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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信先生的甲骨学研究
今年是我国著名甲骨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先生的七十华诞之年！作为他老人家的编外弟子，最近十年以来，我一直师从王宇信先生，在他老人家的亲切和耐心地指导和帮助之下，我从以往的“往上不敢言甲骨、往下不敢言简帛”的自我划定的只研究商周金文的学术局限，逐渐地拓展开来，终于形成了从先秦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甲骨学、商周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视野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考证商周《周易》之学的治学范围和研究特点。毫无疑问，我内心一直对王宇信先生的指导之恩充满感激之情！值此老人家古稀华诞之时，特作此文以贺之。
一、王宇信先生传略
著名甲骨学家王宇信先生，1940年出生于北京平谷。高中时代第一次参观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时，他开始对考古学产生浓厚兴趣，立志要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结果如愿以偿。1964年夏季，他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先秦史、考古学、甲骨学等众多专业领域耕耘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1989年，他晋升为研究员，1997年，他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为先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王宇信先生的学术科研专业主要是甲骨学、殷商史、西周史、商周考古学、先秦政治制度史等。他是国际上研究甲骨学史、殷商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的著名学者，还是西周甲骨学的学科开创者。
王宇信先生治学勤奋，他现今主要的学术著作有：《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甲骨学通论》、《甲骨学通论（增订本）》、《中国甲骨学》、《西周史话》、《甲骨文合集》《合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合著)、《商周甲骨文》(合著)、总审校《甲骨文合集释文》、主编《甲骨学一百年》《合著)、主编《甲骨文精粹释译》《合著)等十余种，并有论文数十篇发表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他所撰写、主编、参加编辑的科研著作和科研项目先后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五个一工程”一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河南省教委文科著作二等奖等。他先后应邀出访去美国、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地，是国内外多所著名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他还主持数十次国际大型学术研讨会，内容涉及到了考古学、甲骨学、殷商史等众多领域。
从1992年开始，他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王宇信先生在学术研究之外，还擅长书法和文物鉴定。他的楷书，具有颜真卿的风格，端庄而浑厚。他的甲骨文和金文书法，独得商周遗韵，堪称精品。
二、王宇信先生是怎样走上甲骨学研究领域的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
1、北京大学考古系的老师们对他的教诲
王宇信先生上中学时代的梦想是成为文学家。他曾经自述：“初中毕业后，我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上技校，可以不花钱读；一个是上高中，可以考大学，但要花钱。我因为一心做着作家梦，想上中文系，所以就到良乡上了高中（那时平谷没有高中）。我在良乡上高中时数理化都不错，但是对文学特别偏爱，就想着当作家。学校的诗歌朗诵会、写校史、办黑板报等活动我都积极参与了。我看了很多小说，因为学校图书馆的书来得比较晚，像《青春之歌》我就是在良乡镇的新华书店站着看完的。”
但是，一个偶然的因素使他开始走上了考古学：“良乡中学离周口店猿人遗址比较近，学校拉练的时候我们就去那里。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猿人纪念馆和考古遗址，就觉得考古学家不简单。正好这一年该考大学了，我很想考中文系或新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一看招生简章，上面说文学是党的文学，是螺丝钉，要紧跟党的政治需要，是党性很强的学科，我就觉得政治上要求太严格了，正好北京大学成立的历史系考古专业招生，我就觉得做考古学家还不错，何况文史不分家嘛。于是就报考了考古专业，结果还真考上了。”
