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中共官媒的取巧与“翻车”

墙外文摘：中共官媒的取巧与“翻车”

　　有评论认为，中共宣传部门同时胜任传达权威信息和动员大众功能的要诀，在于赋予不同重要等级的官媒、以及纸媒和互联网新媒体渠道以不同的职责、不同的管理模式，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影响群众。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端传媒”发表文章《中共如何破解威权宣传的两难困境：新媒体时期的官媒策略与大众动员技巧分析》，作者肖克艾认为，中共宣传部门同时胜任传达权威信息和动员大众功能的要诀，在于赋予不同重要等级的官媒、以及纸媒和互联网新媒体渠道以不同的职责、不同的管理模式，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影响群众，尤其是新媒体的宣传工作，不仅维系了官媒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岌岌可危的存在感，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常识”。文章说，纸质官媒和网络官媒是共用一个品牌的两个独立系统，两者界限分明，即便顶着同一块牌子也很少合作。

　　作者指出，这种宣传模式也并非没有自己的隐忧。在很多场合，政府高层表现出了一种道德主义的冲动，频频出台禁令，试图遏制互联网上的流行话语；而对这些流行趋势的迎合和利用，却恰恰是新媒体官媒得以成功的关键。况且，在新媒体灵活工作的另一面，还有着宣传系统对于“翻车”事故的高度警惕。每当出现重大“翻车”事故，引起“舆情事件”（这些事件往往是由比官媒更加民族主义的网民发起，试图声讨在他们看来官媒的“歪屁股”行为，比如邀请曾发表过亲美言论的明星出席节目），宣传系统的上级往往会做出严厉处罚，并收紧监管。即使新形式的宣传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正统”与“流行”之间的矛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矛盾，仍然内在于意识形态工作之中，也必将一直存在。

　　中国愤怒，说明拜登做对了？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拜登的强硬立场令中国愤怒，这说明他做对了》，作者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时报的专栏作家，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即便特朗普发表了后来逐渐演变成种族主义的仇外言论——例如，试图将新冠病毒重新贴上“中国病毒”的标签——并征收了声势浩大但不起作用的关税，他也从未有过一个一以贯之的策略来对抗我们最大的对手。另一方面，拜登在贸易问题上不动声色地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尤其是在中国的贸易方面。拜登复杂成熟的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特朗普的保护主义猛烈打击要重要得多。

　　文章说，拜登政府对对华技术出口实施了严格限制，其明确目标是遏制中国在先进半导体和计算领域的技术进步。“所有这一切似乎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没关系。这表明拜登的做法正在起作用”。作者认为，特朗普大张旗鼓地展示了与中国的对抗，但他在任期间并未带来实际效果，而且在事关捐款时，他在TikTok这件事上似乎已经弃牌。拜登说话比较温和，但挥舞着一根大棒。或者换句话说，特朗普对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强硬的人，他只是在电视上表演强硬。拜登是来真的。

　　“见山不在了，山还在”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香港见山书店停业，中共焚书坑儒统治术来了》，作者颜纯钩说，支撑香港文化脊梁的，除了从前数份有社会良知的大报，几家有文化理想的出版社之外，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很多社科小书店。他们的市场定位很窄，但读者韧性很强，他们默默耕耘，不求闻达，但求知音。今日的香港政府，已经把中共那一套焚书坑儒的统治术学到手，图书馆把很多好书下架，书展拒绝独立出版社参展，学校推广中共洗脑教育，大学也增加政治思想灌输。大概不久后，香港中学也要开设政治课，学习习近平著作，发扬争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红色学风了。

　　作者认为，香港见山书店停业不是孤立事件，它反映了李家超政府治下，香港文化荣景正在枯萎，正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变成废墟一样，香港的亚洲文化中心也正在变成废墟。面对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府，文化人显得相当无力，但每个人心底的文化执念，一旦集合起来，却可以形成巨大精神力量。世上最顽强的，不是权力，不是武器，而是文化，一个民族辉煌的文化积累，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不管遭遇多残酷的命运，文化最终都会从岩石底下迸出来，春风化雨，改变沙化了的土地。“见山不在了，山还在，书不在了，人还在，人走散了，心还在。心在，什么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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