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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
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败的症结所在。
基于国民党军队普遍残酷虐待广大抗战壮丁的基本事实，朱德同志曾经严厉谴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过，“壮丁账”算到这个程度，再继续算下去，除了数理考据外，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不管是再多算二三百万，或少算二三百万，都不能改变旧中国、旧军队存在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一基本史实。
对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残酷的役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创作了一部反映抓壮丁故事的秦腔剧《血泪仇》。据了解，因为贴近国民党士兵的亲身经历，这个剧目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得到的反响，不比歌剧《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历史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无独有偶，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时，断定：“即使把其它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188万人，其基本方法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2工作团干部黄流、单俊峰所著文章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的政治整训中，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第351团机1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一人来到会场，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诉苦大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人。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 239名士兵中，有9 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 546人在申请书按下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面对半个多世纪前上千万抗战壮丁的血泪史，时下的情况真让人感觉滑稽万分：对于当年国民党军士兵受压迫、受残害的史实，当年的美国人有过记载，如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却不认账;国民党将领多有揭露，却“伤害”了一些共产党干部的“感情”!
反思半个多世纪前泪血淋淋的抗战壮丁史，我们不否认广大国民党军官兵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殊死抗战的英勇事迹，但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所基于的阶级基础，也同样不容否定。那些备受长官盘剥、欺压却又含垢忍辱并以冻馁之身为抗击日寇侵略流血牺牲的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才是最值得秉笔直书颂扬、纪念的抗战英雄。
当前，正确评价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认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道义根基。同理，揭示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残酷的阶级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难的阶级解放这一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主题，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向。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流沙河先生的论点、论据，再说上几句。
流沙河先生认为，“整个抗日战争十分严肃，不能像《抓壮丁》这样去丑化，丑化他们就是丑化我们中华民族”，是“糟蹋”“神圣的民族感情”。
这种定论是荒谬的。
电影《抓壮丁》是基于史实创作的，同样基于史实创作的现实批判主义文艺作品国内外还有不少，试问：
绍兴人对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兴师问罪了吗?
中国的老百姓对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口诛笔伐过吗?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项链》，“伤害”法兰西的“民族感情”了吗?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丑化”西班牙民族了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那么，自诩为“四川人”代言的“许多学者”，为什么却要对影剧《抓壮丁》耿耿于怀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诚、率真的性情，但在严肃的历史问题上，由着性子率真，必然要乱真。
如今，流沙河的诗《理想》已经成为人教版课标教材七年级(上)中的一篇“新课文”，他对当代青少年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赵祖谟的《〈理想〉的背后——诗人流沙河走过的路》，流沙河的父亲“余营成是一个小地主，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
县政府军事科，是1940年国民政府施行“新县制”后，由原来的兵役科更改名称的兵役机构。
由此，人们不能不问：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许多学者”，他们凭什么，暗暗地以“选择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视无睹有关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辞地误导当代受众?他们凭什么，悄悄地以“选择性失聪”的论史口径，对当年劳苦大众凄苦悲怆的呼喊置若罔闻，毛遂自荐去“代表”受欺压、受残害的上千万抗战壮丁及其亲人?他们凭什么，冷冷地以“选择性失音”的著史笔法，竭尽全力去粉饰连蒋介石及其文武大员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罪恶，进而在客观上否定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是血脉相连衍生的情感，还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聚合的立场?是家境变幻约束的政治视野，还是利益得失铸就的人生体验?是批判现实的情绪延伸，还是非黑即白二元分离机械的认知模式?
时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踪”，也同样需要对“探踪”的轨迹进行探踪。
时下，对上述“探踪”轨迹的探踪，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许多学者”呼声还是代表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这一“探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