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造反——纪念1978年12月10日

在知青史上，上世纪1978年末云南农场知青的惨烈抗争众所皆知，成为扭转知青一代命运的英勇篇章。但似乎很少人记得，上海也有一场知青“造反”事件发生过，可能比云南事件时间上还早些，同样可歌可泣，为邓小平“拨乱反正”，及时终结上山下乡错误，治愈千万青年及家庭的伤痛，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我无意中参与了这场造反行动。那一天，1978年12月10日，也理应载入史册。

1978年年末，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大病初愈的中国，百废待兴，百乱待治；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人心思变；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进行着艰苦的路线较量，一些大城市随之爆发了“革命民主运动”。上海的人民广场从11月22日开始，约一周时间，天天人山人海，真正成了“人民”的广场。人们如饥似渴地聆听一批北京来的“共青团宣讲团”的演讲，批判文化大革命、探求中国的出路，鼓动改革，福州路西藏路一带贴出了无数的大字报，呼唤民主。一时间，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上海这时聚集着数以万计回来试图通过病退或者顶替来谋求返城的知青，都从这声势中看到了国家的激荡，也看到了自身的希望，大家欣喜地聚在一起，议论着，盼望着“让火烧得越旺越好”。

我和同在黑龙江农场的弟弟都在搞病退，千波万折之后我和弟弟的病退材料终于发回了上海，我们也回省城等待上海方面复查。然而，可爱的故乡对流落外地的知青十分冷漠，把我们当成甩不掉的包袱，处处打官腔，敷衍、踢皮球和拖延。隔天，我又到街道乡办去打探何时能安排我和弟弟复查体检，希望进程加快点，结果不仅没能得到一点好消息，反而被告知：我俩即使复查都能通过，也只能回来一个，就是说，我回来弟弟就不能回来，或者弟弟回上海，我则一辈子呆在冰天雪地的北疆，直至终老。看我愣在那里，乡办那个一脸皱纹巫婆样的老女人冷冷地说，让哪一个回来你们自己决定，“猜东里猜”或者“抓阄”都行。世上最残酷的莫过于让亲兄弟间血拼相争，这不是和罗马角斗场一样没人性吗？当初你们要我们下乡时是何等的笑容热切，如今你们又是怎样的一副嘴脸？我悲愤难抑，真想有颗手榴弹，来个当场拉弦，同归于尽。

这种在病退等办理上饱受刁难屈辱的情况不在少数，知青们内心的怒火在积聚、在升腾。

这当口，恰逢电台里公布“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精神，又给了我和弟弟等众多知青当头一棒。知青们都旱天盼雨露般地期盼这个关乎自己命运的会议能带来好消息，相信中央会顺应人心，做出让知青回城的决定，因此在等待的日子里，心头大多都是喜滋滋的。但是听到广播大家顿时都傻掉了，完全出乎意外！会议决定：原则上对知青“就地安置”，而且农场的知青转为农业工人，这就是说，政策不支持知青回城，最好的出路也只不过在当地安排，我们返城梦想和所有努力都成了泡影，回上海的大门就此关上，甚至连病退也可能被封死。这样的新闻不亚于晴天霹雳，我和众多知青精神支柱一下被击垮，眼前又蒙上无尽的黑暗，胸闷至极，心中一片愤恨和绝望。

依旧只有所谓的国家利益，而丝毫不管底层人民的疾苦！知青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命运究竟要被摆布到几时？

邓小平10月22日访问日本后，《追捕》、《望乡》等日本电影开始热映，其中《望乡》一片中日本政府为摆脱困境赚取外汇而驱使无数妇女到海外当妓女，牺牲了她们的青春又使她们终老难归的情景，令知青们感同身受，很为触动。12月初，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出现了一张署名“知青望乡团”的通告，说是定于12月10日这天，将在人民广场设立知青“望乡台”，举行集会，届时希望知青们参加。闻讯我很兴奋，窒闷的心里有了火苗跳动。

数着日子挨到了12月10日，这一天，我和两个同伴相约（记得是孙力山和曹伟伟），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赶往人民广场去参加集会。

时间还早，天寒地冻的，到场的人并不多，不过几百青年男女，在偌大的广场上，仅像一小墨团，围着一个高高站在灯柱座上的青年，听他慷慨激昂的演讲。没有电喇叭，他在凛冽的寒风中声嘶力竭，挥舞着手势，我们不断挤向前去才能听清他的话。他大声鞭垯文化大革命，声讨四人帮危害，痛诉上山下乡给青年一代带来的厄运，号召知青们行动起来同命运抗争。知青们饥渴般地聆听着，呼应着，群情激愤。他讲完了，又有一个裹着大衣的知青迫不及待地登上灯柱基座接着演讲。很多人拍手叫好，纷纷表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知青们不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不抗争就没有出路。但底下也有不少人窃窃私语，摇头叹气，感到知青们位卑力薄，难有作为：怎么抗争？谁会理睬我们？闹了有用吗？沮丧情绪渐渐在人群中蔓延开来，销蚀着刚刚鼓动起来的热气。失望开始爬上了我的心头，虽然人越来越多，但觉得今天来人民广场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只不过是又一场空谈发泄凑凑热闹而已。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黄军装、胸前别着团徽的年轻人挤进了人群，这个自称是团市委干部的人向我们这些没有户口的上海人发出了另类的声音：“你们不要这么激动，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嘛！你们这么集会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闹有什么用？闹是没有好处的。”他像说教，又像训斥，这刺激了本来已渐渐意兴阑珊的青年们，顿时引发了众怒，犹如冷水滴落油锅里，噼里啪啦地炸开了。人们蜂拥围上去，劈头盖脸地责问他：“你是什么人？”“你不是知青凭什么混在这里！”“你在上海活得开心，你知道我们的痛苦吗？”“你井水淘饭吃过吗？”好些人争着要和他辩论，有人恨声骂他是“走狗”“狗腿子”，揪住他，推推搡搡，还有人挥舞拳头要揍他，场面顿时混乱不堪。他躲闪着，一边还在叫嚣，一边惊恐地后退想抽身走人。就这样，拉拉扯扯，吵吵闹闹，人群犹如漩涡翻卷，团干部逃向西藏路，知青们撵着他也从广场涌向了西藏路。

