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于细节

计划经济的失败，来自独裁者的短期行为，急功近利。因为当代的独裁者与古代帝王不同，他们没有安全感，每天最关心的就是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小时候，听过刘宝瑞的一段相声。一位认字不全，花钱买官的知县审案子。原告叫做金止未，被告叫做郁卞丢。这位白字大老爷在堂上喊原告“全上来”，结果，连原告带被告加保人，唏哩呼噜都给带上来。老爷自己都蒙了，接着喊被告“都下去”。大家伙又都下去了。

这段相声讽刺的是，没文化的人有了权力，干什么事都简单粗暴一刀切。这正是社会主义必败的原因。米塞斯说，“如果在撒哈拉沙漠实行计划经济，连沙子都会短缺。”这活至少在1960年的中国兑现了；丰年饿死三千六百万人。因为计划经济是按照宣传的需要，不是人民的需要设计的政策。它的宏观指令下达后，局部总是供需结构错配。其结果就是资金与产品一起浪费。所以说：越是勤政越败国。

再比如，芯片生产，凡由国家投资的，必定失败。在资本主义，一件新产品的出现是由灵感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局部实验与灵感的积累，制造出雏形后，或者试销售，或者申请专利，或者卖给大公司。在这个过程中，由创新获得的收益与效率同进退，每一个灵感都伴随着利益分配，谁也不是谁的救世主。而政府投资的企业却是某位领导人，看到别人的东西好，偷过来，目的就是为了赚快钱，进行加权平均分配；具体的一连串灵感来源，一概不知。员工没有创新的动力和奖励，一切为了拨款，本该消耗在创新上的资本，全都投入到‘跑部钱进’上。人人都是打工者，至于顾客怎么想，无所谓。在计划经济下，计划就是圣旨，任何灵感都是犯上，必须枪毙。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既不喊什么自由平等口号，也不要求民主博爱的表现。但是它告诉人们，任何体制，只要不搞民主，或者搞民主不专心，就是找死。为了经济的发展，必须使任何人的机会平等，必须否定财富平等。从本质上讲，从来也没有过财富平等，那只是加权平均主义者对自己的粉饰。经济活动，是一种最实惠的政治运作。米塞斯认为：消费者的每一次购买都是一次投票。市场经济是一种人人都有机会获得财富的制度，它给予每个人不受限制的机会。在市场经济中，要获得并保持财富，除了成功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外，没有其他捷径，更不可能弯道超车。一个人，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越是成功，他挣钱就越多。产品的设计不再针对少数富人，而针对所有的消费者。资本家和农场主，不能决定该生产什么，决定权在消费者手中。

商品经济中的这种以消费者的购买来投票的做法，远比政治投票更加有效。总统的选票可以造假，某些些选民也可以不参加投票。但是，购物是人类生活的必须。商品交易中，谁也骗不了别人。如果产品中夹杂爱国主义情绪，那就不能叫做商品，而应该称为意识形态牺牲品。时间一长，什么都得赔光。这就是苏轼所说的：“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因此，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哪个国家搞独裁，或者在选举中舞弊，一定会在经济上面显现出来。中共做的所有事情，其实就是想怼这个真理；欺骗豚鱼（草民）。为了这个目的，无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才是共产党经济落后的原因。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大陆与台湾的对比。北朝鲜和南朝鲜的对比。东德与西德的对比等等。

商品的改进就像《邹忌讽齐王纳谏》那样：不断征求民众的意见，纠正自己。而政府提高工作效率，也必须先有这样“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的决心。不许别人说话的政府本身就是伪劣产品。语言的堕落是独裁政权的另一场灾难。别人说话都是力求符合事实，而他们是说出去的话，力求用事实来圆谎。圆不了谎的时候，只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但只要他们不肯承认这一点，那就好像用温水煮青蛙的方法，煮自己。

计划经济的失败，完全是由于独裁者按照个人的政治目的，生产了无法出售的产品。结果，卖不出去，这就等于将原材料，经过各种加工，变成污染源和废渣。眼前就有很好的例证。如今，中国住房总量达到6.8亿套，人均住房面积45.4平方米，但是一方面有大量的空置房。而另一方面，很多人睡在马路上。相反，市场经济利用的是，消费者花费的每一分钱，来决定一切生产程序的方向和细节。有时还可以将废物从新利用换钱。这种状况被称为市场民主。当年，马克思是发现了资本主义出现了生产过剩，所以才号召无产阶级去抢，说是帮助资产阶级消费。而如今，资本主义早就改掉了这个缺点；未经市场调查，绝不投产。反倒是计划经济，永远的“全上来，都下去”拒不悔改。当年，马克思说要建立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如今，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健全了福利制度。倒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还在新三座大山下面挣扎。因为资本主义开发了每一个人的心智，想获得利润的人，必须不停的探索新的机会。他们在追求利润时，根据消费大众的需求调整生产。利润体系的优点是，它为创新和改进提供了最高的奖赏，使人愿意冒很大的风险去拼搏。而在计划经济体系中，全民的智慧都被压制，只为让独裁者一人逞能，他的一切过错都有人替他掩盖；整个学术体制就是研究文过饰非。米塞斯说：“特权给某一集团带来的短期利益，是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当所有人的利益都被破坏后，这个体制也就垮掉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决定工资的因素，是对劳动价值的评价。不是根据资本家的意愿，而是由消费者来决定。消费者不打算满足任何人的傲慢浮夸和自我陶醉，他们需要的是最便宜的服务。因此，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是体力劳动者的的努力，而是储蓄者和资本家迎合消费者的需要。资本与创新缺一不可。

