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馆政变失败与希特勒崛起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动政变，试图推翻魏玛共和国，史称“啤酒馆政变”。此时距纳粹崛起希特勒掌权还有十年。尽管该政变以失败告终，但已成功将希特勒推上了政治舞台。
啤酒馆政变（也称啤酒馆暴动）是纳粹独裁者希特勒崛起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1923年11月8日和9日发生在慕尼黑的政变，尽管当时并未取得直接成功，但塑造了其后的德国历史，并由此改变了20世纪的发展进程。
今年4月1日是1924年审判结束的100周年纪念，彼时希特勒的同谋鲁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被判无罪释放。
当时，希特勒只是德国（即当时的魏玛共和国）的几位极端主义领导人之一。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在接下来不到十年时间里，希特勒与其领导的纳粹党会控制整个国家，令欧洲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并导致德国制造了令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群体丧生的大屠杀。
慕尼黑的一个命运攸关之日
尽管希特勒1933年掌权，但其夺权野心早在十年前已有踪迹可寻，1923年11月8日晚，希特勒带领约2000名支持者前往位于慕尼黑市中心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当时，巴伐利亚政府成员和其他知名公众人物聚集在啤酒馆内，纪念德国11月革命，该革命结束了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德意志帝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
希特勒希望通过向那里的领导人施压，以实现政变愿望。巴伐利亚当时已与中央政府产生分歧，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州长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拥有绝对权力。如果希特勒成功，他或可以组织支持者进军柏林，用极右翼独裁政权取代羽翼未丰的议会民主制。
然而，"一切都没有按计划进行"—— 希特勒的潜在同谋者们开始一个个退出。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尼斯（Wolfgang Niess）告诉德国广播电台（DLF）。他写了一本关于该事件的新书。
啤酒馆政变后，希特勒带领政变者前往统帅堂（Feldherrnhalle），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尼斯说道。当其穿过慕尼黑市中心时，遇到了巴伐利亚警察和军队。交火导致希特勒一方至少14人死亡和四名警察死亡。政变失败。希特勒受轻伤，并于几日后被捕。希特勒以叛国罪被判处五年监禁，但仅入狱不到一年便获假释。
前陆军将领鲁登道夫曾一度挑战魏玛共和国脆弱的法治体系，并散布反犹太主义谎言，声称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应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负责。
希特勒政变的完美条件
啤酒馆政变并未令希特勒立刻夺取德国政权，但这次失败却大大激励了其野心。在狱中，希特勒开始撰写《我的奋斗》，这是一部阐述其法西斯主义愿景的自传。这本书也成为了后来迅速壮大的纳粹党的主要宣传物，该党派将策略调整为从试图非法夺取权力转变为合法地从内部夺取权力。在政变未遂后的几年里，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选票上的支持。
未遂政变发生时，德国正处于极度不稳定时期，魏玛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官员被暗杀，国家政权受到左右两派暴力势力的威胁。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失业问题广泛存在—尤其有着战斗经验的退伍军人群体中有着高失业率。
德国对在一战中向盟军投降仍记忆犹新，也视之为国家耻辱。迫使德国支付战争赔款的凡尔赛条约在伤口上再撒了一把盐，并给德国发展带来更大压力。
这都是希特勒及其纳粹成员能够点燃的火药桶——尽管希特勒及纳粹党不是魏玛所面临的唯一国内威胁，但其政变企图以及之后的权力崛起绝非历史偶然事件。
“如果没有巴伐利亚当时众多的君主主义者、反动老兵、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者，以及政治恐怖份子的‘帮助’，希特勒在1923年的崛起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丹尼尔·西门子（Daniel Siemens）在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汇报》（FAZ）上评论尼斯的新书时这样写道。
尽管纳粹党在政变未遂后被立即取缔，但另一个类似的党派再次出现，并在随后一年的巴伐利亚选举中赢得了30%的选票。不久后，纳粹在希特勒的掌舵下重返舞台。
从德国纳粹历史中汲取教训
直至今日，这场政变及其所涉及的更广泛的纳粹经历都在对德国、其法律和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且危险依然存在。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项党”（AfD）在民意调查中获得了创纪录的支持率。其在德国西部黑森州去年举行的州选举中，一举成为第二大党，而今年德国东部的州举行选举时，它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希特勒称之为家乡（希特勒出生在当时的奥匈帝国）、并将其作为最终崛起为国家权力策源地的巴伐利亚州，超过30%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选项党或自民党（Freie Wähler）——另一个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前者在政治上仍被孤立——其他政党声称拒绝与其合作，后者则支持巴伐利亚州政府中的保守派执政党基社盟（CSU）。
对于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而言，这种合作方式带有过去的痕迹，并伴随着一种令人沮丧的似曾相识感。
“如果知道一百年前是什么导致了的德国走向毁灭，那么就可以稳固、加强欧洲的力量，防止新灾难的发生，” 同样写过希特勒政变的记者尤塔·霍夫里茨（Jutta Hoffritz）这样告诉德意志广播电台，“这就是为什么仔细研究1923年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