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提前颁给了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转载

大多数的中国人和世界所有的人一样是爱和平的、爱民主的。尽管大多数中国人胆小怕事、贪生怕死，但“民声”的分贝已经在逐渐超过了对“民生”的追求，就是说，日子好过了，但人们要活得有尊严、有自由。

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在为民主奋斗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已经非常大了，可悲的是，很多普通的中国人今天仍然不知道刘晓波、艾未未等等是何许人也。

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明星大碗儿们以开洋车、住洋房、办移民等为“露脸”的话，那么，正在蹲监狱的刘晓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人心态的极大反差，也同时说明了“刘晓波时代”和谭嗣同那个朝代没什么真正的区别。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近百年里的中国之所以“改变”了很多，从被外强殖民、侵略到自己“拥抱世界”[如奥运、世博等]都说明了中国不可能再封闭了，政府也不可能肆意地封杀公民的言论和思想了。

祝贺晓波先生！祝他在狱中健康！但愿他也会尽早得知这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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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刘晓波坐牢的七句话

中国政府提前颁给了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 作舟

I refuse to accept the cynical notion that nation after nation must spiral down a militaristic stairway into the hell of thermonuclear destruction. I believe that unarmed truth and unconditional love will have the final word in reality. This is why right temporarily defeated is stronger than evil triumphant.

---Martin Luther K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 speech

中国作家和持异见者刘晓波博士因为几百个汉字被重判的消息给关心中国民生人权的海内外华人与国际社会泼了一盆冷水。这样的文字狱被中国政府从古代帝王手中一直延续至今, 无疑是在继续文革以来的独断专行, 蔑视中国人的集体素质和意识, 这和前苏联和伊朗等独裁国家对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打压和迫害一样，试图震慑公民的心声。

1989年至今, 中共在“改革开放”后在稳固一党主权的前提下放开了经济。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繁荣中，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才是真正的财富，尽管无数的廉价劳力仍生活在“食物链”的低层，但他/她们让一部份中国人一跃成为世界级的首富。可是，在中国短时间内所产生的贫富悬殊并没有新的政策和法规等来保障在“竞争”中失去了竞争机遇和话语权的广大贫民百姓。而中国的新富和小资们误以为是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中“靠本事”迎来了“小康”或“欧美式”的美好人生，如开进口车、造欧美式洋房等等, 自欺欺人地忽视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集权机制的存在。

中国举办了奥运会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实力。古巴、埃及、伊朗，甚至北韩同样能举办奥运！只要你奥委会给了他们承办权，你看看人家能不能“齐心合力”像造金字塔一样在几年内狂砸几百亿美元给全世界做个秀！这是每个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是发展经济和制造就业的一剂快速“镇定剂”，露脸的是政府。

奥运前和奥运后, 中国贫苦百姓的境遇没有改变, 中国人之间因为财富悬殊而出现的等级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政府空喊“和谐”时，换来的只有河蟹和草泥马！

但，在不可忽视的国际大趋势下，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文革时的和今天北韩这样的完全禁锢的政治统治和新闻封锁了。中国在经济改革上和国际事物参与中所具备的影响归根结蒂是因为中国人口多, 消费市场巨大, 廉价劳力用之不竭等等，其“功劳”应该是低层的中国人。

古往今来，每到社会出现如此的贫富悬殊和人民对政府不满时、当统治阶级和百姓间的矛盾加剧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是造反起义、革命推翻和统治阶级的镇压和再镇压。今天，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说中国政府和人民间不存在矛盾。

在解放前和文革前后，中国人穷，所有的矛盾很容易被视为“敌我矛盾”或“阶级斗争”，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住豪宅开进口私家车的邻居、没有靠做房地产和“大买卖”一夜暴富的老同学、更没有一点便通的国际电子网络。那时的领导们也多是和百姓一样的穷、一样的傻！

就是在这样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禁锢的极不和谐的形式下，一些尚未失去希望的中国知识份子起草了零八宪章，对中国政府抱有相当大的希望，毕竟是自己的政府啊，毕竟是自己的国家啊，毕竟都是自己人啊！

以刘晓波为发起人的中国知识份子和民间个人、团体等没有像1989年那样煽动学潮，没有丝毫的“引发民间暴力”或“颠覆政权”的行为。他/她们用最原始的方法在白纸上写下了符合中国社会进程和百姓心声的方块儿字! 这些方块儿字里没有一个是侮辱中国公民人格和尊严的, 没有一个词语会损害中国公民的利益，没有一句话会恶化中国兄弟姐妹间的情谊！

在2009年的岁末，和被满清帝国屠杀的维新派一样，和文革中被打压的臭老九们一样，刘晓波也被扣上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法庭上宣判刘晓波的“罪证”只有几百个方块儿字！

中国人可能不知道豆腐渣工程后的罪魁祸首、可能不知道被活埋在不合安检要求的矿井里千百条汉子的生命该由谁负责、可能不在乎因环境污染而得病或死去的中国人是否白白地死去，但是，中国政府让中国公民和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有理念，有胆识的知识份子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要为几百个汉字去坐牢！

