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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是怎样搞乱西藏新疆的？
【胡耀邦是怎样搞乱西藏新疆的？- 邓力群 】
作者：邓力群
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
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
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
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
另外，本来阴法唐（时任西藏第一书记）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
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
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
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
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
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
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
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
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胡耀邦反对安全生产，80年代初提出所谓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矿山资源，成为各种社会势力争抢的对象，被少数人霸为己有，不顾后果的胡挖乱采。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矿主们挑肥弃瘦，大量本来可以采掘的珍贵资源被抛弃，原本可以开采数十年的资源，在群挖群采的无序状态下，矿山寿命大大缩短，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质条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资，导致最近20多年来，中国每开采百万吨煤的生命代价急遽上升五倍多。当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时，原煤炭部部长韩英（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并找胡当面提过意见，但一切都没用。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许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前往西藏。
1980年3月，胡耀邦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发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他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批评，认为是民族工作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决定收回胡耀邦的报告。当时西藏第一批汉族干部撤离已经完成，第二批撤离停止，一切恢复原样。胡耀邦继续坚持民族问题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震惊于西藏的贫困，并承认之前的极左路线给藏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这些举动令西藏人民对胡耀邦深切怀念。在1981年7月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62]，期间提出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万里在西藏考察时，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条”，其中一条是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干部占到西藏地区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汉族干部离开西藏是光荣的。并建议把80%的汉族干部从西藏撤离。
这些建议引起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共鸣。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条，提出从新疆调回汉族干部的决定。但最后由于新疆民族主义高涨以及王震的反对，决议没有通过。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国确定了蒙古语标准音，图兰语标准音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拉丁图兰文及蒙古语音标。中央1984年5号文件关于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即“两少一宽”）。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正式确立了以少数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间，还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关于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给予低息贷款的通知》，每年递增10％民族自治区定额补助的《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等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全国新增了很多自治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