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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如此虐杀壮丁
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1942年8月间，晓东村来了一支来自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日队伍”却又“交不了”的壮丁队。“自住进人家户后，一天也不见他们吃上一粒大米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食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1942年寒冬腊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连从贵州接来一批壮丁，约二百人，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几块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衣，既无鞋，更无袜，一概赤脚;其状也，皮包骨胳，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俨若骷髅，活似鬼样;其色也，一身黝黑，难见其真正皮肤，惟有两个白眼仁在翻动;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用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一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新兵由摧残而冻馁，由冻馁而病死，随死随弃，极尽人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
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1000万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1、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 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 000万人。
2、《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一百万”;二是“在八百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四百万。两项合计五百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3、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算账，“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 在抗战八年征出的1 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其中受虐待致死人数在300万以上。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 227 926人，其中阵亡1 328 501人，负伤1 769 299人，失踪130 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 559人，其中死亡422 479人，残废191 644人，逃亡323 436人。两项合计为4 165 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愈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八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4、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时为陆军二级上将的陈诚。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上述对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 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1、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 405万人;
2、抗战八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3、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
4、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
5、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
计算结果如下：
1、部队正常减员数
=抗战八年部队减员总数-同期部队逃亡数
=417万人-32万人
=384万人
2、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
=422万人-252万人
=170万人
3、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50万人
4、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1 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
=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1 405万人的57%。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胡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 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1 000万人。
以抗战八年实征1 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抗战八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 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何应钦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6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八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 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在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其中《中国的惊雷》，作者是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和该杂志政治记者的贾安娜。白修德后来成为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译者是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在这本书中，作者就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而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阵亡132.85万人，因病死亡42.25万人，进入军队后死亡人数总计为175.1万人。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甚至认为：“因受困和国民党的腐化而被浪费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对自己的同胞，或出于谋略，削弱非中央嫡系军队的长官而战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长途行军中拖死。还有的，则由于国民党政府故意不把应属他们的食物、药品交给他们而致死。……据信，被日本人杀害了的有三百万人之多。而那种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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