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与自由结党--ZT

当今的中国说两句对政府和领袖坏话，甚至对党发几句牢骚，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不到天安门去发表讲演，漫骂两句胡锦涛，嘲讽一下温家宝，也还是能被容忍的。即便是官方网站，留意一下时政文章下面的“我来说两句”，也可以找到各种各样反革命言论。当然中国人历史和文化的进步，和西方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里有孔孟的遗毒，所以也不能都说成是共党造成的。记得前几年有一次在中国为我母亲做寿，结束前开玩笑地用了一句文革的口号，说是为让我们祝愿天下的母亲，在座的母亲，也祝愿我的母亲万寿无疆，祝愿在座的父亲，天下的父亲也包括我自己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原来想到这一幽默会引起哄堂大笑，然而事后却有一位亲戚严肃的走过来说，万寿无疆只能用于国家的最高领袖，平民百姓用这样的词是大逆不道的，说得我哭笑不得。于是不得不承认，言论禁忌在中国原是有着很深厚的文化根基的。

中国的社会在进步，言论也相当自由了，那么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在这种情况下授予刘晓波应该有比言论自由更深一层的意义才对？如果说刘晓波的诺贝尔奖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什么新意的话，应该说诺贝尔委员会大概是在希望促进中国的结社和结党自由。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它直接挑战的是结社和结党自由，就是美国的宪法中的freedom of assembly。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已经接近了西方党派形成的雏型，也许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共党的警惕和恐慌，也成仁了刘晓波梦寐以求的十一年人类最高贵的囚犯。这也说明了，自由结社和结党，在中国和颠覆政府仍然是同罪的。

关于结党是不是应该自由，即便是以西方的理念，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正如言论自由带来的并不完全都是进步的思想一样，结党自由同样会带来社会负面的效应。譬如美国的三K党，俄罗斯的光头党，还有纳粹和各类的恐怖组织。尽管如此，对于结党和结社自由，本人仍然是站在赞同的一方的。但我赞成在西方习惯上的松散的结党自由，而不是那种宣誓效忠型党派和社团的自由。即便是美国大学里，对一些需要宣誓和介绍的社团也是相当警惕的，这样的党派社团有沦入帮派黑社会甚至恐怖组织的嫌疑。美国的主流党派都是自由型的，这里包括执政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个公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宣布成为这些党派的一员，同时也可以自由退党，乃至N进N出。当然对于一个想利用党派的力量走向政坛的政治家来说，退党或叛党会引发选民对其政治诚信度的质疑，但也不尽然，譬如曾经是民主党员的保守派分子利波曼退出民主党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介于两党之间在大选时才是各派都要争取的对象。

一个自由进出的党派不可能有阴谋，也就不具备暴力推翻政府从而把社会推向无政府主义的条件。中国对于结社和结党的自由的禁忌，主要原因在于共党本身就是一个宣誓效忠型的党派。我没有经历过中国的入党过程，但耳闻目睹，其过程与加入青红帮黑社会的复杂程度和对忠诚度的要求，并不逊色。在网上谷歌一下，还可以找到其入党的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里令人困惑的是其中的“保守党的秘密”和“对党忠诚”，而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最后的那句“永不叛党”。细细品味一下，和一个人结婚时宣誓“永不离婚”大概具有同样的意境。

不可否认，宣誓效忠是一种人类维系绝对忠诚的强有力的手段，二战中的德国，一个“哈，希特勒”的纳粹敬礼把这个国家紧密团结成了一个超级人类。集权国家政治上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这种私密而超出常规的纽带，所谓：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的。有了永不叛党的誓词，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才可以亩产万斤。这里要指出的是，美国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且不说三K党是宣誓效忠型的，就连共和党近年来也有复苏效忠宣誓的迹象，据说2004年小布什在德州竞选连任时就曾要求参加者宣誓效忠共和党。难怪有人抱怨，布什时代的中国越来越象美国，而布什时代的美国也越来越象中国。

刘晓波的诺贝尔奖从短期乃至长远的观点来看，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确有值得磋商之处，但诺贝尔奖是一个全人类的奖，所以不能从一个国家的狭隘观点来看问题。关于刘晓波历年来的许多政论，也不是所有人都予以赞同的。不过比起柴玲和吾尔开希之辈激进的学生领袖来，刘晓波还是有他的理性之处的。其中六四凌晨以他和侯德健为代表的所谓“天安门四君子”与共军官兵谈判，从而和平撤出天安门广场一事来看，在面临正义与和平之间只能选择其一，而他选择了和平这一点来看，这个奖给他并没有过分之处。刘晓波是一个君子，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党”，或者说君子提倡自由为党，就像自由结婚和离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