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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红：本名张乃莹，１９１１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 １９２７年就读于哈尔滨市第一女中； １９３０年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 １９３３年以悄吟的署名与萧军合出小说散文集《跋涉》； １９３４年二萧前往青岛，为《青岛晨报》编辑副刊，并完成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写作； １９３５年第一次用萧红的笔名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 １９３６年二萧分手只身赴日本写出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沙粒》； １９３８年回家到山西任教宣传抗日； １９４０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马伯乐》、《呼兰河传》； １９４２年于香港病逝。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而且多么讨厌呵， 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 ……不错，我要飞， 但同时觉得…… 我会掉下来。 ——萧红 如果说萧红“比谁都更有前途”（鲁迅《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的文字让人敬佩，那么她的传奇人生则让人唏嘘。聂绀弩与她有段对话为：“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皇上的考试，究竟能考好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前后……”“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 萧红是率真的、敏感的，她天赋的才情与追求完美的个性注定她是痛苦的。而面对这样一个感性的良善女子，即使有些执拗与极端，似乎也没有理由不得到旁人的谅解。她爱孩子，将家传的一对醉红的核桃毫不吝啬地送给了海婴，而她两次都有做母亲的机会却最后于贫病中失去了他们。她爱朋友，尽管自己生活拮据，与人合租着两间平房，可是为了一个朋友不住漏雨的屋子，而让她过来与二萧同睡一床。她爱萧军，她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 除了写作，萧红最挂念的也许还是萧军，她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那个为她生命带来了春天的男子，她对前往香港看望她的胡风说：“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的，帮助我的。”她未能用笔写出《红楼梦》，却用生命成全了红楼人物的命运。 朦胧的月色布满着西安的正北路，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着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一面走，一面说，一面用小竹棍儿敲那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地。脸色白得跟月色一样。??——《在西安》绀弩 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州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说我太率直，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的吧，她的身世，经过，从不大谈起，只简略的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的，这更坚强了我们的友谊。——《忆萧红》许广平 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风雨中忆萧红》丁玲 |
（2）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全东北。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有一个叫刘鸿霖的小伙子，后来人们只记住了他的另一个名字——萧军，在北满一个小县城舒兰聚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抗日青年，准备拉起队伍抗击日本强盗。他们失败后，萧军被迫逃亡到哈尔滨，成了没有职业的流浪汉。倔强的萧军又找到一群新的战友，开始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新的斗争。当时，“萧军”这个名字还没有出世，人们熟知的是流浪诗人“三郎”。萧军任《国际协报》副刊编辑。1932 年夏天，《国际协报》副刊收到一封女读者的求救信。这个女读者署名张乃莹，正被困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里。和她同居的男人抛弃了她，不告而别，让她一个人承担六百多元的食宿费。旅馆老板见她付不出这笔巨款，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这个张乃莹就是日后驰名中国文坛的女作家萧红。 1911年6月2日出生于地主家庭，萧红诞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城的一个大财主家庭，因生辰的不吉利而不为父母和奶奶喜欢，幼年丧母以后，她在这幢小屋里度过了不幸而苍凉的童年。父亲张廷举是当地有名的官僚绅士。不仅对佃户奴仆很残暴，对萧红也十分严厉。冷酷的环境使萧红从小就富于抗争精神。同时，也使她能够同情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和辛酸。萧红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受到“五四”以来新思潮的影响。她一边醉心于绘画，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新文学作品和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这一切，把她带到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当萧红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时， 1931 年，专横的父亲逼着萧红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萧红断然拒绝，和封建家庭决裂，逃出了父亲的控制。但那时的黑暗社会，对萧红这样孤立无援的少女来说，不过是比封建家庭更大的一个牢笼罢了。萧红被骗和汪殿甲相识，陷进灾难的深渊。两人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之后，绝情的汪殿甲以回家取钱为由，扔下怀孕的萧红扬长而去，再也没有回来。 1932年7月，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连续下了20多天的大雨。道外区东兴顺旅馆里，一位叫张乃莹的怀孕女子正赤着脚无力地在房间里来回挪动。由于生活物资的紧缺，怀孕7个月的她面容憔悴。重病缠身的她走投无路，给当地的报馆写信求援。萧军受主编所托，前去探看女作者张乃莹。萧红对萧军的到来，非常惊喜。她没有料到那封求救信会引起反响，更没有料到来看望她的人正是她所佩服的作家三郎。萧红读过萧军以三郎笔名发表的诗歌和小说。她原以为三郎一定是西装革履、生活优裕的文艺家，没有想到竟是一个头发蓬乱、衣着褴褛的流浪汉。然而，这汉子有一种无畏的豪爽的英气，萧红不由产生信赖的亲切的感觉。没什么客气的套话，彼此很快毫无顾忌地倾谈起来。 萧军与萧红在患难中结为夫妻。从此以后，萧红有了坚强的伴侣。萧军送给妻子的礼品，不是什么珠宝首饰，而是比珠宝更珍贵的三首定情诗： （3） 1934年10月，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们搭乘日本货船来到了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成了鲁迅的邻居。