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乞丐与经济
乞丐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叫花子”，这个名字是如何来的？
中国古代社会，有两类人是专靠乞讨为生的，一类是乞丐，另一类是佛教的出家人。出家人乞讨有一个文绉绉的名字“化缘”。我认为“叫花子”这个名字就是从“化缘”演变过来的。现在的出家人已经不允许到寺庙之外的社会公众场合化缘了。以前，比方说唐三藏的时候，出家人如果出门在外，每天都要化缘。（顺便提前说一下，现在如果看到出家人在大街上化缘的，肯定是骗子，详细看下文。）而出家人化缘是不怎么说话的，即使说话，也与乞讨无关。一个身穿袈裟，脚踏芒鞋的出家人，端着饭钵，谁都知道是干嘛。与出家人相比，乞丐乞讨的时候，大多会不断地说话，“行行好吧”，“可怜可怜吧”之类。因此，为了同出家人化缘相区分，乞丐的乞讨被称为“叫化”。由于乞丐一般都衣衫褴褛，于是，“叫化”以讹传讹变成了“叫化子”，“叫花子”。
出家人的化缘并不简单只是讨一口饭吃、讨一碗水喝、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在佛教理论中，化缘是一种功德，是修行的一种方式。现在，这种理论已经放弃了。中国历史上有几次短暂的所谓“灭佛”运动。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完全不是出于宗教偏见，不是出于不同信仰，而是出于经济原因。出家人太多，会减少劳动力，减少政府税收。到处都是靠化缘为生的寺庙和出家人，寺院经济会严重影响正常社会的经济秩序。因此，从限制出家人“化缘”就可以看出，出于经济的考虑，限制乞丐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 乞丐与文化
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始终都存在一个对于乞丐的同情文化，甚至经常还会出现乞丐群体中藏龙卧虎的传说故事。例如“八仙过海”的八仙里面，就有乞丐，这样的乞丐不是一般的乞丐，而是神，是仙。江南有一个美食叫做“叫化鸡”，一般都要提前预定。传说中，“叫化鸡”的来历是苏东坡向乞丐学来的。无锡有一个著名的老字号叫做“陆稿荐”，这个名字的来历也同一个乞丐有关。传说无锡有一个姓陆的人开了一个熟食店，生意不太好。有一天来了一个乞丐。店主对这个乞丐非常照顾，给吃给喝，还让乞丐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乞丐离开的时候，为了表示感谢，将自己睡觉用的烂稻草垫子（旧称稿荐）送给了店主。并嘱咐说，以后每次烧火烹调的时候，从稿荐中抽一根稻草，放进去一起烧。从此以后，这家熟食店的食物美味无比。现在，北京的某些超市里，也能买到“陆稿荐”的真空包装熟食。
每当我看到这类与乞丐有关的故事和传说，都会产生一个想法：这些故事究竟是文人编的还是乞丐自己编的？这些故事都荒诞不经，经不起推敲。但是，这些故事的目的毫无例外地都是劝说善良的人们在遇到乞丐的时候，不要吝啬，而要尽量施舍。按照这种被灌输的思路，对于乞丐来说，不至于空手而归，对于常人来说，也免得万一错过了“神仙”的保佑。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些神仙乞丐的故事，都是乞丐自己编造的，平常人听信了这些故事，就像算命求签一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某种程度上说，神仙乞丐的故事，同庸俗化的宗教故事一样，都是以愚弄百姓为目的。
当然，乞丐故事里还有一类并非神仙乞丐，而是真正可怜的乞丐。蒲松龄写了不少这样的乞丐故事。蒲松龄的故事强化了一个因果报应的简单思维：如做坏事，沦为乞丐。这种态度，其实已经给了乞丐一个明确的社会定位：社会最底层的人。
三， 乞丐与人性