在北京大学考古系的五年学习期间，王宇信先生曾回忆说：“我到学校以后，才觉得考古学与原来想的并不一样，有些课与历史系一起上，但是与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专业课就是中国猿人头盖骨，门齿多高多长，颧骨多高多矮，脑量大小等等。当时的老师中，教授只有苏秉琦，俞伟超、邹衡、严文明、高明等人都是讲师。其中，我与邹衡、高明两位先生关系很好。”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在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
2、导师胡厚宣先生对他的长期指导
王宇信先生回忆说：“1964年毕业以后，各大院校开始招研究生。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甲骨学商史专业是胡厚宣教授招生，经过考试合格后，我就去那里了。”
而胡厚宣先生是中国甲骨学的开创者之一。学术界把他列入“甲骨四堂”之外的第五堂，说明了他对这一领域的贡献和学术地位。胡厚宣先生1934年从北大毕业后，直接来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下的考古组安阳殷墟发掘团，从事考古发掘工作。1004号大墓出土的著名的牛鼎和鹿鼎，就是出自他的手下。随后，他马上开始整理和为《殷虚文字甲编》作释文，他的人生从此走向整理与研究甲骨史料科研工作。他的专著《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论著目》等已经成了甲骨学史上的学术经典。他主编的多卷本《甲骨学商史论丛》、《甲骨文合集》等著作更是甲骨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于是，在一代甲骨学大师胡厚宣先生的指导下，王宇信先生的甲骨学研究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可是好景不长，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要远比学术研究重要。当年年底，他就被迫跟着历史研究所到山东农村去搞“四清”并留在那里参加农业劳动，直到文革前夕才又回到北京。但很快又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一直到1972年，在郭沫若干预下、在胡厚宣先生亲自带领下，他成为《甲骨文合集》整理小组的一员，真正开始了他心爱的甲骨头学研究。
而他后来回忆说：“他是在胡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边整理边研究的工作者和学习着。”胡厚宣先生的这一指导方法在当时还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按照当时人们的一般观念，整理小组应该是国内第一流的甲骨学们的工作，而不是老转家带领青年学生的模式。后来还是郭沫若在得知情况后，亲自出来发话：“还是边整理边研究好，研究能提高整理水平，整理能加强研究工作”。
也正是得利于这一指导模式，在《甲骨文合集》的编辑、整理和出版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新一代的甲骨学家在整理工作中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积累了很多专业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写了大量的心得和科研论文。王宇信先生日后出版的《甲骨学通论》、《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等专著就是在这时打下的基础。
十几年以后，胡厚宣先生回忆起他指导王宇信等人甲骨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王宇信同志从我学习甲骨文以来，我就是让他参加《甲骨文合集》的编篡工作，采取边干边学的培养方法，首先认识熟悉了甲骨文，以便充分占有甲骨资料。与此同时，为了使他能够教为全面地掌握甲骨学基础知识并为商史研究打好基础，要求他全面阅读和学习前人和近人的有关甲骨学和商史论著并作出详细笔记。”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王宇信先生在甲骨学上的艰难的探索之路！
3、甲骨学泰斗郭沫若先生对他的影响和肯定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郭老在1972年时对王宇信等甲骨学新锐学者的支持，实际上，郭老对他的支持还不仅限于此。
王宇信先生就曾经回忆说：“1977年安阳殷墟妇好墓被发现了，郭沫若认为是第二期的东西。我们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她死在武丁时期，比郭老认为的稍早一些，给他寄去，郭老给我们回了信。1978年，我们请他看过一篇文章，他用铅笔给我们回信不久就去世了。他对后辈学人的提携和关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里提到的关于妇好“死在武丁时期，比郭老认为的稍早一些”的第一封回信，是1877年2月18日郭老给王宇信等几个年青学者的信。对于年青学者敢于质疑自己的学术观点，郭老却表示出无比的宽厚和大度：“姑且提出这一问题，望你们继续研究”。为此，王宇信先生还在《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中例有“老一辈甲骨学者的益友和初学甲骨者的良师”一节，特别谈到了此事和他们几个年青人的无比感激之情。
晚年的王宇信先生回忆起他自己的这些学术经历，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回顾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自己只不过就是‘过渡’阶段的学人，既比不上王国维、郭沫若这样的大家，在起点上也比不上今天的年轻人。但是，我们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铺平了道路，他们可以踩着我们的肩膀往上攀登。”