在鲁迅身边的初期，他们的创作和情感都更加丰盛，而且鲁迅还专为他们设下宴席，以便能介绍一些文坛的朋友给他们认识。为了给萧军准备一件合适的见客礼服，萧红连夜缝制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熬了一夜，这些绵密的针线里凝聚了萧红的无限情意。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红说：“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萧军则告诉友人：“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为了缓解冲突，１９３６年萧红孤身一人东渡日本，写下《孤独的生活》。而萧军则回到青岛。客居他乡的萧红仍然思念着萧军，她在给萧军的信里还张罗着要为他买柔软的枕头和被子。次年“七七”事变，立即回国，投身抗战文艺事业，应李公朴之邀，从武汉到临汾去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宣传抗日救亡。在西安，当萧红满含希望地回到萧军身边后，他们的矛盾却发生了进一步激化，猜忌和怨恨变得毫无遮拦，最后分手的时刻终于降临了。萧红是非常珍惜这段感情的，她写了很多诗。虽然很怨恨萧军，甚至骂萧军，但是她内心里还是希望萧军回心转意，她不想舍弃萧军。谢绝了萧军最后的挽留，也谢绝了丁玲等友人前往延安过“火热生活”的邀请，萧红选择了一条孤独的创作和生活之路。 萧红与端木蕻良(以下简称端木)是1937年10月在武汉相识的。因为都是东北老乡，也都是文人，端木与萧红夫妇一开始就相处得不错。据锡金回忆文章所写的情况看，四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又像同志会，同吃同住，关系融洽而随便，经常讨论文学创作、时势发展，扬言要组织宣传队，开办饭馆等，四个年轻人经常又笑又唱又说又闹，把房顶都快掀掉了。在这段时间里，萧红对端木很有好感，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相同的看法。端木身材瘦高，穿着羊气，说话和声细雨，性格内向，孤傲、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端木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些都使萧红产生好感。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过去只有鲁迅与胡风赏识萧红的才华，萧军嘴上不说，心里是不服气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因此端木对萧红文学成就的赞赏，对萧红有特殊的意义，使她感受到来自一个男性的对她才华的赞美。这就使二萧本已裂痕重重的感情生活面临着新的考验。萧军本人、萧红与端木都敏感地发现了三人之间关系微妙的变化。 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萧红和端木相处的岁月里，两人互相勉励，写下了大量的新作，而萧军也找到了新的终生伴侣。 （4）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１９４０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长篇小说《马伯乐》和《呼兰河传》。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重病之中的萧红因为沐浴着爱情的阳光，仍然乐观开朗。有一次刮十二级台风，端木忽然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说萧红病危。端木坐了船冒着风浪和生命危险，过海去看她。结果一到玛丽皇后医院，萧红睡得挺好，而且一见他来了还很高兴。端木告诉她护士给他打电话说她不好了，萧红就咯咯咯地笑。其实端木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萧红自己打的。 萧红与端木结合是有感情基础的。但两人性格的差异日渐在生活中显露出来，互相都会感到失落与幻灭，感情悲剧也就不可避免，萧红尽管倔强勇敢，但毕竟需要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况且是在多难病重时期更是如此。而端木从小只受到别人照顾溺爱，依赖性很强，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会也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反而仍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从武汉撤退时，萧红让端木先走他就先走了，将怀有身孕的萧红一个人留在战火纷飞的武汉；1941年12月8日，日軍從深圳開始進攻香港，萧红同意他突围，他就准备突围撤离了，他这种只顾自己的举动使萧红自然感到被冷落被遗弃了。 绿川英子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时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 萧军和端木蕻良分属截然不同的类型，一个是所谓硬汉，一个是生性娇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男性的自我中心，使他们无视萧红作为女性的身心需求。像绿川英子所说的“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他们是无从察觉的，更不要说做到许广平那样感同身受的体贴。许广平《追忆萧红》中写道：“她（萧红）同时还有一种宿疾，据说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每次服‘中将汤’也不见好。……（我说）白凤丸对妇科不无效力，何妨试试？过了一些时候，她告诉我的确不错，肚子每个月都不痛了，后来应该痛的时候比平常不痛的日子还觉得身体康强，她快活到不得了。等到‘八一三’之后她撤退到内地，曾经收到她的来信，似埋怨似称谢的，说是依我的话服过药丸之后不但身体好起来，而且有孕了。战争时期生小孩是一种不容易的负担，是不是我害了她呢。后来果然听朋友说她生过一个孩子，不久又死去了。不晓得生孩子之后身体是否仍然康强，如果坏起来的话，那么，真是我害了她了。” 这里所体现的身体关怀，才是对一位女性真正的关爱。除了要承受战乱、饥饿、繁重的家务、感情的折磨，萧红还要承受妇科病、怀孕的负担、产后的虚弱。这一点，被人们忽略了。在大家眼中，萧红只是一位女作家，很少有人想到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不是得了肺炎、得了癌症，才叫有病在身。身体的不适引起精神的忧郁，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多愁善感、小资情调。萧红一生遇到的男性，无论是萧军、端木蕻良，还是早年的汪恩甲、临终前相伴的骆宾基，都从未想到这一层。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萧红的悲剧是宿命的。面对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她只能是一个“软弱者”、一个“失败者”。弥留之际，萧红终于有所醒悟，感叹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同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1942年1月22日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死在战乱中的香港一个临时医院（聖士提反臨時醫務站）里，年仅31岁。死前又被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不能发声，痛苦万状。这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25日黄昏，葬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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