乞丐是一群自愿放弃做人尊严的人。自古以来，乞丐有很多规矩，例如不能用真名。一方面是给自己留点面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祖宗，免得辱没了祖宗。在过去，行乞者是不能进入家族祠堂的，也不能有牌位。一个人只要做过乞丐，几乎就很难翻身，甚至秧及子孙，除非乞丐有大功业。像朱元璋这样的乞丐是极为个别的现象。乞丐的内部规矩还包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乞丐的这种素质需要经过训练，彻底不把尊严当回事才能做到。但是，就是这样一种正常人无法想象的生存状态，乞丐们为何乐此不疲？有一首乞丐自己编的打油诗这样说：“要上二年三年饭，给个县长都不换”。原因就是在一个经济发展的社会，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中国人传统的善良和同情心，使得乞丐太容易赚钱了。这种赚钱的诀窍就是脸皮要厚。乞丐口诀这么说：“不怕脸皮厚，皮薄要不到”。他们可以管任何人叫爹叫娘，哪怕乞讨对象是一个孩子。
乞丐形态千变万化，并不只是伸手要钱，张口要饭。按照乞丐内部自己的分类，至少分为文乞和武乞两大类。人们今天看到的每一种乞讨方式，几百年前就有，最多加一点现代特色，换汤不换药，本质完全相同。为什么说现在流窜于大城市的乞丐大多都是骗子？很简单的一个测试，如果你遇到乞丐，给他吃的，他一般都不太喜欢，他只要钱。
我的同事在采访中曾经遇到这样的乞丐。在街上看到他的时候，他趴在地上，表示两条腿不会走路。后来跟踪他到一个村子，他好好地站着走路，而且衣着整齐，租了农民的房子，一个月房租800元。他是一个乞讨高手，因为他会假装将自己的腿弄断，所以有钱租民房住单间，乞讨俨然是他的固定职业。他的目的是要到足够的钱，在家乡盖上三间房。同样在这个村子里，还有一些水平差的乞丐，住不起单间房，只好几人或几家合租。其中有一群带着小孩的女乞丐，每天定时出发到闹市区乞讨，来去都坐公交车。他们的丈夫每天在家喝酒、赌博，居然还有手机！不夸张地说，现在的乞丐，只要是长期以此为生的，都离不开欺骗。
安徽、河南交界处，有好几个乞丐村，村子里家家楼房，村里人却常年在外乞讨。他们的乞讨已经发展到很细的专业分工。例如，有一个村子，是专门“制造”假和尚乞丐，村子里的第三产业提供袈裟、度牒等全套和尚用品，甚至还可以像李连杰在《少林寺》里演得那样，在头顶烧疤，还可以短期培训和尚的基本常识。还有一个村子，专门在各地租用残疾儿童，每年几千到上万“租金”，视儿童残疾程度而不等。租用者将钱交给残疾儿童的父母，然后带着残疾儿童四处行乞。古代乞讨有一种方式叫做“采生折割”，意思是说，将一个正常人故意弄成残废，以便在乞讨中唤起同情。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说那些“租用”残疾儿童的人也有“采生折割”的犯罪行为，但确实有理由怀疑。而且，在一些对乞丐不加控制管理的外国，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印度有一些世代以乞讨为生的人，生下孩子，就将腿弄断，使得他们一辈子都无法站立行走，从小到大都能在乞讨中获得较高的收入。
还有一类乞丐是以患病的形象出现在社会上，如果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乞丐的病大多都是外表上的病，例如皮肤病，例如残疾，很少有患血液病、糖尿病、高血压之类的乞丐，因为上述病症虽然严重性超过皮肤病，但是，不容易让人看到，而且那些身体外表的病患，不仅容易制造触目惊心的视觉效果，也非常容易假造。
有一些乞讨行为常常被人忽略，例如在酒吧附近推销玫瑰花，饭店门口强行洗车，假装残疾人推销“爱心”物品等等。很多人可能不认为上述几种方式属于乞丐，其实它们都是乞丐内部的不同乞讨手段。对于乞丐师傅来说，针对不同的社会对象，根据乞讨者的不同条件，乞丐师傅有很多种古老的方式可以借鉴，稍加变化就可以适应现代社会。例如，乞丐传统中，有一种方式叫做“告地状”。意思是假说家里遭了难，或者受到不白之冤等。但是，他们不是向政府寻求解决，而是把自己的不幸和苦难写在一张大纸上，铺在闹市的地上。在乞丐师傅的宝典里，“告地状”适合年轻的女性乞讨者使用，如果再加上点“卖身”之类的承诺就更容易打动人了。“告地状”最新的发展是，女孩子在闹市区跪在地上，身边放一张纸，写道：收到大学录取书，家里却没钱。乞丐也会迎合社会热点。
上述种种乞讨行为，基本上都是让人们自愿掏钱。有一些乞讨行为已经向强行乞讨发展。我所见过的最恶劣的强行乞讨是几年前在北京东单的过街天桥上。那段时间，有两个10多岁的男孩长期逗留在这个天桥上，光着上身，故意弄得满脸、满身是血（假的）。遇到女性路过，便上前拽衣服拉腿，天桥通道狭窄，行人根本无法躲避，不得不掏钱，赶紧逃离。
