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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就是官僚贪腐文化之源
中国的儒家文化也就是中国官僚贪腐文化之源。儒家文化也严重的影响导致中国文化属于一种内敛，停滞，不会自我更新发展的文化。如无外来文化力量的强加或入侵，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也不会有丝毫的社会进步，只是循环式的改朝换代。
历史上，无论是孔儒的丧家犬，汉儒的看家犬，宋儒的道学犬，还是明儒的疯犬，他们所主要维护的贵族权，皇权以及儒术独尊权，道德评判权虽各有所侧重，但以礼为核心的等级制，血缘为中心的伦理观和文人的道德评判权是一成不变的。
由于儒学的低级奴性，无法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第一次对中华文化大的冲击是佛教的传入。在儒佛的斗争中，基本势均力敌各有优势。儒适合皇权官僚统治，儒和士大夫天然联系在一起，佛教要求人们忍受现世的统治，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当然佛教为迎合儒教，简化了教义和修行方法。
儒家缺乏追求彼岸世界的终极理论和修养方法。佛教太盛则影响兵源和财源。由于佛道的冲击，在宋代出现了理学。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非武力的。佛教给中国人带来了缘分，忍受，来世。但同时放弃了逻辑的必然，现世的斗争性。
但到了鸦片战争，西方文化裹胁着武力对中华文化进行了大肆的冲击，中国的士大夫进行了毫无意义的抵抗，中国的文化则在军刀之下进行着艰难无奈的变革。有声称“舍礼无道德，舍礼无政事”。“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不可倒置”的曾国藩，有号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曾张二人是封建礼教维护者中的优秀代表，曾国藩巧妙的将太平天国所宣讲的民族矛盾转化为礼教的存废，进而和儒生的个人利益相结合，团结了整个文化阶层镇压太平天国。
然而仅仅半个世纪后，在读书人中对礼教的认识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张之洞希望通过固守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引进西方文明中的技术教育和科学教育来挽救封建道统统治。同盟会的黄兴曾说要给张之洞颁发一枚百吨黄金做的勋章，因张用官费送出的3000名留日学生半数成为革命者，张之洞建造的汉阳枪炮厂为革命准备了充足的武器。
其后的戊戌变法，试图实现君主立宪，除器物的学习外，也试图制度上模仿，在五四运动又提出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回顾五四，审视今天的国际形势，不难发现五四的深度不够，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五四运动的局限在于五四运动把目光仅仅聚集在科学和民主上，没有提倡真理文化和信仰问题，民主和科学仍然属于器物方面，所谓科学的尽头是宗教，真正主宰科学和民主的仍然是文化，思维方式和信仰。如果对当今中国的科研体制以及院士评选经费分配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今天中国追求科学的效果和形式仍然面临是在官僚伦理贪腐文化，还是民主真理文化指导下进行的问题。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其实质仍然是《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所谓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区别另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承载的是民族精神与灵魂。一国或一民族长期积淀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心理习惯等。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实应当分为属于庙堂的官僚士大夫道统文化和属于民间乡土社会的孝道文化，中国县以下是乡绅治理，他们分别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三亩地一头牛，妻贤子孝。也有少量附属于他们的落魄文人的老庄文化（风月酒色或禅宗）和江湖文化（行侠仗义），这不难看出，中国人的心灵和大脑理解宗教世界是多么难。中国有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土壤，但是和超自然主义绝缘。中国的庙堂文化的代表是以儒家的礼和德为伦理的官僚文化，法家则主宰中国的政治组织形式，道家是官场失意者的精神家园。
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最为有价值的永恒的灵魂就是中国是中央之国，这个信念如同犹太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一样，应当成为中华民族之魂。是奋进不止，永不言败的动力之源。这个不能变，其它的都可以变革。
在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最灿烂，最有活力的是周朝家天下崩溃瓦解时的先秦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诸侯国为竞争霸业，统一四海，因此他们基本上是采取以行耕战，不虚无，修水利，论军功为特点的奋发有为的竞争性事功文化，如管子，墨子，商鞅，兵家，法家等。所有这些文化虽然优秀，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功利性的术而非道对于与信仰的认识或倡导很弱或干脆没有，只能充当展示的动员令或管理文化。
只有墨家提出社会混乱的原因在于宗教的丧失和对天神崇拜的淡薄，提出天志信仰至上神，明鬼的人神沟通，非命的救赎理念和尚同的社会目标。当然选择墨家也不一定就走向信仰，理性，科学和民主，但选择了儒家就一定不会。
秦是为了称霸而战争，一旦战争结束，天下定后，变得无所追求，秦国并没有找到统一全国思想的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这是秦国短命的根本原因。
汉朝在汉武帝驱逐匈奴之后，没有太多的外部压力逐渐采取鼓吹恢复周礼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文化，汉以后的全面儒化使得儒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的伦理原则和价值标准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传统，反应到社会现实的就是尊卑有别的差序格局，和出人头地的人生志向。
因此中国的文化就有了儒家伦理文化和农耕文化的鲜明特点。中国的自然环境适合农耕社会，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保守稳定热爱和平，农业经济的特点，春种秋收耽误不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不同于孕育草原文化，海盗文化的经济，牲畜到季节就会发情繁殖，不以人的行为而转移。
道德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宗教信仰，极其浅薄低级，功利实用，没有形而上的理想，学而优则仕充当官奴，以人的情感为价值判断标准，盛行“差序格局”，潜规则横行。否定神圣的未知和客观精神价值就等同于我的欲望就是道德，肯定了人对现实世界的功利追求是天道。因此几千年来福禄财寿，就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
