生涯。他写的小说、时论、散文、随笔等文章常以病骸、醒公、平青、醉我等各种笔名发表在《申报》等各大报章，成为当时上海滩的一位高产的职业写手。

      庄禹梅虽然有才，但不善经营。他曾和友人合办过《宁波小说七日报》，仅维持了不到一年便停刊了，但他却在该报上以不同的形式刊发了三十多篇小说和各种小说论文。他还和人联手办过『艺文函授社』，自编讲义，用通讯方式向各地学员授课，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函授教育了。但却负债倒闭，庄禹梅只能变卖祖上留下的田地去还债，一点家底很快就这样被他败光了。

《宁波小说七日报》封面

          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庄禹梅还写起了长篇武侠小说在报刊上连载，每天笔耕不辍，他曾自言“每天少则五千字，多则上万言。”镇海籍文学家唐弢说他小时候爱读庄禹梅写的武侠小说，他说庄先生写的武侠小说很多，至少读过四五部，他写的小说人物都是“往来于江湖上的义士平民，专打抱不平。他所主张的人间正义和社会公道和他后来的信仰是一脉相承的。”

（3）

       庄禹梅并不甘于以卖文为生，还热衷于社会活动，他到上海不久就认识了清末著名职业革命家陶成章，经陶介绍，他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参与各类反清活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镇海光复，庄禹梅回到家乡任县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但因得罪知县而遭撤职，于是他就进入《四明日报》社做起了编辑，那是1913年。在《四明日报》期间，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民主耶？帝制耶？》的社论，结果被报社总编训斥：“你有几个脑袋？敢写这种文章！”庄禹梅第二天就离开报社，又去上海卖文为生了，真是既刚正不阿，又桀骜不驯，更不是一个顾家好男人。但后来还是被《四明日报》请回报社，因为毕竟『庄禹梅』已是一块名牌。  

      他有幸认识孙中山先生是在1916年8月23日，那天孙先生到宁波视察并在省立四中（今宁波东恩中学）礼堂向宁波各界发表演讲，由庄禹梅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做演讲记录。他的记录稿后经孙先生亲自修改后，发表在1916年8月25日的宁波《四明日报》、上海和杭州《民国日报》上，后收入《孙中山全集》。孙先生在宁波期间由庄禹梅全程陪同在侧，孙先生看他是个文弱书生，体质单薄，拍着他的肩膀说：“挺起胸膛来，不做『东亚病夫』！”

孙中山先生来宁波考察时留影

孙中山先生为省立四中校长励建侯题词

1916年8月23日，孙先生在省立四中礼堂向宁波各界代表发表演讲(今东恩中学校园）

（4）

      庄禹梅曾有过多次牢狱之灾，第一次是在1923年，坐的是文字狱。当时他以“病骸”的笔名在《时事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兵化为匪之可危》的短评，痛斥镇海炮台司令部的士兵下乡抢劫百姓、鱼肉民众。文中写道：“兵化为匪，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并公开指名抨击炮台司令张伯岐。司令长官恼羞成怒，责令宁台镇守使必须严办作者。迫于情势，庄禹梅主动前往镇守使署投案，报社社长金臻庠陪同前往并要求承担法人之责，甘与本报员工同罪。结果，庄禹梅被判处二年有期徒刑，金臻庠被处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一年。金臻庠出狱后联络各路地方绅士多方营救，庄禹梅终于在吃了25天牢饭后被保释出狱。此一事件使《时事公报》名声大振，发行量急骤上升，一跃成为宁波第一民营大报，这是始料未及的。

      庄禹梅自和孙中山近距离接触后，开始信奉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处处留意收集有关孙先生参与的各种政治活动史料，仔细研读了几乎所有关于孙先生的专著，甚至包括未曾发表过的手稿等超过300多种。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庄禹梅决定要为孙先生立传，并将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视为中国未来之希望。次年5月庄禹梅由国民党宁波市党部负责人陈国咏（中共党员）介绍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并被选为宁波商民部长。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宁波被军阀孙传芳部占据，到处搜索国民党人。虽然已是民国，执政的国民党却转入地下活动。于是庄禹梅干脆隐居家中一心撰写章回体小说《孙中山演义》，由于之前研究深入且准备充分，仅半年即完成了书稿，真不愧是一位功底厚实的写作快手。1927年3月，由上海环球书局出版，署名“庄病骸”。孙科、蒋介石、于右任、胡汉民等多位达官显要为该书题词，并由杨杏佛作序。此书发行后十分畅销，两年后再版，1931年又再版并改名为《铁血男儿传》。

