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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6/0818/c406330-28647197.html
故事的第二个版本,是原广西自治区主席覃应机在1991年发表的回忆录《硝烟岁月》中的故事:夺桥者是以彭雪枫为团长的伪“红三军团红13团”。自从2007年《独立评论》云儿网友发现这个故事后,很快在网上传开。覃文摘要在下面截屏。
以上两版均可在匪区出版物找到。
这个谎言第三个版本,可参见邱会作在香港发表的回忆录:河东的桥头堡最先由“强渡大渡河”而到对岸的伪“红一军团红三团”(团长黄永胜)发动攻击,并“拔掉”碉堡。
第三版(即“黄永胜夺桥版”)也有中共刊物佐证,说的是杨成武和黄永胜“会师”。《人民网》刊载中共俄杂“将军”萧锋的文章说,当守军“准备放火烧桥板”时,就已经被“缴枪不杀”了,也就是说东岸已经被黄永胜占领了(截屏见下)。黄永胜之子著有《军人永胜》,书中说道:“稍具一些军事常识的人们不难理解”,如果没有对岸的策应,红四团根本打不过来。
以上是三个版本的简介。
中共俄杂党为了保住“主流版”,拼命攻击其他两版。例如俄国杂种狗“双石”就说“当年文化程度不高的覃应机老先生很可能把这次战斗与泸定桥战斗弄混淆了”,还有人硬把覃文中的“泸定桥”说成是“沙坝头铁索桥”,可谓丑态百出。连黄永胜儿子在《军人永胜》一书中都说: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杨成武版的故事。
本人觉得,覃应机版相对较为真实,而且与原川军24军参谋长张伯言等人的回忆《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记述相符。据《人民网》载蔡永飞文章《原川军将领回忆飞夺泸定桥之战》,张伯言等人回忆:5月29日早晨就与桥西红军交火。“到了晚上,红军大部队到达,…守桥已经很困难。”从而“川军全线溃败,主力撤出泸定桥”——杨成武版说的是下午6时前已经夺取全桥,注意5月29日离“夏至”不到一月,泸定桥在雅安市以西,容易查到5月29日雅安日落时间是“20:02:28”,泸定比雅安还要迟几分钟。所以,当日下午六时离日落还有两个多小时,与川军将领所说“晚上”根本对不上。因此,中共俄杂辩护士“双石”又耍赖说川军将领记错了。
作为对照,与泸桥镇纬度相同的大城市有浙江宁波和湖北咸宁。容易查到,5月29日,宁波下午6点48分日落,7点14分天黑。日落前两小时是下午4点48分。宁波的正常人是不会把5月底下午4点多称为“晚上”的。
按覃应机的说法,则与川军张伯言说法基本没有矛盾。
俺认为经过是:俄杂红军是29日早上到达桥西(杨成武与张伯言在这点相同,覃应机也提到其他红军部队早已到达桥西,所以三方均无矛盾),到了就与川军隔河相打。打到晚上(而不是太阳高挂的下午六点——相当于宁波下午四点),川军偷偷撤离。次日凌晨(即覃所说“下半夜”),覃的侦察连接命令“天亮前”过桥——显然就是不知对方虚实,派小部队侦察——结果覃部就过去了,只有六人“烧伤”,并无战斗。覃说“冒着弹雨”,也许是吹牛,即使为真,也有可能是对岸红军黄永胜部打的流弹,有的可能是川军在远处打的,川军在桥头堡不可能一个都打不中。
附一:反驳对《军人永胜》的质疑
网上有篇《“军人永胜”的看点》,摘抄在下面黑括号内:
【看点一:红三团攻占泸定桥。
大家都知道红四团抢夺泸定桥的事迹。而《军人永胜》从黄永胜的角度写了红三团攻占泸定桥。按照此书的说法,红四团早已赶到对岸,却面对十几根铁索无能为力,等了“近十个小时”,听到对面桥头的枪声,知道兄弟部队打到桥头,才派出突击队攀上铁索,爬到对岸,与红三团会师。书中写道:“在桥东没有配合的情况下,派部队从光溜溜的十三根大铁索强攻过桥,敌人只需几只步枪就可以守得住。”“攀在桥上铁索而过的红四团突击队仅阵亡三人,可见三团在对岸的作战发挥了多大的作用!”(146页)
接着,作者全文引用了肖锋对夺桥战斗的回忆文章《要桥不要命》中,肖锋本人亲手砸断敌人炸药导火索,保住泸定桥的英勇事迹。(146页)肖锋当时是三团党总支书记。
作者又写到了黄永胜和红三团的大度。《战士报》刊载大渡河战斗,只讲红四团勇夺泸定桥,没写红三团的功劳,三团就有人说“这不全面,瞎写!”黄永胜不在乎,说军团政治部的人只采访了四团,没有采访到已经离开的三团,“宣传谁不是一样?”团政委林龙发也说:“咱们的功劳是摆在那的,军团首长都知道,不用争也跑不了。”(149页)
最后,作者对此做了总结,认为“稍具一些军事常识的人们不难理解”,如果没有对岸的策应,红四团根本打不过来。“七十几年来,全国全军只知道红四团的二十二勇士,少有人知道当年红三团的功劳。黄永胜这一不争宣传的姿态确实反映了他不尚功名的风度,同时却委屈了三团那些指战员和在那次战斗牺牲的烈士。”(149页)】
【俺的评论】:无需“军事常识”,凡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杨成武版。
下面反驳《“军人永胜”的看点》的质疑。
作者质疑的根据主要是:当时李聚奎是黄永胜的顶头上司(师长),他的回忆录根本没提这么重要的战功;当时李聚奎的上司聂荣臻回忆录也没提,而聂荣臻当时也随李聚奎师行动(在大渡河东岸);还有吴法宪当时在红三团任党总支书记,吴的回忆录也没提,反而重复了杨成武的故事。
这些质疑很容易驳回。李聚奎、聂荣臻不可能写与主流“党史”相矛盾的回忆。至于吴法宪,此公的记忆力显然有问题,这里举两例:
(1)众所周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于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开幕。但吴法宪回忆录第791页写道:“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礼堂里隆重开幕”,这并非排版笔误,因为在第793页,吴又说:“下午,我们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
(2)吴氏回忆录第68页写道:“(遵义会议)会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此话明显来源于1945年4月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而非当时的真实情况,从1945年到1980年,中共宣传机构一直持此说。但遵义会议决议的真实情况是周恩来领导毛泽东,下面有伪“中央人民政府”官网的现代正版官史截屏,可见吴的“回忆”并非当时真实情况,而是他后来被灌进脑子里的东西。
事实上,从遵义会议到1937年12月王明回延安传达洋主子指示撸掉洛甫的总书记之前,中共党内排名一直是“洛恩博泽”:洛甫老大,周恩来老二,博古第三,毛泽东老四。在1937年“12月会议”上,根据俄国人圣旨,毛泽东被洋主子钦定为头号俄杂狗,这就是俄杂“民族英雄”的来历。
附二,参考资料【说明:这里博客不支持图像】
1,“杨成武夺桥”故事(《人民日报》网页网址在上方)
2,“黄永胜夺桥”故事(ii)《人民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