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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届奥斯卡,从这十部提名影片起

京港台:2024-3-12 21:25| 来源:南方周末 | 评论( 1 )  | 我来说几句


了解本届奥斯卡,从这十部提名影片起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随着各种前瞻奖陆续出炉,第96届奥斯卡的主要奖项结果呼之欲出。其中最可能获得本届最佳影片的《奥本海默》,恰好是2017年第90届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和2018年第91届最佳影片《绿皮书》以来,又一部在中国几乎同步上映的奥斯卡热门影片。

  

  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名单:《美国小说》《坠落的审判》《芭比》《奥本海默》《可怜的东西》《过往人生》《利益区域》《留校联盟》《音乐大师》《花月杀手》。

  01回归传统定位

  

  《奥本海默》

  奥斯卡影片在咱们国内引发热议和追捧,始于《泰坦尼克号》。近年来多届的得奖影片没有引进,即便引进似乎也不会成为我国影迷的奥斯卡首选,那是因为,最近十多年来,奥斯卡的口味随着评委人数的激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相对于那些著名电影节的颁奖,传统奥斯卡以包容并蓄著称,它立足美国市场,放眼商业或艺术上成就较高的影片,收纳到入围影片的范畴。具体来说,提名作品中通常会包括美国独立影片、英国文艺片、口碑不错的类型片等,但最终获奖者,往往是艺术性不差的类型片,如《泰坦尼克号》和《角斗士》;或兼顾叙事性和思想性的剧情片,如《为奴12载》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甚至票房拿得出手的小众艺术片,如《绿皮书》和《国王的演讲》。

  显然,近年招进美国影艺学院的成员们(即奥斯卡评委)并不乐意玩这种平衡术,他们在评选最佳影片时,更“随心所欲”,不太考虑评选结果对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最近十多年来的最佳影片,越来越不符合这种对艺术和商业的兼顾,而是经常剑走偏锋,比如评出压根没打算进院线的小清新励志片《健听女孩》,或者聚焦少数族裔的怪咖片《瞬息全宇宙》,等等。倒不是说那几年奥斯卡缺乏传统定位的佳片,而是那些影片要么不能打,要么不能让评委亢奋。(注意: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评选采用权重制,五个评委的“我超爱”,胜过十个评委的“还不错”。)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会发现,诺兰的《奥本海默》堪称完美契合我们以往对奥斯卡的理解:它是一部传记片,借用真人真事反映西方艺术家对核武器的态度;它取得了商业大片的票房成绩,颇具影响力;它凝聚了诺兰影像艺术的精华,加之诺兰之前《盗梦空间》和《敦刻尔克》曾获提名,《黑暗骑士》和《星际穿越》够格获提名却未获提名,可谓积累效应满满。此刻的诺兰,有点像《无间行者》获大奖前的斯科塞斯,奥斯卡若再不给他一个奖,损失及丢脸的不是诺兰,而是学院。当然,学院无法操控评委的选择,但诺兰早该拿一个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可以算是共识了。

  02女性主义的错位

  除了《奥本海默》,另一部兼顾商业、艺术和思想诸多属性的提名影片,当属《芭比》。一部改编自玩具的故事片,竟然成为全球年度票房冠军,这超出了很多人的设想。更令人惊讶的是,该片的口碑也好到飞起,烂番茄专业评分88%,观众评分83%。但奥斯卡提名公布后,人们发现,它未能入围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这才让人恍然得知,该片的口碑其实跟《奥本海默》有本质的区别,简言之,不少人认为它的艺术性是不足的。

  窃以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女性主义影片,很可能进入了一个审美疲劳阶段。前些年几乎每届都有至少一部带有强烈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入围,有些如《犬之力》还获了最佳导演奖;逐渐,题材本身的骇世惊俗不再起作用,甚至可能引发腻烦,对这类题材的审视自然也变得更严苛。

  