庄禹梅著作《孙中山演义》原稿

        现在我们在书市上看到的《铁血男儿——孙中山演义》是1996年1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的最新版。著名文学史家唐弢为最新版写了序言，他评价说：“作为辛亥革命时期重要历史记录，据我所知，这是第一部孙中山传记，也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一部最好的孙中山传记。”

庄禹梅写的《孙中山演义》

       就在此书出版的同时，北伐军攻克浙江，废除军阀政府，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办了一份机关报《民国日报》，由庄禹梅出任社长，于同年3月7日创刊。但仅一个多月，庄禹梅闯祸了，还惹出了牢狱之灾。他在该党报上发表了直指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之名的社论《王俊十大罪状》，还刊登了题为《蒋介石亦效军阀故智耶？》的新闻。于是宁波的“清党” 就从《民国日报》开始了，庄禹梅成为宁波“清党”的第一个入狱人！

      由于庄禹梅是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人士，他入狱的当天下午宁波市党部立即派出具有国共两党双重身份的社会显要杨眉山（市党部常委）、王鲲（市总工会委员长）还协同社会名流张申之和俞佐庭前往司令部交涉庄禹梅入狱一事，但却落入圈套，营救失败。王俊虽放走了两位社会人士，然而不仅将庄禹梅连同营救他的杨眉山和王鲲一起开除了国民党籍，还将三人同囚一狱，严刑拷打。最后，杨、王两人被处死刑，庄禹梅以“与共党同路”、“污蔑总司令”的罪名，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三人在牢中朝夕相处两个多月，庄禹梅亲眼目睹两位对信念的执着，对生死的坦然。杨、王在临刑前，他面对两位赴死者深感愧疚和不安，杨眉山却淡淡地对他说：“没事，记得如果有机会出去，要为我倆报这仇！”庄禹梅点头允诺，这一允诺将不得不对自己今后的人生重新作出选择。

（5）

     庄禹梅在杭州浙江第二监狱服刑20个月后，经地方绅士王东园，魏伯桢等多方交涉和商界大佬、社会活动家虞洽卿的有效疏通，他获重审而无罪释放。出狱两个月后的1929年5月由张旦辉（子叟）介绍，庄禹梅成为一名中共特殊党员，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其实庄禹梅并不是他家第一个加入中共的，他的儿子庄启东还早他一年加入中共，在1927年17岁还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青年学生运动。虽然父子倆有相同的人生选择，而且庄启东在1931年也曾有过牢狱之灾，但从他倆的人生轨迹来看，父子倆在组织关系上并没有交集。庄启东先是到上海闸北左联支部工作，后去了延安和东北哈尔滨，一直从事中共党的文化和报业工作。解放后任国家计委劳动工资局首任局长，官拜副部级。所以庄启东虽然知道父亲思想激进，也许并不清楚他在宁波这样一个复杂的人文环境里究竟走的哪条道。

       加入中共之后，庄禹梅阅读了不少哲学论著，对人生有了不少新的领悟。他用“庄平青”的笔名，写了《社会进化论》一书，编辑出版了《内忧外患丛书》中《烈皇小识》与《研堂见闻杂记》，并为这两部书写了长篇序文。

      可是不久，于1929年12月，中共宁波特支机关遭破坏，庄禹梅与张旦辉走避上海。1年后他返回宁波，则因此失去组织联系，他重回《时事公报》做副刊编辑。1930年9月他被邀请去新创办的《商情日报》做主编，这虽然是一份4开4版的小报，内容以商情为主，也间刊小品文。庄禹梅就利用这个专栏，发表了大量题材敏感、文笔幽默、寓意深刻、遣词诙谐的时评小文，收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但他的那些带刺的小品文总会刺痛一些人而遭来麻烦。

