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的底线是何时崩溃的--ZT

王彬彬 南京大学教授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的《守卫底线》一书，以《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一文作为“代序”。在这“代序”中，孙立平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应有着某种“底线”。这种“底线”比通常意义上的道德模糊，却比通常意义上的道德更为坚固，更具有永恒性，更不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在正常的社会里，这种“底线”顽强而无声地存在着，它通常是在人们并不意识到其存在的情况下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或者说，它往往以一种潜意识的方式左右着人。 

    人类学家似乎早已指出，禁忌这东西，产生于先民们无数次惨痛的教训。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不得不过一种社会性的生活。先民们在社会性的生活中，发现某种行为一旦发生，必然给这个群体带来严重的灾难，甚至使社会生活难以为继。这样的行为反复出现后，人类终于在某种行为与某种灾难、变故之间，找到了因果关系，同时也就知道这种行为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一代又一代，对某种行为之后果的恐惧，便凝固为对这种行为的禁忌。比如，不能打骂父母，不能打骂老师，就是一种比通常意义上的道德更具有强制性的“禁忌”。当然，在任何时代，践踏“底线”，突破“禁忌”的人都是有的，但总是极少数。对于这种人，人们会用“伤天害理”、“丧尽天良”这样的词语来谴责。而“天理”、“天良”，就比一般意义上的道理准则更具有不容侵犯的特性。孙立平指出，今日中国频频发生的一些现象，不能仅仅看做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伦理问题，实际上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底线在崩溃。这种崩溃的消息甚至常常是以“正面”的方式透露出来。例如，某地教育局颁布的“教师准则”中有“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这样的条款。在任何社会，中小学教师奸污猥亵女学生的事情都可能极个别地发生，但针对此类行为而特意颁布禁令，则意味着此种行为已具有某种普遍性。例如，某地建设局用“红头文件”规定“不得用公款打麻将”，几乎所有医院都规定“严禁销售假药、严禁向患者索要红包”。更让人悲哀的是，国家海关总署颁布的五条禁令中，居然有“国家海关人员不得庇护走私”一条……当一个国家的各级行政单位，不得不用“禁令”的方式来试图守护那些社会生活的“底线”时，就说明这种“底线”在严重崩溃。中小学教师不能奸污猥亵女生，医生不能卖假药，海关人员不能与走私者狼狈为奸，公安人员不能与黑社会沆瀣一气，这些都是无须说的道理，是那种禁忌般的约束，是一种“绝对命令”。换言之，这些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而如今，这些都成了“问题”。 

    孙立平指出了社会生活底线崩溃的三种原因：强弱失衡的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的丧失；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这当然都有道理。但我以为，这种禁忌般的底线，这种天理、天良，其崩溃的原因应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文化大革命”之前，此种崩溃已经发生，“文革”则是摧毁这种底线、破除这种天理、天良的最根本原因。这些禁忌、这类天理、天良，“文革”中常常是被作为“四旧”而破除的。那时候，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所畏惧的人，当然是没有任何禁忌、没有任何底线的，也是根本无视天理、天良的。学生打死老师、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夫妻之间互相告发、年轻人打骂老年人、随随便便就能把人打死，诸如此类的行为，无疑都是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都意味着禁忌和底线的毁灭。 

    “文革”中对底线的摧毁，常常是一种国家行为。父母一旦被宣布为“阶级敌人”，子女便必须彻底与之断绝关系，这是国家的一种强制性要求。这样的事，是太多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能让那么多的人感动，就说明此种现象是何等普遍。顾准的悲剧就是一个例子。1974年11月，顾准的生命已走到尽头。为在临终前看一眼上孩子，一向倔强的顾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但孩子们还是不肯来，并且宣称：“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以政治的名义对“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摧毁，就意味着人类的一种重要“人伦”、一种重要底线，被理直气壮地废除了。

    学生打骂老师，用各种方式侮辱、残害老师，在任何社会都是对底线的突破，都意味着某种禁忌的消解。而这样的现象，在“文革”期间不是十分普遍吗？那个时候的大中学老师，应该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学生的打骂、侮辱。学生把老师活活打死的事，也并不鲜见。有人说，这是逆人伦纲常之最。而“之最”，就是底线，就是禁忌。

    可以说，社会生活的底线、人伦之最，早在“文革”中就被人们以“革命”的名义，以“大无畏”的精神气魄所突破和摧毁了。由于人们普遍地对天理、天良已无敬畏之心，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行为，才在今天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人们已不再视父母为仇雠，已不再打骂老师，已不再随便杀人吃人，但人们今天的那些伤天害理的行为，与“文革”中那些丧尽天良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孙立平说得对：社会生活的底线，或者说，这种模糊而坚固的“天理”、“天良”，是良好的制度发生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这基础和前提崩溃了，再好的制度也形同虚设。要重建这种底线，要在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里恢复这些禁忌、复活这些天理、天良，是极其艰难的，恐怕要好几代的时间。 

    所以，对天理天良、对社会生活的底线的摧毁，对人们心灵的毒害，是“文革”最大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