  《芭比》

  我个人相当喜欢《芭比》的举重若轻,因为它做到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它把说教处理得充满娱乐。说实在的,表现苦大仇深并不难,难的是,你把观点阐述出来,我无论接受与否,始终觉得这个过程是愉悦的。但是,说教和娱乐似乎都是反艺术而行之,所以,评委可以找出多个理由来放弃该片。但无论奥斯卡是否青睐,《芭比》能成为文化现象,光凭这一点,它已经超过了小金人能涵盖的表彰范畴。

  我个人的年度最佳是法国的《坠落的审判》,不仅仅是女导演+大女主,而且骨子里是极为深刻的性别思考。它借用了一个犯罪悬疑的类型框架,由此来探讨一个普通家庭谁主内的合理性。片中那段夫妻吵架,至少是《婚姻故事》以来最精彩的家庭对话。影片自始至终拒绝采用上帝视角,坚决不透露桑德拉·惠勒扮演的女主是否谋杀亲夫;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会发现夫妻两人似乎不是谁绝对正确、谁绝对无理,因此无法借助可能会预设的立场来做判断,而需要考虑各种可能性。这里没有大善和大恶,甚至可能没有善恶对错,多数家庭都会遭遇类似的矛盾,无非一般人觉得知识分子家庭不应该纠结于家长里短罢了。

  

  《坠落的审判》

  《可怜的东西》虽然导演是男性,但绝对是一部大女主戏,而且,它用一种科幻童话+荒诞的形式,探讨了女性的觉醒。如果说,玛格·罗比的角色可爱到憨憨,天真纯洁到像玩具,惠勒的角色真实到看不出演员有一丝明星痕迹,那么,艾玛·斯通的角色用极度的夸张和怪异,来包裹内在的真实和冷酷。

  

  《可怜的东西》

  《过往人生》表面上不太像是圣丹斯崭露头角的美国独立片,它貌似过于浪漫温馨,连韩裔的设定在《寄生虫》征服奥斯卡之后,也算不上突破了。但在爱情片的框架里,它承载着一个离家闯荡者对故乡和母文化的依恋与纠结。传统叙事中,代表家乡的往往是母亲和妻子,漂泊者则是男性,而本片则做了性别反转,把女性描写成勇于追求和探索的一方,而那个青梅竹马的男人只是一个温柔而模糊的倩影。

  

  《过往人生》

  除了《芭比》,这几部影片似乎都没有获得女性观众的特别关注。也许是因为它们未能石破天惊,但我觉得,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前几年的女性题材给观众做了不断的心理建设,使得这些小小的突破变得习以为常。

  03政治的正确与不正确

  我对《花月杀手》的最大不满,是影片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或者说,对片中所有印第安人的塑造。他们显得很崇高,默默忍受着白人的摧残,你看不到一丝一毫穷人暴富的表现,既没有花天酒地炫富,也没有助人为乐完成某个心愿;他们中的女性不知为何,就是想一心嫁给白人,而且都是没有正经职业、各方面都配不上她们的男人。当这些混血家庭中的印第安人妻子一个个不明不白地死去,居然没有人产生一点疑心。这也……太傻太天真了吧?

  

  《花月杀手》

  我相信,真实事件中的人肯定是有血有肉有逻辑支撑的,而影片的主创肯定不是缺乏才华(整部影片的制作水平非常高),而是某种无形的力量,让他们不敢把这些印第安人当作活生生的人来描写。偏偏,影片物色的印第安演员一个赛一个,都极有质感,尤其是女主角,眼神里全是戏。但剧本没有给她足够的心理依据,无法让我们看到贤惠之外的状态。斯科塞斯这几年的作品,论技术无可挑剔,但锐气则荡然无存,我能想象评委们充满敬意的样子,但真正发自内心的感动恐怕少了一点。

  本届还有一部我心目中的政治正确受害者,那就是《音乐大师》。伯恩斯坦是大师级的人物,不仅是一流的指挥家,也是一流的作曲家,但影片把焦点对准他的私生活,即他双性恋的取向。文学文艺家的个人喜好和艺术创作,有些是有关联的,比如李白若不是酒仙,就写不出那些千古诗篇,拍李白若不拍他狂饮,那是不能想象的。