      1934年冬天，有亲戚到上海给他儿子庄启东带信，说他父亲又被抓了，这可是第三次了，真是给家人带来太多的烦恼。好在这次当局拿不出确凿的有罪证据，没多久就把人放了。庄禹梅出狱后，庄启东就决定带着母亲和妹妹去了上海，后又带去了延安，从此无论去东北、去北京他一直将母亲带在身边，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宁波，也没再见过自己的丈夫。这其中也有文化差异，沟通障碍，感情隔阂等因素。虽然庄禹梅20岁时娶了这位当时才16岁的原配夫人，她叫吴梅珠，虽是大户人家出身，但没有受过教育，目不识丁，又是家庭包办的，但她性格倔强，体格健壮，常常弄得文弱书生的庄禹梅尊严全无，所以另有新欢也是情有可原。1925年，庄禹梅40岁时和20岁的年轻女工乐菱香好上了，由于乐菱香对文化名人的无限崇拜，让庄禹梅找回了男人的尊严，两人还生了一个女儿叫庄蟾影。原配太太倒也不计较，庄禹梅坐牢时，两位太太还携手给她们共同的丈夫送牢饭，并齐心协助解救。

         （6）

         正当庄禹梅主编的《商情日报》被办得越来越有起色时，但所发表文章的政治倾向却愈加明显，这可是要闯祸的。1936年10月，该报不仅积极宣传抗日，竟然公开抨击蒋委员长的不抵抗政策，这引起了当局不满，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商情日报》被查封，并将庄禹梅连同报社老板和两位编辑一起抓捕归案，四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押送至杭州高院监狱服刑，但他们不服，边服刑边向南京最高法院上诉。上诉期间，中国进入了1937年秋的全面抗战，『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被废除。因此，最高院撤销了对他们四人的原判，交保释放，这次可是庄禹梅的“四进宫”。出狱后，庄禹梅回到宁波，到《宁波商报》做副刊编辑为生，并和27岁的朱碧心女士生活在一起，那年他已52岁，『自古才子多风流』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时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鄞县县党部举办了一个『抗日民众游击干部训练班』，取名为『飞鹰团』。由开明的国民党县长陈宝麟任团长，但副团长、政治教官等骨干分子均为中共党人。庄禹梅就是在『飞鹰团』里做政治教官时恢复了他的中共组织关系，他每天在报社下班后步行四十里到天王寺去讲课，还主编了团刊《野战》，并利用工作之便在《宁波商报》社印刷该刊物，把副业当正业做。『飞鹰团』几乎成了中共发展党员的基地，我的大伯伯、翻译家陈冠商（阿爷的长子）就是在『飞鹰团』里加入中共的。但『飞鹰团』寿命很短，才短短几个月。1938年3月，开明县长被调离，由宁波警察局长取代，以『飞鹰团』被“共党操控”为由，强令解散，《野战》也只出版了两期。

        『飞鹰团』内的中共党员分散到各基层转入地下，庄禹梅以他工作的《宁波商报》社为联络点，担任中共支部书记，我大伯伯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任鄞县县委委员。就在这期间，庄禹梅发展了当时在《时事公报》任译报员的陈悦莲（我的大孃孃，阿爷的长女）和在该报做新闻编辑的朱仲伦（后成了我的大姑夫、阿爷的大女婿）加入中共。陈悦莲入党后便离开了报社，深入到宁波最大的纱厂－和丰纱厂从事女工运动。讲起大孃孃，我父亲曾说过，我大孃孃在上海读中学时因参加学生闹事被警察局抓捕，是阿爷专门去警察局将她保释出来，不知是否遭到阿爷训斥。朱仲伦加入中共后，担任了宁波城东区委书记。由于庄禹梅主编的《宁波商报》副刊的越来越不为当局所容，迫使他离职，并被迫公开声明是“自动离职”，但他依然在家里为报社编辑副刊，并主持所在支部的活动，最终《宁波商报》还是不得已在1939年停刊了。