米塞斯认为：西方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国家，是富有远见的资本家，投资的结果。假如新发明没有资本的加持，技术的进步就无法实现。使弱势群体免于打工，并接受福利的，不是什么劳工立法和工会的压力，而正是市场经济创造的财富。保证人人获得公平待遇的是因为社会有求于你；或者说，如果需求动物提供的，只是它们的肉时，对它们的待遇就不公平了。所以必须认清“分工下完成的工作比独立操做更具生产力。”的意义。而认为自己什么都能，想要把一切权力和金钱抓在手里的人，其实是真正的笨蛋，是所有灾难的源头。这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或者国家，导致人们相互看不起，就好像传染病一样的蔓延，人们永远停留在相互敌对的状态，为争夺自然界稀少的生活资源而成为不解之仇敌。每个人都不得不把所有同类视为敌人，为求一己欲望的满足，必然与所有邻人发生不可化解的冲突。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产出同情。人们本来就不因为互爱而分工合作，他们合作，是因为这样对于他们自己最有利。使每个人不得不调整他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要求，不得不尊重别人权利和自由的，不得不以和平地协作来代替敌对与冲突的，不是爱，不是仁慈，也不是任何其他的同情心，而是正确的理解了自私，所以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说。极权国家不知道用钱来协调每一个人的创造力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它们的生财之道就是零和博弈，说白了就是偷和抢。它们要求内部成员保持无私，将抢来的成果奉献给独裁者。由他一人进行分配；认为抢的越多，国家就越有钱。而资本主义国家，要求人人自私，你的每一份付出，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不必由别人分配。能做到这一点，国家就会强盛，远超极权国家。做不到这一点的国家，不必别人加害，自己就会衰落。资本主义考虑问题永远是人民与政府的平衡。比如，1、公平就是任何人的付出与回报相等；2、权力必须是人民的赋予与政府的行使相匹配；3、财富的来源与消耗必须量入为出。社会主义考虑政府的利益；公平就是把一切献给党：1、认为，如果没有大量的穷人，富人就没饭吃，从来都是零和博弈；2、低端人口就是愚民，不能和他们讲道理；3、大笔的投资，一定能得到大笔的回报，这叫下大棋。

生活本该是对于逆境的积极抗争，生命就体现在这一抗争中。人的最珍贵的能力，就是不断做出改进的努力。资本主义就是利用这种能力改变人性；让每一个人，从弱小时的计较，变成强大后的宽容。就是这种由经济学带动的道德，冲破了古代均贫富的陋习，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道德理念。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越战越勇。

为什么古今中外，凡是叫喊均贫富的政权，没有一个成功的？因为，任何均贫富的口号背后，都没有考虑经济来源，只是依靠乌合之众暂时的权力，进行抢和骗获得财富。你认同了它，它就夺走了你的人权。就好像《木偶奇遇记》Pinocchio讲的那样：皮诺丘为了懒惰，躲避责任最后险些沦为了“儿童乐园”的驴。中国古人称之为，玩物丧志。这种统治的时间一长，人就变成市侩。最近，有人提出：没有权力的人，最可怕的三件事，一、有财，二、有美妻、三、有才。举出的例子是：1、沈万三有财招来杀身之祸。2、武大郎有美妻，被毒死。3、杨修有才，必死无疑。但只要跃升阶级，有了权力，金钱、美女和文凭，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它说明，在加权平均制度下，只要让权力满意，出卖良心是必须的。只有资本主义道德能够改变它。

当资本主义达到了平衡的状态时，政府的干预就越来越少。据说，英国有几个镇竟然没有镇长。当地居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他们在英国政府为其抵御各种独裁政权的侵略下，偏安一隅，享受小国寡民。但是，对于刚刚理解资本主义的国家，有时可能需要独裁的统治，比如南朝鲜的朴正熙，伊朗当年的巴列维，新加坡的李光耀，台湾的蒋经国，以及很多国家的王室。他们本质上愿意在经济繁荣后走向民主。这说明，只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精髓，暂时的独裁并不可怕。因为，决定走向的是具有人性的个人，至少还承认事实；这也是以色列军管加沙的理由。人们也曾希望习近平是这样的人，但后来发现他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即专制，又不讲人性，不尊重事实，只怕丢掉政权而反对资本主义的团伙。所以，必须承认，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勇敢的人性与事实的捍卫者。遗憾的是，俄国人民没有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