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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
毛泽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人民至上的思想是永恒的。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那里，《民》只是工具，《民》是权力的接受者。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里的《民》成了权力的“施与者”。毛泽东的《亲民》思想是一种全新的《亲民》思想。这种《亲民》思想使毛泽东对伤民、害民行为更痛恨，在铲除这种行为方面做得更加无情，更加彻底。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全新的《亲民》思想，毛泽东及其一代中国共产党领袖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从官僚机构和官僚阶层中相对分离出来，得到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真正拥戴。
共产党一旦夺得了政权并坐稳了天下，《亲民》思想立即就成为《爱民》行为，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简单直白的语言通俗而又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的行为要求，成为毛泽东时代对各级官员提出的起码的为官准则。因为至少在认知上，这时的国家已经是共产党的国家，人民也已经成了共产党的人民，党、国家、官员、人民已经融为了一体，这时，爱民即是爱己！作为最高领导人，这时的毛泽东在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对走资派右派及贪官污吏特别痛恨。因为贪官污吏的《伤民》、《害民》，与民争利，与国争利，客观上破坏了国家的基础，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动摇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用《大爱》覆盖了《小爱》、用广博之爱克服了狭隘之爱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亲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平等的倡导和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其一代中共领导人的这种《爱民》形象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巩固，领导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人格上，与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平等的！战场上，只要军官在前，士兵就不会后退；艰难困苦之时，领袖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儿去，这就足以使人民忍饥耐寒而少有怨言。至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对现状有一个大体“平等”的认知，是统治者维持政权稳固、民众保持心理平衡和社会实现安定和谐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毛泽东说，此前的所有社会都是不平等的，而此前的所有统治者都是制造不平等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首先就是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在毛泽东的时代，“新社会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为人民服务”，“公仆”都是从“平等”这一概念派生出来的。
毛泽东对“平等”的追求是一种真实的追求。这方面，反官僚主义和反干部特权就是“平等”理念付诸实践的重要体现。从反官僚主义和反干部特权的具体行动中，人民看到，毛泽东宣传的平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和骗取民心的谎言，而是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上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所以，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出自内心的真正拥护。毛泽东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使人们真正相信，共产党真的是实行的“官兵一致”。
反官僚主义。实事求是地讲，在毛泽东时代，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是贯穿始终的。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中共八大，就提出了要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要注意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这些显然都是针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
当时确实在部分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上已经暴露出了一定程度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搞特权等等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八大很严肃地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加之这一年波兰、匈牙利都发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认为，应该按照“放”的方针，自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执政党内存在的种种缺点和错误，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巩固执政地位。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动鸣放，搞开门整风，要人民群众给党和官员提意见。
八大之后不久，中共就开始了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的初期，矛头所向是官僚体制，特别是领导干部，直接冲击的是建国后由官员们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运动的初衷是反官僚主义，要纠正各级官员的“不正之风”，整掉执政者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使之能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任务。
1964年初开始的“四清”运动，更是一场直接针对干部的典型的反官僚主义、反干部特殊化的运动。“四清”运动一开始是“小四清”，即：请账目、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主要是要纠正基层干部中存在的挪用公款、铺张浪费、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行为，以整顿干部作风。后来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其主要针对性就更明显，那就是各级领导干部。
与“四清”运动同时进行的“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其矛头毋庸置疑主要也是针对领导干部的。
所以，可以说，建国后在毛泽东的时期，对干部作风问题一直是抓住不放的，并且也是抓得很紧、管得很严的，当然，成效也是很显著的。所以，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治官”有术，“吏治”也还清明。
毛泽东时期反官僚主义的一次重要升级，就是文革中“反修防修”问题的提出。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考虑，最初还是出自于反官僚主义和反特权的需要，是把反官僚主义和反特权提升到了政治高度，放到了党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这个层面上。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必须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公正。为了保证政治平等和经济公正能真正实现，就必须建立全面的公有制，因为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公正分配，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而只有经济上实现了平等，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政治方面的平等，也才可能真正打破“官”、民界限。这其实体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建设的一个战略思考。
毛泽东根据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统治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诉求，特别不愿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又出现贫富差距和“官”欺压民的状况。而中国共产党要想得到广大人民的真正拥护，使自己的执政地位永不动摇，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一定要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公正。“反修防修”问题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1957年5月，他在《事情正在其变化》一文中写道：“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当然，这时还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谈修正主义，但目光已经放在了共产党内部。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国共产党对“修正主义”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若干结论性看法。其中有三点对中共的决策从而也就对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苏联“变修”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九评”中的语言）；其二，“修正主义”的根源是“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其三，中国应“反修防修”。
“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首先和直接的表现就是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于是出现了一些干部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多吃多占生活必需品的问题，这被毛泽东看成是基层领导“变质”的表现。当然，问题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这就是当时概括的所谓“五风”。
这一切，其中特别是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变化使毛泽东感到忧心忡忡，而干部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义，是特权。从以下所举的一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不安和焦虑。
1965年1月，正在社教蹲点的农机部长陈正人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汇报了他在蹲点中产生的切身感受。
陈正人在报告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
毛泽东在陈正人的报告上批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麽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对象。”
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经济学读书谈话》中曾经提出过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九评”中，提出过“特权阶级”，后来又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世前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资产阶级”。这些概念，所指应该是一致的。
毛泽东本人毫不掩饰他对“官僚主义”的反感和厌恶。他曾说过：“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恶极，……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3页）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1967年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描述》，见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泽东》第256页）
毛泽东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官僚主义的愤怒也没有半点减弱，对官僚主义的抨击也还是那麽尖刻、锐利：“民主革命胜利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参阅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印：《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五个发言材料》，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描述》，见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泽东》第256页）
毛泽东对领导层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十分担心，他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这种官僚主义发展下去，必然会使党变修，国变色，人民的江山丧失，劳动群众又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为国家的发展，为人民的幸福，为他和中共毕生奋斗、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信仰，一定要把这场与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它的意义和重要性不亚于民主革命。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