没有上帝就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就不能斗私，提倡私心合理就没有理性公德，只有功利。没有宗教上帝或类似的超越性主宰，道德，真理，法律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商周之变的天人合一和天命王权，没有思想和灵魂意识只有俗世的功利和王权统一。
中国的政治文化一直处于在权术和政治手段方面研究和思考达到非常精致极其先进的法家和在国家，个人政治理想，社会契约，灵魂导引以及终极关怀方面及其腐朽落后甚至空白的不协调中。这种不协调所造成的历史表象就是：历史发展停滞，总在革命，治，乱间轮回。
中国的农民受皇粮国税和地租的双重压迫剥削，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控制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地主豪强对土地的控制对于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对于饥荒他们也不承担救灾责任。地主可能有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但地主阶级是万恶的食利阶层绝无益处。中国的农业税到一直不高，基本上5-8%。国家政权对县以下的管理乏力，主要依靠乡绅的氏族社会管理导致中国只有个人氏族利益，没有公德意识，一盘散沙。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欠缺在于：无经济组织，无开疆拓土，无国家民族观念，无逻辑，无科学。对内不平等压迫—礼制，对外曲膝投降------和亲，和谐。
所有这些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但中国人没缺陷，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的缺点，而没有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缺点。中国需要制度建设，但是文化改良或革命须先行。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特点虽然不是儒家学说所直接倡导的，但是属于儒家学说间接所致。
孔老二是一条周游列国四处求官做的丧家狗，而中国文人又把孔老二奉为精神领袖，于是中国文人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迷失了精神家园的丧家狗们，不知何去何从，除去做官，百无一用。文人的终极追求不过是功名财富，女子。同时他们也没有脚踏实地的态度，更没有客观公正的现实批判精神。
在文化上，科学上没有任何建树。中国的文人从来都是只有媚俗，装B ，偏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谎造谣，篡改历史，奸尸，喝药壮阳，写淫诗，填艳词，玩妓女，纳小妾，把弄三寸金莲，秀伤痕，当怨妇，说大话，唱高调，放空炮，血口喷人，为了功名财帛女子随时都准备卖身求荣的冲动和浮浅，从来就没有天下为公，舍己救人，力挽狂澜的气概和真知灼见，也没有脚踏实地的态度方法，也没有客观公正的现实批判情怀，得意就猖狂，失意就骂翻天。
从来也不会，也不可能为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指出方向，因为他们既没有救世的情怀，也没有这种能力提出自己的理论引领社会健康的发展。当然更远远谈不上能铁肩担道义，舍家弃命自打天下的浩然英雄气。他们历来就是社会的寄生虫，食利者，沽名钓誉之徒。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蛀虫。
每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生死关头，他们从来不能成为民众抵抗的组织者或领导者。相反他们总是不惜卖身投靠，贪名贪利，一心谋官。从董仲舒到康有为，只有王安石值得研究。还有当代公知借公益普世之名，行利己之私，以及金，元，满，日封下的衍圣公为此做了精彩的注解。
以上所总结的属于所谓的中国的庙堂文化传统，他们所覆盖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他们掌握着中国的话语权，道德评判权。绝大多数时候决定着中国的文化走向。
然而中国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是属于和庙堂文化风马牛不相及的乡土文化，也有少数人的江湖和侠客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割裂为中国制造了革命的土壤。
走资派复辟后的中国又继承了这一封建传统文化的衣钵，从干部群众的鱼水关系变为官民对立。这种对立的形成是对无数先烈以平等独立为信仰流血所建立的新中国的背叛。这种对立同样可能成为再一次爆发革命的隐患。
什么时候爆发决定于下述两点：第一有没有一个继承了毛主席思想的组织的成立，第二，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增长的，但是，资本的贪婪和资本家嗜血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制造资本向更贫穷国家转移的必然，这种打工经济的停滞或衰退是肯定的。
中国传统乡土宗族文化的风情画描述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四世同堂。其核心是孝道，如是反对孝道，尊老和敬老的，老年人年纪大各种功能衰退，应当关心和爱护。孝，尊，敬其实里面包含着无条件服从。
服从只能服从正确，不能被其它因素所左右，如感情，职位，年龄等，孝道简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万恶之源，舜的父母和弟弟三番五次迫害舜，舜都不能勇于斗争，如舜接位后，舜的弟弟鱼肉百姓，舜岂不是会更不管不顾吗？二十四孝恐怕光孝还不够，还得愚蠢，心地邪恶歹毒才能做到。里面没一个正常的。不评论也罢。
与孝一致的祖先崇拜是中国的宗法基础，也是一盘散沙，只有私德没有公德的基础。
在中国社会早期，夏商周三代中，夏商二朝是敬神的两个朝代，周朝作为乘虚而入以一个小国推翻大国的朝代，出于维稳的需要，废除了前两代对上帝的信仰，以一笼统的天取代了人格神上帝，同时也取缔了联系神和人的贞人集团，开了政治上一元化领导之滥觞。
使得中华民族走向了人本的大一统社会，据说老子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妄称天意，亵渎神明不满，做了《道德经》。商周之变是一个貌似进步的文化反动。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一知半解的哲学思考把人导向于无神论，但是对宇宙与哲学的深刻思考，却必然使人皈依于上帝。”
尊天命敬祖宗的人本社会（事实上君本）的建立，在大尺度的时间范围内，对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中国人没有信仰，较为功利，只注重现世，保守，不冒险，没有逻辑思维，中国的音乐多数是欢快的，没有沉思。
中华民族没有经历统一的人为一神教完成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建筑，提前进入了一个人本社会，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病态的人本伦理和功利人生价值观的低等等级社会和政治文化大一统的社会。就如同一身体没有完全发育的儿童提前进入了青春期。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社会没有信仰，所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逆淘汰社会。西方社会以上帝为媒介，建立了一个文化系统，形成了一致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