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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文革前就己经开始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在立国时的一穷二白，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政府面对的是一副烂的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台湾蒋匪的轰炸破坏，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上山下乡》文革前就己经开始，称作《插场、插队阶段》。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其中第39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七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除了城市失业人员，还包括未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指明了他们就业的方向。规定提出的“四到”，就是“上山下乡”的最初表述。1957年10月，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其中第39条修改为第38条，内容也做了重大修改：“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到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正文有关“下乡上山”的文字未有改动。至此，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思路以“国家发展纲要”的形式就此定型。
自1957年起，上海将“精简职工和精简城市人口”的运动与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结合在一起进行动员，但还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及政策措施，保持了青年运动的特点，使得动员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得以逐步推进，逐年进行。1957年上海知青下乡的方向以沪郊为主，到了1958年则以外省安置为主，而安置方式又以插场为主。经过数年安置实践，到1962年，国家确定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三种主要方式：插队落户；建立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农牧场；到国营农、林、牧、渔、矿插场，或创建新场等。
1962年6月，为协调城市知识青年插场，成立了副部级的农垦部安置办公室。12月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主任谭震林统筹领导。半年以后，又成立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以下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均组建专门办事机构，这标志着上山下乡问题正式提到党、政重要工作议程。
1963年6月，国务院召开“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今后15年内，每年大约有100万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下乡学生年龄可以由18岁放宽到16岁，条件是能够独立生活。主要安置方向是插队，其次是插场，再其次是建立新的国营农、林、牧、渔场等。
到年底统计，自1961年以来，全国各地共动员下乡知识青年14.87万人，其中到国营农场的11.51万人，占总数的77%。这些知识青年同老职工一起，在艰苦的地方扩建、新建400多个农、林、牧、渔场，盖起42万平方米的住房，开荒4.13万公顷，播种3.20万公顷，扩大育林面积7730公顷，扩大水产养殖面积1.03万公顷。
1963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国务院召开“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在会议上分别交流了成户插队、集体户插队、分散插队，以及上海市组织跨省插队的经验等，就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研讨。这标志着中央对城市青年下乡安置方向的转变。
随即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在会议上邓小平说：城市知青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
周恩来总理也发言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就要从这里出发。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的指导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大批城市知青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同时，这样做，也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青开辟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同年5月，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发布《关于落实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计划的报告》，1964年安置人数为78.6万人，其中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65.4万人，占83.2％；国营农、林、渔场安置12.8万人，占16.4％。按插队人数的千分之六配备4000名安置工作专职干部等。另据《四川知青史》记载，四川省在1964年下乡的城镇知青37763人中，插队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办场和国营农场的有2224人，占5.9%。1964年，国家将插队定为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向以后，每年插队安置费标准是，南方地区每人185元，北方地区每人225元。
1965年8月26日至9月14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综合各大区的安置计划是：1966年计划动员下乡67万多人；“三五”期间计划动员下乡366万人；15年内全国计划动员下乡1100-1200万人。安置方向仍以插队为主。
《人民日报》在1965年期间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指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是党的一项长期方针，决不是一项临时措施和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今后长期要做好的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
知青下乡的“革命”意义主要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增加农村的革命力量，培植共产主义萌芽，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等。
自1962年至1966年8月统计，全国各地共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青196.9万人，返乡知青达4000多万人；这些知识青年95％以上初步稳定在农村。国家支出安置费9.87亿元，人均346-580元。
其中上海1955-1966年期间，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具体去向以新疆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沪郊（54268人）等。
在平凡而又艰苦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一大批知青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在全国各地相继踊现出来，如1955年回乡务农的吕玉兰，1958年回乡务农的邢燕子，1961年回乡务农的董加耕，以及1962年插队落户的侯隽等等，他们的优秀事迹通过党报的宣传，鼓舞了全国各地已经下乡和尚未下乡的知识青年，进一步坚定了他们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对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到推动的作用。
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的社论，鼓励有志青年以邢燕子、董加耕等先进人物为榜样，投身到农业战线“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同广大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在艰苦中锻炼自己，在劳动中创造真正的幸福，成为能够经得起风霜、挑得起重担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时期树立的城市知青先进典型还有天津的王培珍、赵耘，吉林的栗心河，上海的浦锦文、张韧等等。
1964年1月2日，毛主席亲自观看了河南省豫剧院演出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代剧《朝阳沟》，赞扬《朝阳沟》是“近年来戏曲舞台上出现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戏”。同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便宴上，邢燕子和董加耕被安排陪坐在毛主席身边进餐，表达了伟大领袖对全国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
1965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杜编辑出版了《在广阔的天地里》报告文学集，文集载有邢燕子、宋喜明、刘品、王敬璋等十名先进知青的事迹。此后，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版物大量出现。
10月1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上海知识青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生活的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正式上映，不但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激起巨大反响，而且使上山下乡成为所有青年人向往的光荣事业，在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6年3月，党中央为了表彰知识青年，特意邀请200名先进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谭震林接见这些知青代表们时说：“农业很重要，没有农业就没有工业。农业要现代化，你们有知识，要研究如何现代化。你们下乡不是简单地为农村增加几个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把文化技术带下去。农村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以后，中央各部委根据中央的安置规划，纷纷制定各项法规制度和配套措施，为保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立政策体系。
前后公布的法规计有：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在高寒地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冬装补助问题的通知》；内务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国家编制委员会《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知青工作机构的编制及其经费分配的通知》；财政部发布《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支出预算指标和预算管理的通知》；财政部、林业部发布《关于国营林场安置经费结算问题的联合通知》；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关于1965年安置经费管理的几项规定》；内务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国家编委联合发布《关于增加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工作机构编制的通知》；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关于监督支付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安置经费的通知》。
关于加强舆论宣传，向知青提供精神食粮，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动员子女上山下乡，以及粗暴对待知识青年，歧视、打击、污辱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犯法犯罪行为的处理等。
从吃粮补贴、衣被添置、生活用房，到交通、医药费用补助等；从生活用具到生产资料；从近期到长远，事无巨细，无不周到统筹，关心备至，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青年一代的关心，体现了党和政府将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的决心，也为此后实施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准备了社会基础、物质条件，以及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上山下乡政策体系。
新中国的政策体系，归根到底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法规、措施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规范社会行为，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合，服务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部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是比较特殊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本质是青年运动，而青年正是社会上最活跃、最热情、最有能量，而且成分复杂、思想可塑性强的群体，这就决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既有长远性，又有短期的就事论事的应对性，以及政治导向多于具体扶助等特点。
《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大致经历了上述几个阶段，通过十多年艰苦曲折的社会实践，从一般性号召到逐步形成政策体系框架，终于由单一的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逐步汇合形成农村知识青年与城镇知识青年一起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大奇观，带动整个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正是因为有了上山下乡政策体系，有了开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条件、群众基础和实践经验，才有了《文革》期间动员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