  但看完《音乐大师》,我怎么也想不出伯恩斯坦的性生活对他的艺术成就有什么影响,无非是,如今的西方文化界对性向有了一种初进大观园的好奇。说实在的,影片的表演和导演都可圈可点,但文本过于赶时髦(其实是八卦),反而忽略了传记片最值得关注的要点,即这个人如何对世界产生影响。

  

  《音乐大师》

  《美国小说》反其道而行之,技术上它更多依赖类型片的套路,但它带着一副见神杀神见佛杀佛的姿态,对视若神圣的政治立场表现出由衷的鄙夷。如此政治不正确的影片能走到这一步,至少证明了物极必反的道理。当然你可以说,冲锋陷阵的是作为少数族裔的黑人,这让反对者一时无法还击。其实,该片的原著早在2001年就出版了,可见,很早就有人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哪些东西是不能用来讽刺的,尤其是当它被标成“绝对正确”时。

  

  《美国小说》

  《留校联盟》是一部颇为老派的影片,通过精心营造时代(1970年代)和地域(新英格兰地区)氛围,蜻蜓点水地涉及各种议题,如阶级、种族、性格等,但核心内容是一种陈旧到可爱的育人观。怪老师的故事经常出现在美国银幕,但一般不会设在当下,因为人们对老师的怀念都会透过时间的滤镜。片中的男主若搁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就被社死了。

  

  《留校联盟》

  《利益区域》是我见过的奥斯卡提名影片中某方面最独特的一部。这部在波兰实地拍摄、全程讲德语的英国影片,用极致的墙外视角,来呈现某些人对大屠杀的视而不见,也就是所谓的“邪恶的平庸性”。影片的视与听是两张皮,互为补充——你眼里看到的是一个军官家庭的日常生活,女主人热爱园艺,把后院打造得姹紫嫣红,春光无限;你听到的,则是院墙那边隐隐传来的各种声音,包括炉火熊熊燃烧的声音。当然,远处耸立的烟囱是一个影音的粘合剂。

  

  《利益区域》

  这部影片需要你走进影院前提前做功课,了解故事背景,不然,你不会知道女主人分发的衣物来自何处,当作肥料的灰是什么,那个红外线镜头下骑单车的少女在干嘛,岳母为什么一大清早就不辞而别,等等。一部常规影片有义务告诉你这些重要信息,但本片则采取了缄默,什么也不说,这让不明就里的观众从某种意义上变成女主人的“朋友”或“宾客”,一起“享受”她的田园生活。借用因《繁花》而走红的一个沪语词,这部影片的大胆及妙处就在于“不响”——对于惊天地泣鬼神、对道德的终极考验,即便发生在几步之遥,也只当作没有看见或听见。这绝不是惠勒扮演的女主人的特异功能,而是人性之常态。

  奥斯卡在咱们国内影迷心目中的地位,如同它在本国的收视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每到提名及颁奖结果颁布,媒体便会出现“小年”的评论。但你若翻阅美国的媒体影评,会发现他们保持着良好的自我感觉,即便《月光男孩》《聚焦》等一批大奖影片没几个人看,他们的盛赞就如同我对《利益区域》的惊喜,全然不受票房高低的冲击。

  今年的奥斯卡确实不能算是小年,尽管超级英雄片明显进入了低谷,但两部爆款大片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而其他几部体量不大,但在某方面的突破则颇为耀眼。奥斯卡的包容性不光体现在题材和类型,规模和定位,也渗透到性别、代际、语言等分布。

  往年有一名女导演作品或一部非英语影片入围最佳影片,媒体便会大书特书,本届有三部女导演作品、三部外语片跻身十大,反而没人当作新闻热点。或许这便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倒不是说,奥斯卡获奖作品最好跟欧洲三大有重叠,而是,奥斯卡的标准一向不同于电影节,它未必评选出最好的作品,但通常它不会忽视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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