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道德

苏格拉底说，“正义可以筛选出最优秀的统治者或者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强者并不是为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被统治者和弱者的利益。”这话和儒家的思想一致，认为有道之人一定会成为天子。其实，所有的意识形态最终都是协调正义与权力的问题。因为，失去权力它就没办法推广。很多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都表达，一手正义，一手权力的事实。《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代表强权，圣经中的大卫王，所罗门王都是依靠强权。佛教中的护法代表的也是强权。中国古人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代表正义，戎代表强权。现在叫“党指挥枪”。

亚当斯密的第一部著作是《道德情操论》，17年后，他出版了《国富论》。因此，有理由相信，他实际上是从研究正义与道德开始，逐渐发现了财富的力量。用哈耶克的话来解释是，“金钱是人类发明最伟大的自由工具，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将永远不会。”据此，有条件先将权力分解成金钱，再协调权力与正义。这个思路类似数学中的微积分，遇到难题，先分解成有规律的微小元dx，再求和。金钱还有两个性质一个是，即能向穷人开放，也有可能被富人收集。另一个是，用权力限制金钱，一秒钟就够了。用金钱限制权力，那是行贿；最后，还是权力说了算。

《道德情操论》的第一章就讨论“同情心”的来源；这就是资本主义道德的科学性，人有了富裕的生活之后，就会有同情心。它不需要证明，就如几何学中的公理一样的存在。同情心与财富成正比。而享受也与财富成正比。帮助别人而受到尊重是一种享受，更高级的享受。越是发达的社会，人们越看不起炫耀物质的人。有人说： “中国人，到了荣华富贵这个层面，就再也上不去了。”是指一个穷惯了的社会，从来没有过发达社会的经验。而中国的富人，也从来没有过悠闲的日子，永远都在和权力斗争比如吕不韦、石崇、沈万三、胡雪岩、盛宣怀等。中国真正的有闲阶级，一般是掌权的一段时间里。比如李煜、宋徽宗赵佶、万历皇帝等，懒政怠政的人。

在发达的社会，过好悠闲的日子，也是一种学问。罗素说：“不要因为睡懒觉而感到自责，因为你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这里要注意的是，创造不了什么价值。可是，有些富人，在致富的过程中曾积累了很多想法，认为自己还能创造一些价值，怎么办？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层次提高，才能进入上流社会，与能够提高精神生活的人交往。因此，财富导致人们更加善良。所以胡适说，“贫穷是一切罪恶的来源。”

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落后国家只能落后？因为所有的意识形态主义者都不承认亚当斯密的逻辑，它实际上是将正义与强权结合到了一起。世界上根本没有亨廷顿所说“文明的冲突”，他说的其实只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真正重要的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触及每个人利益的冲突。什么是文明？资本主义就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像野兽一样，只在饥饿时进行抢劫，就是野蛮。否则，怎么会有中共、俄国沙皇、伊朗神棍、北朝鲜世袭统治等形成了联盟，对抗欧美、以色列、台湾、日本、韩国联盟？更确切地说野兽都是“不劳而获”靠抢劫吃饭，因此称野蛮。而人类坚持“劳而后获”的思想，才被称作文明。但是，“按劳取酬”的说法太笼统，应该改成，“按照创造的价值取酬”。别以为富人能占尽一切便宜。实际上富人的开销更大。穷人不造反，对于富人来说，就是一种报酬。所谓富裕培养坏脾气的说法，只是因为穷国的人不懂，富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犯罪成本，要比在集权国家高。此外，成功富人，大多从进入社会开始，就抱着清教徒的赚钱心理：“我只是财富的管理者。”这种心理使他们放下了赚不到大钱就活不下去的包袱。没有了“赵襄王学御”的杂念，却始终认真对待财富，心无旁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亚当斯密发现，在民主国家，财富的增长依赖于分工与交换。钱赚得越多，说明你给别人的服务越多，越有利于社会。为了钱，人们争先恐后地研究创新科技，这使得各个领域迅速地发展。结果就是，科技的力量远远超过了肌肉和士气的力量。古代运用好士气、阴谋、阳谋和地形就能取胜，今天，各种科技方法让些化为乌有。

亚里士多德说：“所谓幸福，就是把灵魂安放在适当的位置。”仿此，我认为，资本主义的道德应该是把物质安排到适当的位置。今天的物质与远古时代是一样的，就是通过人的努力，将各种矿产和动植物资源安排到使更多人幸福的地方了。富国与穷国的区别就是，富国能够科学合理的安排物质，穷国不能。比如马斯克说，电池是将铜、锌、铝、碳的组合体，那么组合的办法有很多种，懂得这些，就能将价格大大的降下来。但要记住，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人力；即便你使用机器人，那么，维修，安装和操作，每一个步骤都在按劳分钱。明白这一点，就明白，任何人身边的发财机会无处不在，就看你是否能够发现。或者说，想发财，必须有正当理由，任何正当理由都是创新，给全社会带来财富的创新，没找到这个机会，社会也不至于让你饿死就叫做福利。这些是集权国家最不能容忍的；如果人人都有了不必依靠权力的生财之道，权力还怎么集中？所以，集权国家，想要维稳，只能回到古代，寻找最原始的办法--掠夺。很多人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总认为中共是在办傻事，其实是没看清两种道德的思想本质；你看到的是狗恶酒酸，他看到的是理所当然。资本主义，打破加权平均的分配原则，用那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分配，让有创造性的人材多得一些，导致社会总财富的积累，又用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的做法，刺激创新。而集权国家，用加权平均分配原则掠夺了创造性人才的财富，导致集体躺平，引起通缩。从两种分配制度的对比看出，集权国家穷人多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了独裁者‘看得见的’第三只手。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意识形态主义，实际上，都遵循同一原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有钱而行动，为了没钱而躺平。意识形态的集权国家中，普京最实在，他说，“不是为了钱，谁会当这个总统。”再看看哈马斯，天朝，伊朗，委内瑞拉，阿富汗，朝鲜哪个不是为了钱？亚当斯密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分工和交换的本身，即是工作，也是分配原则。劳动的价值随着科技进步而增加，等价交换原则防止了第三只手的介入。有了这种按照创造价值来分配渠道，加权平均的意识形态还怎么维护自己的权重？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其他各种口号都不过是将亚当斯密的思想，进行包装而已。没有资本主义，什么都是胡扯。

在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垃圾，因为它违反了统治者，为伟大目标献身的说教。最起劲的是教育家；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意思是说，经过我教诲的士人，可以做到即使没有恒产，也有远大的理想。然而，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利己主义者就是英雄。所以 胡适说：“坏的制度能使人变成鬼，好的制度能使鬼变成人。”由此看出，任何意识形态主义都在树立远大目标，改变人，而资本主义却只注重眼下的生活，改变制度。

2024年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主义者掌握了话语权。而资本主义的原生形态者却以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忽视推销自己。《乌合之众》说：“群众没有真正渴求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古战场上鼓舞士气的做法虽然已经失去作用，但在现代的舆论平台上，它却很能提供幻觉。这场战争的受益者是加权平均分配中，权重最高的那些人。不希望战争的人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