        到1941年4月，宁波沦陷，许多报社包括当时在宁波最有影响力的《时事公报》都纷纷主动遣散，不愿在敌伪统治下苟且偷安。我大伯伯、大孃孃、大姑夫和在《时事公报》编辑儿童栏目的二伯伯夏风都离开宁波去了大后方昆明，报社社长金臻庠则规避上海。我阿爷亦隐居乡里，其实阿爷创办的协丰纱厂和协丰商号在最鼎盛时期的1936年因日货倾销而倒闭，之后他回到宁波，在《时事公报》任协理，主持印刷厂的工作。

      中共宁波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员们自顾不暇、溃散各地，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庄禹梅也因失业生活艰难，但他坚拒伪政府利用他的影响力高薪邀他出任被盗名的《时事公报》主编一职。这时中共四明山根据地委托他在宁波做些秘密接待的事情，并支付他一些津贴以维持其基本的生活保障。1945年1月，庄禹梅被接到四明山根据地从事党的文件和根据地的新闻编辑工作。8个月后日军投降，在根据地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庄禹梅因已年过60，且体弱多病，所以不适应随军长途跋涉，于是被送回宁波休眠等待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当时他在上海的女儿庄蟾影知道他没了生活来源，就写信请他去上海和她们一起过，但他回信说：“我虽然失业，可是赖朋友之接济，不但有饭吃，而且有酒喝......现在大约三个月可以无薪米之忧，海上之行，暂作罢论。” 可见他生性乐观，朋友广泛，还有美人朱女士陪伴在侧，常为他准备各种美酒佳肴，那再苦也是乐。

（7）

      1946年2月16日，《时事公报》复刊，原班人马陆续返回，改名《宁波时事公报》，以别于被敌伪盗用的报名。庄禹梅在回报社工作前，已用“醉我”、“平青”等笔名，在副刊《四明山》上发表杂文。抗战结束后，我阿爷被推举为鄞县姜山镇镇长，他当时一心致力于重建堇南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姜山中学。两位从五四携手一路走来，虽道不尽相同，但都在为社会的进步尽各自的责任。

        1947年1月中共浙东临委委派徐朗与庄禹梅接上关系，恢复其特殊党员身份，仅与徐朗单线联系。2月他重返《时事公报》主编副刊《四明山》，庄禹梅虽然已是德高望重的文化名人，但他对年轻的文化人也多有提携，而且对他们提出的建议也能虚心接纳。有史料记载，我二伯夏风在昆明时，创办过一份由李公朴的北门书屋主持的儿童刊物《孩子们》，后来因李公朴的遇难而被迫停刊。抗战后，夏风回宁波极尽全力将《孩子们》复刊，得到了许多文学界名人的赐稿支持，其中也包括庄禹梅。有一次，他用“醉我”的笔名给《孩子们》送稿，但被夏风当即退回，指出此笔名不宜用于儿童刊物，庄禹梅马上接受，改了笔名后才被刊用。庄禹梅也推荐他的单线联系人徐朗写的好诗《妈妈，你为什么哭》以徐吹的笔名发表在《孩子们》上，轰动当时的文艺界，不仅让孩子们为之动容，也催下了许多长者的老泪。可惜夏风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1947年8月他死于肺结核和肝癌，仅27岁。宁波各界在青年会举行隆重的追思会，由庄禹梅为夏风作生平介绍，体现了前辈对后辈的怜爱和痛惜。

      可是就在庄禹梅恢复党籍一年多后的1948年4月30日，徐朗被捕入狱，庄禹梅再次失去了组织联系，这一次失去的党的组织关系直到1970年他去世后15年之后才得以恢复，那是后话。1948年10月24日，当局以“报道失实，造谣惑众”为由，责令《宁波时事公报》停刊，庄禹梅因此又失业了，女儿庄蟾影再次请他去上海生活，但他还是没去，在给女儿的回信中说：“……我并不悲观，因为光明在后面等着我。只要我稍为延长几年生命，幸福之果是可能尝到的。” 看得出，有种信念在支撑他等待。

