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待用餐”的背后存有尊重、信任和关怀，高义麒的善举意在触动彼此心中的善念，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进而刷新人们对慈善公益的认识。摄影/胡冀锦
原题：高文麒：天下真的有免费午餐
在这个“互信感几乎趋近于零”的当代社会，全国待用快餐第一家响应餐厅老板，希望借此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怀。然而，他没有预料到，这使他卷入一系列难题
本刊记者/陈薇(发自西安)
老板高文麒看着他的小黑板有些发愁。
这块小黑板位于他在西安糜家桥小区的快餐店前台旁，上面写着：“2013年4月13日至6月20日，待用快餐累计认购265份，取用63份，待用202份。”
“待用快餐”，是指去餐厅吃饭的顾客提前买下一两份快餐，寄存在店里，供其他有需要的人使用。这项由普通人自发形成的微小善意活动，最早可追溯到二战时欧洲的“待用咖啡”，在经济困难与战时状态中，这被看为是基层社会团结互助的象征，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种“待用”活动重新在欧洲各地兴起。
然而，作为在中国大陆第一实施待用慈善的高文麒，他所遇到的状况并不乐观。两个月来，他收到了265份待用认购，但取用的更少。他指着“待用202份”解释，这意味着有2020元钱寄放在店里，无人取用。
“有人会相信我吗?”
2013年4月12日22时左右，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在微博上转发了“待用咖啡”的情况介绍，并号召在中国发起“待餐盒饭”，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尝试。
两个小时后，高文麒成为微博上的第一个响应者：“响应@陈里陈厅的号召，御上文化厨房自今天(2013年4月13日)起，每天提供5份‘台式卤肉饭套餐’作为待用餐。抛砖引玉，欢迎大家共襄盛举!”
高文麒今年50岁，出生在台湾，做过记者、主持人、教师、顾问，1999年后到大陆从事写书、出版等自由职业。2012年，他入股了朋友在西安开的这间台湾餐厅，主要经营卤肉饭、鸡腿饭等台式便当。
如此快速地响应，因为高文麒对此并不陌生。还是八九岁的孩子时，他常和母亲去家附近的馄饨店吃饭。有一次，一个乞丐经过，向老板娘要一碗馄饨，看到老板娘不太乐意，母亲出钱买了一碗，并对老板娘说，“以后如果有‘不方便的人’，你就给他一碗吧，记在我账上，每个星期我来跟你结。”
之后，高文麒有时替母亲去结账，一碗馄饨10元台币，老板娘只按7折收钱。
但是，待用快餐在中国大陆行得通吗?高文麒并没有把握。在大陆呆得久了，他看到了许多在台湾不曾遇到的生活细节：餐厅装修，施工方绝对不垫资;双方合作，一方说到账才会开发票，但另一方坚持有发票才到账，“我一定要先保护我的利益，绝对不相信你”;他曾在北京看见有人骑车跌倒，众人围观，却没人敢上前施援;在苏州高铁站，他遇到一对母女拖着拉杆箱，向他要63块钱买车票回家。他给了，被朋友笑话，“骗人的太多了，她们都是假的。”
高文麒的经验告诉他，中国大陆的社会互信基础“几乎为零”，会不会有人愿意为陌生人付出?而他，作为一个台湾来的小餐厅老板，又有谁会相信?
然而他克制不住想要试一试的欲望，发出了那条响应微博。
他在微博中详细说明了餐厅地址，并附上套餐图示，包括米饭及汤、一道主菜、三道配菜。
根据之前对慈善活动的了解和参与，高文麒又很快确定了诸多细节：因晚餐计划改造，餐厅只在午餐提供待用;由于待用快餐的目的是填饱肚子，因此只有一种供餐;餐厅每日公布认购及取用数，记录本放在前台，供随时查看。
他拟了两份宣传单，为了避免给人“高低之分”的感觉，最终选择了更中性的“认购”而不是“认捐”，“取用”而不是“领用”——要让受助者有尊严地获得帮助。
卤肉饭套餐的正常售价是16元，但是，“不能把商家的利润也计算在内，否则就是生意而不是公益”，高文麒简单计算过成本，约为11元。整数更容易操作，认购价被定为10元。
“这个真的不要钱吗?”