三、《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述评
1981年，参加了郭老主编的《甲骨文合集》的具体编辑和整理工作的王宇信先生，把他自己的一些心得和科研成果整理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书稿。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学术界，年轻的王宇信先生还是不敢冒然就交付出版。后来呢，用他自己的话说：“稿子在手上放了好久，不敢贸然找出版社投稿。抱着试试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新成立不久的社科出版社。”于是，此书由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亲自给此书题写书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正式出版。全书266页，另有甲骨拓片16幅。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后的三篇附录：1、《甲骨文主要著录目及其通用简称》。2、《建国以来甲骨文编年论著简目》。3、《建国以来甲骨文作者论著简目》。这已经是他以后著述《甲骨学通论》和《甲骨学一百年》二书的基础性工作。
此书出版后，立刻引起了香港、美国、日本和台湾学术界同仁们的极大关注。香港的《文汇报》和美国的《哈佛杂志》上都发表了书评。国内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在1981年2月23日发表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出版”一则短评，该文比较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了此书的学术贡献：“王宇信的《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除简略追述解放前甲骨文的研究状况以外，主要是综述解放后三十年来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对研究甲骨学、商代史、考古学和科技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末附有《建国以来甲骨文论著简目》，收列了解放以来几十种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甲骨文的专题论文。我国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李学勤为本书写了序言，对国内外甲骨学的研究状况作了评述，并展望了甲骨学未来的前景。本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而扼要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甲骨文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实际上，此书从内容到写作体例全是上承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一书而来。那本书记载的时间范围在1899年至1949年，而此书则是1949年至1979年。这两本书就是一幅完整的中国甲骨学史发展和研究的全部历史。而此书第一章则又是对前五十年甲骨学发展史的简介，为作者切入主题准备了基础。然后，作者用了七章的篇幅，详细而清楚地叙述了建国以来甲骨学在各个研究角度上出现的疑难问题和取得的主要成果。真正体现了“甲骨学界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及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基本已概括于该书中”的特点。（胡厚宣语）这些特点已经显示出一名古典文献专家对史实的清晰地分析和疏理。
不仅如此，他还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关于商代的疆域问题，王国维《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一文中曾考证说：“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多至二百余，其字大抵不可识，其可识者亦罕见于古籍。”又在《说亳》一文中说：“卜辞所载地名，大抵在河南北数百里内。”而王宇信先生在《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中结合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主张：“近年的考古发现也为我们认识商代的疆域和影响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商文化分布所及，北到辽宁喀左和内蒙古的克什克腾，西到陕西直至甘肃，西南到四川，南到湖南石门、宁乡，东南到江西清江，东到大海边的山东海阳。在这样广袤的土地上，发现大量与中原商文化作风十分相近的铜器或其他遗物，说明了商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些远离商都的遥远地区，当包括在甲骨文所记载的商代四土----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的范围之内。”
在对文武丁时代卜辞、历组卜辞、商代社会性质、众和众人的身份、甲骨文时代的科学和技术（包括医学、历法和数学）等等一系列问题上，王宇信先生全是先介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四、《西周甲骨探论》述评