中国国内的报纸和网站没有一家报道了对刘晓波的审判。和所有“敏感”的事件一样, 中国政府对全世界的“圣诞礼物”却已经传到了境外的所有网站和视频！

刘晓波在1989后就被“审判”过，但是, 获得自由后, 他没有和家人跑到国外以求“安逸”！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名声去换取金钱和荣誉。无论从刘晓波的文字还是现实中的生活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刘晓波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是没有瑕癖的。

海内外的中国人对杨佳、胡佳等人的代表性案例尚记忆犹新，诺贝尔委员会是否为没有个杨佳和平奖后悔我不知道，但是，刘晓波的再次入狱自然是中国政府提前给诺委会送交了一个倍受瞩目的和平奖候选人人选。

The story behind:「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麽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我与《开放》结缘十九年

◎ 刘晓波

香港《开放杂志》，原名《解放月报》，创刊于一九八七年，于今已经二十岁了。庆倖的是，屈指一算，我与《开放》的缘分，也有十九年了。原因无他，价值观相通而已。

我看重这本政论杂志坚守言论自由和独立办刊的执着，即便在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的言论环境大不如前的情况下，也在政论杂志的生存空间日益局促的困境中，《开放》仍然不改初衷，坚持自己的初衷。

作为大陆的独立知识人，也作为这本政论杂志的老作者和老读者，我受惠于这本政论杂志颇丰；我相信，大陆的许多独立知识人的感受，也会像我一样。所以，时逢她的二十岁生日。自然要为之写点甚麽。

我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批判毛泽东的，题目叫《溷世魔王毛泽东》，发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号上。从此，我与这本政论杂志便结下了文字缘。期间，除了三次失去自由期间我没有为《开放》写稿之外，其他的时间一直没有停止过为她供稿。六四后，我进了秦城监狱，《开放》不仅为我呼吁，而且还转发了我的多篇文章。

等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再次执笔为她供稿时，《解放月报》更名为《开放杂志》，我的名字也被添列为「特约撰稿人」。特别是我学会电脑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在《开放》上发文。我发表在《开放》上的文章，还先后两次获得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会和国际特赦香港分会联合颁发的「人权新闻奖」，一次是「优异奖」，一次是「大奖」。

外界更多地知道我和《开放》的渊源，大概源于那篇名为《文坛「黑马」刘晓波》的访谈录，发表在该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结束了挪威奥斯陆大学三个月的访学，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我特意坐了途径香港的航班。第一次踏上殖民统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觉真好！我接受金钟先生的採访，感觉更好！

採访中，金钟先生的提问很直率，我的回答可谓放言无羁，说出了一段犯众怒的话。

金钟问：「那甚麽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我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麽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儘管，六四后，这句「三百年殖民化」的即兴回答，变成了中共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证据；时至今日，这句话仍然不时地被爱国愤青提起，以此来批判我的「卖国主义」。然而，我不会用接受採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犯众怒的言论作辩解，特别是在民族主义佔据话语制高点的今日中国，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

这句话，不过是我至今无改的信念的极端表达而已，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因此，官方的批判也罢，爱国愤青的口水也好，每每想起，我都怀着感激，让我有机会即兴发挥。

今天，历史的进步结束了殖民时代，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的进步，大都于和平交往中的西化高度相关。今日中国的现实证明，凡是可以公开西化的领域，无疑是进步最快的领域。比如，进步最快的经济也是西化最为明显的领域。如果没有官民对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私有制权和自由贸易的逐步接受，中国经济决不会有如此巨大的进步，民众的私人财富也决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而中共对民主宪政等政治西化的顽固拒绝，恰恰是弊端产生的跛足改革的主要根源，也让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让中国政治仍然处在僵化而野蛮的独裁阶段，也让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政经分裂的中国形象。

如果有一天，大陆中国人也可以像香港同胞一样，有免于恐惧的尊严，有免于禁言的自由，也就是过上一种真正的开放生活，《开放》杂志在香港的使命也许就结束了。

如果真有这一天，我希望，《开放》能够进入大陆，依然保持其独立办刊、关怀社会、时政敏感和精益求精，我也依然愿意继续作她的作者和读者。

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金钟按】谢谢晓波。他让我回忆起一九八八年对他的那次访问。那时，晓波「文坛黑马」之名盛传。访问中，他锋芒毕露，雄辩滔滔。最后「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一语，脱口而出。虽然出格，我却完全理解和尊重他的表达。我在香港做了记者二十多年，访问做了几百个吧。基本上都是录音而亲自整理成文，没有一个被访者提过异议。犹记得一九八六年访问港大学者薛凤璇那次，他针对港反核潮，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但局势很僵。我问他如果市民不接受你的意见怎麽办？他脱口而出：就让他们跳海去吧！访问发表后，他因这句话遭到传媒和市民的激烈围攻，而且任人大代表事也搁置了。可是他事后致信给我，说访问写得很好。无悔。

今天，晓波事过十八年，也是一样的无悔。我感谢他们对新闻工作专业的尊重，也深感他们是有理智、敢于负责的人。晓波为了这句「三百年殖民地」的话，吃了苦，受了罪，我同情他的遭遇。他被捕，我们为他做了特别报导。当然，我不认为他说错了，或我报导错了，因为言论自由本身是没有价值判断的，没有是非限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