图说：待用快餐不只是为需要的朋友提供一餐温饱，更深一层的是希望。摄影/胡冀锦
2013年4月13日中午，高文麒在店门口挂出了小黑板，写上：“本店提供免费待用快餐，请入内取餐”。“免费”两个字，他特地用了红色。
很快就有了第一位认购者。这是高文麒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位慈善志愿者。本来约好见面商议其他事情，看到宣传单，便认购了两份。接下来认购的3份，全部来自媒体记者。嗅觉灵敏的西安本地记者，在待用活动实施的第一天就找到了店里。
然而，记者们关心的问题与高文麒不同：谁来监督?高文麒心里有些受挫：为什么一开始就推定，店家只有在监督下才会把这事儿做好?
他的回答是，待用快餐只是一种简单的三方委托关系，认购者信任店家，将爱心和金钱托付店家寄存，在取用后再将钱划拨到“收入”。记录本可随意翻阅，如果出问题，店家的信誉会大受影响。所以，店家是赌上声誉自我监督，再加上公众与媒体，不再需要其他单位稽核。
不过在内心里，他想的是：就10块钱，还不至于贪吧?
还有记者质疑，提供的待用餐食会不会和正常消费的不一样?他回答，如果用特殊规格，会干扰正常的烹调与配餐程序，反而增加成本。所以，一定是一样的。
记者们在这里等了一天，却没有等到取用者，悻悻而归。
第一位取用者第二天才出现。那天早上10点半，高文麒赶到店里，看到大堂里坐着一位老大爷，衣着虽陈旧但洁净，老人说是看了报纸报道后特意赶来的。
高文麒为老大爷提供了一份免费午餐，在记录本上记下第一个“取用”字样后，征得老人同意，与他坐下来闲聊。
老人第一句话就说：“我就是来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高文麒还没来得及回答，就看到老人眼眶红了，接着说：“我再也不来了!我们要自己照顾自己。”
离开时，老人要求认购两份。高文麒本想婉拒，但老人说，“还有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
待用快餐开始的前几天，高文麒的小店充满了这类看了报道来试试的。他们通常取用一份免费餐，之后再认购两三份。这类人很容易辨别，“他们完全没有不好意思”。
高文麒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一看就是外地来做工的人，穿着不是太干净，背着一个大蛇皮袋子，看起来十分疲惫。他站在店门口，连问四五遍：“这个真的不要钱吗?”
他取用一份后，小心翼翼吃完，悄悄地离开了。一天后，他又出现在店门口，第一句话还是：“这个真的不要钱吗?”
“触动每个人心中的善念”
高文麒的“待用快餐”出名了。也带来了他未曾预料到的后果。
远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来，“给个银行账号，我要认购!”他担任顾问的一些大型餐饮企业也来捧场，要求认购1000份至5000份不等。
高文麒有些不理解，这只是一份小小的“举手之劳”式的义举，为什么一定要搞得大张旗鼓?为什么搞得像是个形象工程?
两三天后，他的思路渐渐清晰。这位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餐厅老板，总结出了自己的八字精神：邻里、尊重、信任、关怀。他只接受来店里用餐的顾客认购，目的是照顾附近需要帮助的人群。
在《高文麒的“待用快餐”基本原则和他的19个问题》里，他细致地回答了关于定价、外送、大型企业认购等等状况的解决建议。
“我的愿望是触动每个人心中的善念。”他写道：“待用快餐不只是为需要的朋友提供一餐温饱，更深一层的是希望。”因此，他还作了认购的上限规定：每人3份。
这个规则很难被遵守，有人特意远道而来，丢下100元、300元就走，他甚至没有婉拒的机会。高文麒起初非常意外，后来他想到了一个解释：当下公益界让人失去信心，慈悲之心没有出口，于是，他这里成了一个发泄口。
待用余数渐渐上升到了200余个。笔记本上还有一些联系电话和名字，都是些热心人士留下的，以备今后需要更多认购时联系。
但依目前的情况看，估计还要很久才会需要他们。因为事实与高文麒预想的情况恰恰相反：认购者应接不暇，取用者却寥寥无几。经过了最初几天的热闹后，平均每两三天才有1人取用。
他还记得，一位老人来店里取用待用快餐时，坚持要向高文麒出示低保证和残疾证：“我就是要证明我没骗你!”