如果对乞丐多一点了解还会发现，每一个城市不同的区域都被不同的乞丐势力瓜分了。即使某些人真的是生活困难，来到一个地方乞讨，也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随便去，每个乞丐必须给地下丐头交保护费。乞丐内部如果发生纠纷，还有不同级别的丐头出面摆平。如果一个城市对乞讨行为处置不力，很快，所有的乞讨行为都会被幕后势力操纵。只有那些对乞讨者处置严厉的城市，才有可能出现个别没人管的“自由乞丐”。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乞丐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从古至今，除了自然灾害造成的荒年，绝大多数乞丐都是骗乞。乞讨人群中，真正生活无着的比例究竟有多少？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一家大报曾经公布过一个调查数字，当时还有强制收容政策。对于强制收容的流浪乞讨者的调查显示，真正生活无着的只占20%。此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埃及曾经有过报道，一个乞丐白天乞讨，晚上坐着奔驰上夜总会。中国的某些乞讨水平高超的乞丐，甚至还有一条规矩：星期天休息！
四，乞丐与社会
虽然乞丐的乞讨手段很具有欺骗性，但是，他们依然是容易遭受欺负的群体。由于他们放弃了尊严，便不得不与正常社会保持着距离。乞丐很难受到法律的保护，为此，乞丐经常会结成不同的帮派。武侠小说中的“丐帮”并不完全是凭空捏造。
由于乞丐的帮派特点，使得乞丐成为正常社会难以控制的底层社会。例如，所有的乞丐帮派都有一条规矩：不能向正常社会透露乞丐的内部秘密。因此，正常社会，即使是警察也很难从一个乞丐的口中听到真话，说谎是乞丐的天性。他们不会认为说谎是可耻的，因为，他们根本不顾及所谓尊严问题。欺骗正常社会的人们掏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在不同的乞丐帮派中，有些帮派自行规定，乞讨时不能强讨硬要，也不能做犯法的事情。但是，他们所遵循的是江湖规矩，与社会道德准则，法律规范相去甚远。这个没有文化、缺乏知识的群体，如果任其存在，任其抱成团，并不加干涉，只会一点点扩大，将更多的人拉下水。
虽然乞丐中的大多数人不是罪犯，但是，他们极容易成为罪犯，因为社会基本失去了对他们的控制，黑话、隐语是他们拒绝纳入正常社会的表现，也是他们甘于隐秘状态的手段。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今天的乞丐不会形成黑社会呢？乞丐如果犯罪，他们的伪装，连执法部门都很容易被骗。古今中外，无论是哪种形态的正常社会，无一例外地都不可能触及乞丐群体的真正核心，它永远是一个秘密，秘密就是它生存的必要条件，把乞丐群体称为“见光死”，一点都不错。因为乞丐群体的秘密一旦暴露，立即就会失去正常社会的同情，乞丐们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这个秘密的社会阶层，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不加清理，迟早会发作。
1986年，全国各地的乞丐曾经云集黄鹤楼，准备举办全国乞丐代表大会，推举全国丐头。也许是金庸的书看多了，真想搞一个现实的洪七公和十袋、九袋长老！（黄蓉有一段丐帮的故事是否就发生在哪里？）幸亏当地警方提早发现异常，在开大会日期之前就将他们收容遣返，不然的话，谁也难以预料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20世纪初和20世纪30年代，有许多学者、记者、社会工作者都对外表可怜的乞丐群体进行深入的调查，范围遍及中国各地。调查结果无一不显示出共同的特征：组织化，黑社会化。那些调查的年代比今天的中国要穷很多，自然灾害、战争等外因确实造成了很多短期难民，在那样的情况下，丐帮的发达和黑暗比较容易理解。今天，中国是近代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天然的难民越来越少，自然灾害造成的难民政府都会大力救助，这些乞讨的人员为什么还会存在呢？答案就是——他们自己想存在。因为他们知道，大家都富裕了，乞讨更容易了，比诚实劳动更容易挣钱。他们欺骗了社会的良心。