      1949年4月下旬，宁波城区变得十分恐慌，炮火声已经相当逼近。庄禹梅得到消息说，宁波城防指挥部已将他列入黑名单，随时都有危险。于是他连夜坐船回庄市老家躲藏，逃过了一劫。5月25日，宁波易帜，庄禹梅返回宁波城区。当时几个原来在报社工作、曾是庄禹梅线下的年轻的地下党人筹办了《宁波人报》，我的大姑夫朱仲伦也是创办人之一，他们邀请庄禹梅出任该报社长。8月1日，《宁波人报》创刊，后来该报与中共宁波地委机关报《甬江日报》合并，成为官方的《宁波时报》，庄禹梅续任社长。

《宁波人报》

（8）

      1951年9月庄禹梅被组织调动去做了统战工作，从此结束了他40多年的报人生涯。能否恢复自己正常的组织关系，这是他一个迫切的愿望，但未能如愿。可能和他多次入党脱党的客观经历有关，也可能和他四次出入监狱的复杂背景有关。可能和他结交甚广且良莠混杂的社会关系有关，也可能和他的最后一位组织联系人徐朗狱中表现无法澄清亦有关。当时的中共宁波地委书记是这这样和他说的，“庄老是宁波著名的老报人和文化名人，在社会上是头面人物，德高望重，更宜于做统战工作，所以在党外要比党内发挥的作用更大。”

       庄禹梅就这样一直在党外为党工作，先是在宁波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政协）任副秘书长，后来连续担任了六届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和历届人大代表直到1967年，还兼任了省文史馆馆员、民革宁波市委主委、民革浙江省委委员和宁波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大量史料。晚年，他凭借自己深厚的古文功底，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成《中国古代史析疑》和《古书新考》两书，各十余万字。

庄禹梅《古书新稿》手稿

庄禹梅《古书新考》手稿封页

《古书新考》封页

庄禹梅（醒公）为《郑文公碑帖》题字

庄禹梅题写《初拓郑文公帖》

      1966开始的那场浩劫庄禹梅自然是逃不过的，他被做实了“叛徒”罪名而停发工资、屡遭批斗，他难以说清－“为何1927年因营救他而入狱的两位共产党人杨眉山、王鲲均被杀害，而他却能活着，且无罪释放？为何他四次入狱都能安然获释？他多次入党脱党的真实的主观动机为何？” 对此他无法自证清白。1970年6月23日庄禹梅含冤离世，终年85岁。他的第三位女人朱碧心从他52岁起伴随他直到终老，他倆没有孩子，1981年朱碧心病重，庄禹梅的孙媳专程从北京到宁波探望她，并为她购置了墓地，晚年的朱碧心甚感欣慰，这是庄家人对她应有地位的承认。

       庄禹梅唯一的儿子庄启东却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虽然儿子官拜中共副部级，但此时也因“叛徒”罪而身陷囹圄。庄禹梅就在去世前两天还念念不忘为徐朗写下了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为其日后洗刷污名留下有力的旁证。

       我阿爷是在1967年去世的，早庄禹梅三年，我想1951年之后他倆就不再有碰面机会了。阿爷在宁波解放后，作为地方开明人士担任过鄞县首届和二届特邀人大代表，被推举为姜山中学校董会副董事长。1951年4月，他受政府委托到上海摹集生产自救基金，当摹款汇出，人还没回到宁波，却被告知土改工作队已将他划为地主成份，于是自家老宅被侵占、房内财产被盗空，继而宅院被放火焚毁。从此阿爷再也没有回过宁波，之后16年的余生也就可想而知了，恕不在此赘述。

（9）

       1979年1月18日，中共宁波市委统战部为庄禹梅开了迟来的追悼会，恢复他的政治名誉。但直到1985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才恢复了庄禹梅本该就有的党籍，而且连续到1929年5月他第一次入党计算党龄。在重审庄禹梅党籍事宜中，当年由他介绍入党的朱仲伦、陈悦莲和他最后一位组织关系人徐朗等人都为他写了证明材料。1985年5月30日，庄禹梅骨灰安放在鄞县樟村革命烈士公墓内，以告慰其在天之灵。而且当年在他线下所有因历史原因而失去组织关系的地下党人，均已回到了他们当年在小黑屋曾经举起右手所面对的那一面旗帜下，虽然今天那些年轻的地下党人也都已经作古，留下了太多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左为二伯夏风，右为大伯陈冠商，中为大姑夫朱仲伦

2023年3月2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