高文麒心酸得无言以对，“他不相信我真的相信他。”此前，他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写作，接触的都是社会中上层人士，待用快餐使他第一次接触了中国底层人民，他发现，不论自己如何表达尊重，取用者会不可避免地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因此，他决定，不辨别取用者的身份，也不打听对方为何来取用。
但这也会有另一种后果。曾有一个拿着三星智能手机的男人，咋咋呼呼地走进餐厅，要了一份待用快餐，一边吃饭，一边还向服务员要汽水。从衣着上看，这人怎么也不像需要帮助的人，服务员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向高文麒抱怨。
高文麒对服务员们说，哪怕是开着奔驰宝马来的，只要开口，就无条件给，“至少说明他的思想上需要救助”。
不过，这个男人后来也没有再出现过。
时间一久，高文麒发现，取用者少，或许和快餐店所在的小区比较高端有关，而那些真正需要待用快餐的人，也无法知道这样的信息——他们不上网、不看电视不看报纸，甚至可能不识字。
一位志愿者朋友提供了个点子：帮助那些到省城西安来看病的病人和家属。他们打印了宣传单，去餐厅附近的医院宣传。院方认为是好事，但都说不好做。他们举出例子，曾有一家乳品公司来派发酸奶，结果当天下午就有小孩家长到医院闹，说喝了医院的酸奶拉肚子。
一家医院要求高文麒签订责任状，保证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高文麒没法同意，“万一医院把不是我的责任推到我头上呢?”
另一家医院则建议一次性提供300份午餐，作为一个儿童疾病筛查活动的赞助。高文麒不想赞助，“待用快餐的精髓是分享与互助，这样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初衷。”
眼看着官方途径行不通，志愿者们便在医院门前对病人和家属口头讲解。有人一脸迷茫听不懂，有人摇头不相信，还有人直接把宣传单扔了，“白吃一顿饭?别是骗我们买药的。”保安也过来厉声道，“你是干什么的?这里不能打小广告!”
高文麒还找过小区居委会。居委会认为孤寡老人是合适的取用群体，但是，“老人们行动不便，你们能不能每天送过去?”他深感负担，没有同意。
不组织，不行吗
对于进入大陆待用快餐领域后的一切，高文麒都深感不习惯。
他最为不适应的是，这项以个人为参与主体的微小慈善，正渐渐变成一种组织行为。很快就推出了待用快餐的标识：一个红色心型图案为主的LOGO，要求参与商家悬挂。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和独立思考者，高文麒本能地抗拒任何组织的身份标识。他将参与的餐厅比做蜡烛，“一家做得不好，别的蜡烛还亮着;但如果统一起来，就成了一条电线上的灯泡，一只灯泡出来问题，所有的灯泡就完了，到时候，人家不会说某家店是骗人的，人家会说这个公益活动是骗人的”。
一些商家得到这个消息，在微博上和他联络，询问加入应和哪里联系。他非常奇怪：这么简单的事，想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哪里需要什么组织呢?
但想要“组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批志愿者与陕西省文明办联系，希望对方能在“待用快餐参与商家”的标牌上署名，以表示政府的支持;他们联系陕西团省委，希望对方正组织的送电影票给农民工活动中，能在电影票背后印上待用快餐的宣传信息……答复均是：写个材料、发个公函过来，经过审批后，再签订协议。志愿者们手足无措——他们连公章也没有，何谈公函。
志愿者们联系一家热心于此的西安本地媒体，作为代表，出面洽谈以上合作。但是，这也是有条件的：在待用快餐参与商家的主牌上，需要印上媒体的名称和LOGO。
一切就此夭折。“天下果然没有免费的午餐”，谈及此，一位志愿者愤愤地说。
高文麒却仍在为说服人们相信天下有免费的午餐而努力。他最近想到一个也许可以切入需要者网络的地点：废品收购站。还有顾客建议，可以去西安东郊的国企棉纺厂试试，那里有不少状况堪忧的退休工人。
2013年6月19日中午，一位背着双肩包的男孩在餐厅门口碰见了高文麒。男孩脸色暗沉，说自己来自附近农村，刚刚大学毕业，想在这里找一份工作。高文麒回答，“我没有工作给你，但我可以给你一份午餐。”
高文麒穿着一件红色T恤，戴着标志性的头巾，穿梭在店堂里，收收盘子，或与熟识的顾客闲聊几句。自始至终，他没有和男孩再说一句话。
男孩将信将疑地领取了午餐，坐在桌边安静地吃完，小声地道过谢后，离开了。
高文麒回头望了望男孩的背影，又继续张罗店里的活计。他说，他相信，待用快餐应该是一件平民的、沉默的事。也许，让国人接受这个理念的等待是漫长的，然而，他希望，由他的餐厅燃起的这支蜡烛，“熄灭也是很漫长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