早在上一本书中，王先生已经提到了西周甲骨的发现，并且把它列为建国以来重大的发现之一：“周代甲骨文的发现，是建国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也是甲骨学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建筑基址西厢二号窖穴H11、H31内，出土了成批的甲骨，这些甲骨中大部分是无字甲骨，而部分有字甲骨，王宇信先生看后主张“周原凤雏出土的庙祭甲骨H11：1是确定无疑的辛时物。这使我们增加了对第五期卜辞中帝辛甲骨的认识”。为此，他专门撰写了《西周甲骨探论》一书。该书还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正式出版，全书381页，书中有西周甲骨拓片图例303幅。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亲自给此书题写书名。杨升南先生在《一本研究西周甲骨继往开来的著作》一文中为此书写了评论。1987年美国出版的英文学报《古代中国》上也专门配发了述评。
《西周甲骨探论》一书的出现是甲骨学研究领域新的分支成立的标志，此书综合了现有的关于周代甲骨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的科研课题。本书分七章（篇），《西周甲骨汇释》一章，约占了该书三分之一左右篇幅。接下来的对西周甲骨头《综论》和《分期》两章也是约占了该书三分之一左右篇幅。因此，汇释、综论和分期三章应该就是此书的核心内容。其中，《汇释》一章由拓片、注释、文字考证、史实说明等内容组成，形式新颖而便于阅读，考证和注解详细而严谨，是建国以来甲骨著作中比较成果的优秀之作。
而《综论》一章则对西周甲骨的特点、及其和商代甲骨的区别与联系等方面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王宇信先生认为：“西周甲骨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甲骨的整治方面……（二）钻凿形态方面……（三）灼与兆……（四）刻辞甲骨一般以骨臼一方为下……（五）文字”。这五个方面就已经概括了西周甲骨的重要的本质特征和研究的切入点。而在西周甲骨的《分期》一章中，他特别注意到了“王”字的写法上出现的差异。李学勤先生特别肯定了这一点，他说：此书“通过‘王’字字形的演变的分析，对西周甲骨试行分期，将殷墟甲骨用字形演变进行分期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移用于西周甲骨，尤其是有启发意义的工作”。
在对西周甲骨中出现的“王”字进行分期研究时，王宇信先生呢感明锐地发现了商、周卜法上的差异：“不能不注意到，周原卜甲在卜法上具有与殷墟卜甲很不一样的特点”，即，周用方凿而殷用钻凿的技术区别。是晚商时代卜法技术的变革还是商周卜人的技术区别，或者是其他原因，目前还难以下定论。但是，他对西周甲骨“王”字和殷墟甲骨“王”字的分析，立刻得出“周文王时期的王字写法与殷墟甲骨文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的写法相同”，并由此断定西周甲骨中“第一型的王字应是文王时期”的结论。论证缜密而逻辑合理，已经是西周甲骨研究的经典论述。
在此书中，王宇信先生指出西周甲骨研究的两大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是证明了“周人在文王时已进入成文历史时期”，其次是以大事记的形式记载了“周初历史活动”。这就为探索西周开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同时，他也指出今后研究的展望主要是“以分时期、考周史为研究的重点”。然后，他又具体地提出了以下七个方面，即西周甲骨的著录、文字考释、深入认识、分期、周初历史、校勘先秦古籍、契刻方法，应该是今后研究的当务之急的观点。
五、《甲骨学通论》述评
《甲骨学通论》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9年正式出版。1993年又出版了《甲骨学通论(增订本)》。此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完成自己的老师胡厚宣先生的未竟之业：“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派人来上海复旦大学向我组稿……并约我编写一本《甲骨学概论》……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写作《甲骨学概论》就更无从谈起了”。现在，此书由胡先生的学生王宇信先生写出，难怪胡先生在该书序文中要感叹“真可谓后来居上者矣”呢！
李学勤先生在给该书作的序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通论》不是他前两部专著的重复，而是以更开阔的眼界，涵括了甲骨学的全领域。就内容言，概述了殷墟甲骨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兼及西周甲骨。就论点言，寓议论于叙述，表现出作者本人的见解。就体例言，深入浅出，照顾到不同层次的广大读者。就材料言，尽可能援引国内（包括港台）外各家著作，并附有几种工具性质的目录，甚便于检索。具备这样几点特色的《通论》，相信会得到大家的欢迎”。该书出版后，倍受学界欢迎，几年后又立刻出版了增订本。足见此书在学术界的影响！而且，就在此文将要定稿的2009年8月初，笔者又获悉此书的最新增订、修订本《中国甲骨学》一书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篇幅已经达到了上中下三篇将近九十万字！比《甲骨学通论（增订本）》整整多出了三十万字！而且，不久的将来，《中国甲骨学》一书的简要删节本——《甲骨学概论》一书，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正式教学用书而出版。
