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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匪还乡团总是美化蒋介石国军
《还乡团》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时下的《还乡团》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一人。
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代“许多学者”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期间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残酷虐待壮丁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役工作：
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一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的。
流沙河以抗日战争兵役工作的见证人自居，其文章曾忽悠了不少生疏于抗战壮丁史的当代读者，然而，苍天有眼，流沙河先生的家乡却留下并出版了一系列驳斥流沙河的珍贵文史资料。
据流沙河先生家乡负责兵役工作的金堂县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文记载：
在征调壮丁方面，照法令是征召适龄中签壮丁，而实际上就不一定了，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额大了更会闹得“鸡飞狗跳”、路断人稀。一般青壮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权势，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调换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谷十余石(约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生争闹械斗的也在所难免。
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数额增大，办理更难。乡保人员迫于政令，无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老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士)凑足数额的。其中费用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一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一，如系估拉远方的人所耗费用可能少些，只给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费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属的费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约需黄谷十余石。这其中又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用多些，软的费用可能少些。中间经手人，保甲人员，从中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至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流沙河先生称：“拉壮丁……不到万分之一。”可是，他家乡的《金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送丁15 763人，其中自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50余人。”
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生“自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出国留学或游历等花言巧语麻醉学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乡甚至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
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的。
据查史料，民国28年2月14日至民国33年5月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陆续记载：
各部队的接兵部队，多不依限到县，并且不携带服装、给养、药品;或将给养费转贩物品，希图渔利;到县以后，即向政府或管区商借费用，如不照借，即借口伙食不够，拒绝收兵;或则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图报复。至接收新兵之后，则视同囚犯，锁闭一室，饮食起居，漫不关心，疾病死亡，任其遗弃。各级干部任意行动，或则携带眷属，乐于逗留，或则吃喝嫖赌，胡作妄为。
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目，提前呈报入营;侵吞草鞋、行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食，任令士兵饥饿，不顾士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用经商;盗卖(欠发、调换)士兵被服，不顾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士兵疾病卫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士兵睡眠;借故没收、出售入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经费，不随收随训，即训即役;擅离队伍，私设厨房，不与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驱使抬轿及背担规定以外之物品;强迫病兵行军，鞭挞虐待;遗弃病兵，脱光衣服，甚至未死枪杀或予活埋;又有贿放壮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对入营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赃，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费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疗，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几!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据国军某团长云：……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气及压迫士兵的种种暴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政府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