乞丐阶层永远是隐秘的。暴露给社会的，只是他们想暴露的一角，目的是不劳而获，而更多的内容是正常社会看不到、管不到的。即使说乞丐群体良莠不齐，人鬼混杂，其中也有品格高尚之士，那么，这种“品格高尚”的乞丐也不是乞丐文化自己形成的，而是正常社会的某些文化被带入了乞丐群体，最终没有被污浊的乞丐文化磨灭而已。因此，“好乞丐”的存在并不是允许乞讨存在的理由，更不能成为赞扬丐帮的理由。乞丐中有好人，并不是乞丐这个社会阶层的特殊之处，恰恰是乞丐中好人不多，才使得偶尔出现几个好人，便被人记住。
人类历史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曾经发生过黑社会最终公开化、合法化的事情。例如孙中山曾经利用帮会来推翻满清政府。后来这些帮会有一部分改邪归正，成为正常社会的公开民间团体，从地下走到地上，从黑暗走到阳光下。但是，在所有的秘密帮会中，丐帮永远不可能公开化、阳光化。因为，丐帮完全是靠谎言支撑的，一旦公开化，它将彻底无法生存。
五、乞丐与政策
我曾经写过一片文章，坚决反对所谓“乞讨权”属于人权。如果承认乞讨权，必然会造成一种结果：越是繁荣的社会，丐帮越发达、越可恶、越职业、越黑幕。因为繁荣社会的同情心有了更多的表达基础，乞丐们更加充分地利用这一点，倒不如一个贫穷社会，乞丐更真实，更诚实。乞讨本质上就是某些人的贪欲向全社会的良心所演的一场假戏，善良的人们却信以为真。乞讨甚至就是直接对社会良心的要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乞丐生存的土壤。不是这片土壤不好，而是乞丐这颗种子，在这片沃土上，长出来的不会是善果，只会是畸形的恶果。今天的乞丐更多的是一群怀抱发财梦的人，一群不想诚实劳动，只想投机取巧，为了发财不择手段的人。根本不是生活无着的人。
当今社会，真正的乞丐即使有，也不很多，政府和社会完全有能力救助真正的乞丐，如果做不到，只能证明是政府的失职。但是，政府对于像乞丐这样的特殊人群实行社会救助，也应该有一些规定。例如，日本就有这样一条规定：接受社会救助的人，必须放弃一些财产，包括银行存款。得失的平衡通过这个条件很好地体现。中国传统的理想社会、太平盛世都有一条标准：没有乞丐。如果今天还把“乞讨权”当作人权之一，那么同当年有些地方政府给外出乞讨人员开具介绍信有多大的差别？
管仲曰：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
要解决乞丐问题，用教育的方式，强调人的自尊、自爱、自重、自立，劝导乞丐摆脱这一行，根本没有用。对于那些彻底放弃做人尊严，只为钱财的乞丐，只有经济手段才能治理。因此，本人起草了10条“禁乞条文”：
1、有劳动能力者不准乞讨；
2、如发现有劳动能力者乞讨，坚决取缔，政府提供保障性劳动机会。
3、有社保的公民不准乞讨；
4、乞讨者如有超过最低生活水平的家产，没收部分家产；
5、未成年人不准乞讨，由政府和社会救助部门解决生活和学习；
6、乞讨的未成年人如有父母，对父母罚款；
7、任何人不允许携带未成年人乞讨；
8、实在生活无着，当地政府也无力全部解决的，乞讨范围不得超出本县，或本地区。
9、乞讨者超出规定范围乞讨的，坚决取缔并遣返，并责罚当地长官；
10、乞讨者不可接触被乞讨对象的身体以及随身物品，也不可阻碍被乞讨对象的行动自由。
乞丐盛行，对社会各方面都会造成非良性的影响，如果不加控制，甚至会毁掉人们善良的同情心。
因此，该不该同情乞丐，大家自己寻找答案。
我曾经在农村地区给贫穷的人捐过钱，也给上不起学的孩子捐过钱。那都是在他们真实的生活环境里，确认他们真的有困难，我才这么做。而对于到处流窜的乞丐，政府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只有每一个公民拒绝向乞丐施舍，假乞丐欺骗社会的现象才会消失，乞丐投机取巧的现象才有可能消失。我们应该把解决乞丐问题的善心，以一种信任的态度交给政府。如果政府做不好，人们的善心被政府骗了，就声讨、谴责它。如果人们的善心被乞丐群体骗了，社会受到的伤害就很难治愈和恢复。如果一个社会里真正生活有困难的乞丐必须靠个人施舍和救助，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不是美好和谐的社会。
作者:刘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