可以说：从《甲骨学通论》到《甲骨学通论（增订本）》、再到《中国甲骨学》、以及将来的《甲骨学概论》的出版历程，就是王宇信先生研究甲骨学从中青年走到老年的勤奋研究、严谨治学的生命里程。因此，笔者认为：了解王宇信先生一生从事甲骨学研究的状况，最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就是《甲骨学通论（增订本）》。
我们以《甲骨学通论（增订本）》为例进行分析研究。该书分上下两编共十七章,书后并有《甲骨学大事记》、《甲骨文著录目及简称》、《新中国甲骨学论著目》、《西周甲骨论著目》四个附录和甲骨拓片图例117幅,全书668页，共计五十多万字的篇幅。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亲自给此书题写书名,胡厚宣、李学勤二先生分别为该书写了序。此书现已经翻译成韩语，在韩国出版。它已经成为建国以来最负声名的一部甲骨学综合性通论研究之作。
《甲骨学通论（增订本）》一书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从甲骨文的发现、命名、著录，一直到分期、断代、商周史研究等众多方面，再处处结合甲骨学发展史、西周甲骨学等方面内容，尽量将已经解决和正在解决的重大的学术前沿课题介绍清楚，气势恢弘地勾勒出了九十年甲骨学研究和发展的历史、现状和主要问题。
王宇信先生在《甲骨学通论》一书中首先就肯定地指出：“清末民初，由于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库档案，‘四裔’碑铭以及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蔚然形成了几种举世瞩目的新学问。特别是一八九九年甲骨文的发现和其后的科学发掘，形成了甲骨学和殷商考古学这两门全新的学问。从此，由于史料不足而山穷水尽的殷商文化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别开了新生面。甲骨学成为与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等学科有着密切关系的当今‘显学’和‘世界性’学问。因此，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这已经概述了甲骨学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历史地位。
在此基础上，王宇信先生就详细考证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真实的历史过程，订正了学术界流传的不确切的观点。在甲骨文的发现时间、命名、发现者等一些重大的基础问题上，王宇信先生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辨伪工作。然后就从考古学角度阐述了甲骨文的出土发掘的历史过程。紧跟着就对甲骨文的分期和断代等重大而艰深的可以进行历史评价和说明。在甲骨文辨伪、著作著录和要籍介绍、重要学者的研究特点等几章的叙述中，形成了一种上下跌宕、波澜壮阔的叙述效果，以此结束了该书上篇的内容。
在该书下篇，他用了三章的篇幅阐述了西周甲骨学的由来和研究现状，是《西周甲骨探论》一书的升华和提炼。而对周原出土的庙祭甲骨诠释及其族属问题的研究，王宇信先生利用他对西周甲骨中出现的贞人身份的考证，提出了他对西周甲骨中出现商王占卜问题的解释。这反映了他从《西周甲骨探论》走向《甲骨学通论（增订本）》的一个具体的学术进展，也是他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宇信先生特别撰写了《甲骨文与甲骨书法》一章，这显然和他长期的甲骨文主犯创作是分不开的。他主张：甲骨文书法“不是为了实用，主要是做为艺术品欣赏，所谓‘法’，即法则、规范、效法。不能说，商代只有商王和少数几个卜人能见到的卜辞就是书法创作。也不能说商代卜人教弟子捉刀代笔刻写甲骨文就是有意识地把文字书写作为一种艺术实践。”该篇最后的甲骨学研究百年史一章，在简洁的叙述中已经暗示着另一部大部头著作、长达1230000多字的宏篇巨作《甲骨学100年》（与杨升南等合著）的开工。但是，在这里出现的虽然只是一章的篇幅，却全面论述了甲骨文发现、发掘和研究的历史及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史的成果。六年后的1999年，王宇信先生和杨升南先生合著的甲骨学商史研究集大成的著作——《甲骨学100年》就横空出世了。
在甲骨学研究活动之外的王宇信先生则是全身心投入到了在国内和国际上推广和普及甲骨学研究的各项工作当中。从殷墟申遗和甲骨文申遗，到殷商文化学会的运作和两个甲骨学研究奖和基金会（商承祚甲骨学研究奖、王懿荣甲骨学研究奖、王懿荣甲骨学研究基金会）的设立，从王懿荣博物馆的规划到解决王懿荣玄孙女的工作和落户、再到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的各项科研工作和职称评定的展开，从他当年下乡搞四清的山东山区到他的家乡平谷……都留下了王宇信先生的身影和心血！正是因为有了他，安阳师范学院的甲骨学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的先秦史研究室、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等一系列机构和单位得以顺利和正常运作。我们研究历史的本来不该过分肯定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如实考察最近三十年中国甲骨学的蓬勃发展，我们不能不说这完全是王宇信先生个人无私奉献和艰苦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