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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名叫《大人家》的传记文学的登场告白。
也是《大人家》的主人公，一个重新被人们回顾的人物——胡治藩——的登场告白。
在传记文学《大人家》的开始，是这样描述胡治藩的，他是：
一个知名的京剧票友。但是他又是笔名《梯维》的，权威的剧评家，他的观点每常被其他剧评人引为论据；
一个权威的剧评家，但是，他又发表过轰动一时的小说；
说他是一个小说家，他又主编过报纸，还创办过风行一时的报纸；
说他一个知名的报人，但是，他又组织并主演过载入史册，轰动上海的话剧；
说他是个戏剧活动家；但是，他又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卓越的电影发行人。
当时，中国有八家最有实力的银行，前四家是国有资本，称四大行；后四家民营，称四小行。四小行当中的翘楚，是《浙江实业银行》，胡治藩则是浙江实业银行总管理处的第二号人物；后来，他主持的以大光明电影院为首的电影业，成为这座城市的时尚生活方式。
一个难以为他定位的人。
回眸往事，吹掉历史的蒙尘，这个人为海派文化创造的诸多闪闪亮点，仍然光彩照人。
的确，一个城市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文化，环宇今古，任何一座城市概莫能外。
城以“文”衡，人也如此。
所以古人曾有：“功名小道，文章千古”之一说。
胡治藩在商业上的贡献固然出色，但和他为这座城市的文化价值所添加的亮点相比，后人为他作定位，就很容易了。无疑，他对海派文化的贡献，应该是为他来定位的，最关键的依据，毫无疑问，他应该被定位为：
一个文坛奇人。
共和国建国伊始，周恩来到上海，召集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著名的左派文人，长期从事地下党文化工作的夏衍，于伶谈话，布置日后上海的文化工作。在谈话中，周恩来追今抚昔，回顾了上海文化的历史，提出了“上海小报文人两支笔”这么一个概念。
周恩来的话，讲在时代交接之际，所言的两支笔，自然是民国时代的，两个出类拔萃的文人。
今日的读者有所不知，周恩来口中的“上海小报文人”，是一个，当时被广泛应用的概念。所谓的“上海小报文人”乃是泛指，有别于“左”派作家的，平民文学作家们。而这一个“平民文学”流派的很多人，又曾经被贬称为“鸳鸯蝴蝶派”
今日的读者有所不知的是，昔年，上海的小报业，那真是繁荣得不得了的呀！报纸的种类与名目之多，毫不夸张地说，百倍于今日！多到了犹如那南京路步行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而为这么多报纸写稿的文人，那更是多若满天的群星。
这满天星一般的文人中，有两个人，能在为打天下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心目中，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那么这两个人，必定是非常杰出的人物。
这两支笔其中的一支，是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大郎。唐大郎是当年上海人最熟悉的晚报主笔，唐大郎的妙文，不但天天见于报端，有时还同时出现在几份报纸上——当时的上海人有云：夜饭吃过，夜报没看，唐大郎文章没有看过，勿好困觉——可见唐大郎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这另一支笔，就是本文的所追述的，上海文坛奇人；笔名胡梯维的胡治藩。
称之为文坛奇人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胡治藩并非专业文人。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上海工商界重量级的人物；不折不扣的业余作者。
这就奇了。
胡治藩身为工商界重量级人物，也不具备三头六臂，不可能写出大量的文章来，怎么会给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在如群星般的海派文人中脱颖而出的呢？
回溯胡治藩的文学成就，却是和他的故乡有关，和他祖先的事业有关。
他是绍兴人的后代，他还是绍兴师爷的后代。
时，岑春煊还只是中级官员。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带光绪仓皇出逃，在危难中岑春煊救了慈禧，平安护送到西安；这一份患难情谊，铺就了岑春煊的升迁通途。而胡济生则是参与了岑春煊的屯垦练兵，千里勤王的全过程。
岑春煊的官声非常之好，这又和胡济生密切相关。岑春煊在大清王朝末年，沾了一个“屠”字，因此和袁世凯，张之洞齐名，叫做“晚清三屠”。
袁世凯在山东杀人平乱，得了“人屠”的绰号；张之洞办实业善花钱，得了“财屠”的雅号；而岑春煊最恨的是捞钱的贪官，混日的庸官，见一个参一个，得了“官屠”的美号。上有太后的信任，下有胡济生的一支刀笔，所以凡是被岑春煊所参的，几乎都丢官被罚，一时之间贪官庸吏闻岑胡而丧胆。像岑春煊、胡济生这样的人到了今天，还是不嫌多的。
胡济生后来出任两广盐法道（财税厅长），广州都知事（市长）。
辛亥革命之后，政声优异的胡济生被革命军政府挽留，请他继续主管两广财税，胡济生谢绝了；因为胡济生要离开广东回浙江圆梦，圆他的银行梦。圆梦不易，辞的是舒适禄位，迎的是辛劳风险，但是，圆的是以金融领实业的振兴中华之梦，在胡济生的心目中，那是值得的，那也是他一生的抱负——尽一介凡俗之力，挽天下颓势于微末。他终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出任第一任董事长。
胡济生在广州做官的初期，1902年，生下了胡治藩。
胡治藩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毫无疑问，从小就必须经历极其严格的训练，当时对刚刚读书，而稍有偷懒幼童的惩罚，在现代人看来，几乎可以称之为“虐待儿童”——命令幼童摊开稚嫩的手心，用宽大沉重的红木戒尺狠打，只需一下，小手就会高高肿起来。但是这一打一打，也就在胡治藩的身上，打下了深厚的文学，书法的根底。
1915年，早就为“浙江实业银行”定下了“站稳浙江进军上海”方针的胡济生，移居上海；华洋杂处，开放繁荣的上海，震慑了少年胡治藩。他看到了迷人的京剧，耳目一新的“文明戏”（话剧），看到了令人眼花缭乱，自由发表，数量浩大的各种文学读物，报章杂志，这一切，引发了他对文学，戏剧的终身的爱好，串起了他人生道路的轨迹。
1921年，十九岁的胡治藩，又一次受到极其严格的训练。
在这一年，胡济生积劳而成重疾，任人唯贤的胡济生把银行大权，交给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后来成为中国金融史上，举足轻重的银行家李馥荪；同时，规定胡治藩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
于是在1921年，奉父亲的命令，胡治藩从著名的一流学府“东吴大学”，金融管理系辍学，进银行接受银行业务的培训；银行头号人物的公子，照样从最基层，最辛苦的工作岗位开始练历——单就点数银元和珠算这两项，在今人看来，就可以视为奇迹般的特技。当时的大宗流通货币是银元，银元包成长封，一封按规定是100个，只需用手指甲一刮，就能准确地点数，更神奇的是在这一刮之间还能准确判断这100个银元里是否混进了假银元，如果有，就立刻将“哑板”——假银元挑出来；至于珠算，则远比现代银行里的工作人员用电脑计算快得多了。
更重要的培训，是为人处事作风上的严格锤炼，务必使受培训者变成一个，十分严谨踏实，勤劳可靠的接班干部。
上苍既然为开放而自由的上海，送来这么一个文坛奇人，当然就必须给他一点额外的恩惠。上苍不但要让胡治藩具有超常的聪慧和精力，而且还要赐给他丰富的情感。要不然，在胡济生的严格培训之下，一般人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不错的银行家了，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哪里还有精力与兴趣，从事广泛的业余爱好。
果然，得到上苍恩赐的胡治藩，在出色地交出一份培训考卷之余，仍然能以敏锐的观察和优美的文笔，在海上文坛里崭露头角。
实际上，早在1916年，十四岁的胡治藩就开始了他的文学尝试，把文稿投到了著名报人张恂子，和海派大家包天笑手里，受到二人的激赏。
而观察这个文坛奇人的成长脉络，并不是他十四岁就和海派文化挂上了钩；而是张恂子，包天笑所看到的胡治藩最初的笔名：“不饮冰生”。
胡治藩是务实为国的胡济生的儿子，务实为国的理念，深深扎根在胡治藩的心里。对所有慷慨激昂的高调作风，有着发自内心的抵触，正因为如此，初登文坛的胡治藩对著名的激昂人物，以“饮冰室文集”著称的梁启超，做出了他的反应：不饮冰！
历史的因果，务实派与激昂派的是非，是直到最近的世纪之交，才露出了端倪来，而1916年十四岁的胡治藩，就能以“不饮冰”自号，虽不能说是先知先觉，但也的确难能可贵。
——精英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