西藏路紧连南京路，是重要的商业街和南北交通要道，人车流量极高，突如其来的开闸泻出的人群，一下把西藏路从中给截断了。大批知青拥挤在马路上，无意中像泥石流一般堵塞了交通。一辆18路电车被迫停下，后尾各种车辆也纷纷刹车，首尾相衔，立刻排起了一条条长龙，不要说汽车、电车，这时连自行车也寸步难行。一眼望去，马路就像停车场，挤满了车和人，喇叭声此起彼伏，一片混乱。其中有一辆救护车被夹在车辆之间，呜呜叫着，也动弹不得。整条西藏路顿时恐慌不安，全线瘫痪。随着知青越聚越多，气势震天，西藏路上的照相馆、皮鞋店和食品店，纷纷惊恐地拉上铁篱门，打烊保安全。

这时我看见，一个穿着蓝棉制服外罩大白袖套的交警慌不迭地从铁梯爬上高高的空中岗亭，在上面打电话告急。不一会儿，从福州路市公安局方向调来了大批警察，他们一到马上蜂拥插入到车辆和人群间，或推、或劝，竭力想把壅塞马路中间的知青们清理到路边去。大约过了刻把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民警们的努力才见效，开辟出了一条窄窄的通道，电车、汽车才得以开始慢慢地蜗行。一些警察手拉手试图组成警戒线，但他们成了知青发泄怨气的对象，不少人和警察发生了推搡碰撞。有个老警察拍拍我：“帮帮忙，我家里也有上山下乡的，心情是一样的，但交通不要堵塞好伐？”他话还没说完，头上的警帽被人从背后掀落到地上，他转身去捡，撅起的屁股上又被人狠踢了几脚。

这完全是场意料之外的偶发插曲，起因仅仅是由于一个团干部，无意中堵塞西藏路前后也不过半个多小时，却成了后来的造反事件的导火索。知青们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行动比一打纲领更有用”，知青完全有力量，而且也找到了抗争的方法。有人振臂高呼：“大家回去，把插兄插妹们都叫出来，我们堵马路堵交通，活不下去了就闹他个天翻地覆。”众多知青纷纷响应，互相打气，情绪高涨。这时候已到了午饭时间，大家不得不四散回家，但都兴犹未尽、摩拳擦掌。我和两个同伴早挤散了，在往家走的路上，我一扫心中的阴霾，也变得格外振奋，步伐坚定而轻盈，一股搏击命运的豪情激荡在胸间。

那天下午，“人民广场闹事了”的消息在大街小巷中飞快传播，后来听说好些地段开始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游行，而且受数天前“革命民主运动”的熏染，不少老头老太也走上了街头。他们举着标语牌、额上向日本人一样扎着白布条，上面墨写的字：“还我子女！”“要户口！要工作！”，边走边喊口号。到傍晚时分，很多人感觉上海像一锅水沸腾了，全市都闹开了，各种说法纷至沓来。此时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外滩已经有大批人在市革委会大楼前静坐，知青真的行动起来了！

我和两个弟弟以及正在我家的一个女知青激动地赶往外滩。12月的天黑得早，外滩高楼耸立，灯光昏暗，远远就看见市革委会楼前的地面上黑糊糊一片坐满了人，数以千计的脑袋晃动着，喧嚣着，声浪震天。这里已经没有马路和交通的概念，俨然成了一个集会示威的广场，青年们席地而坐，一遍遍喊着“彭冲出来！”“回上海，要户口！”等口号，挥舞胳膊，宣泄怒火。有五六个知青站在大楼前的台阶上，用拳头狠狠砸打大门旁挂着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XXXX”巨幅标牌，砰砰作响，激起一阵阵欢呼和喝彩，有人在喊叫：“砸！砸！烧掉它！”。知青的每一举动，都大快人心，激起更大反响。我和弟弟们鼓掌助威，和我们一起去的女知青是个党员，也按捺不住激动，连连说：“好，好！”

这时遭遇静坐被阻挡停下的公交车辆放空了乘客，一辆接一辆趴下了，一直排到了外白渡桥，黄浦江边出现了一条见首不见尾的长龙，蔚为壮观，初现知青的威力。打头的一辆22路无轨电车有点不买账，或是怕承担责任，一再哒哒发动，按喇叭，想要往前开。立刻很多人站起来，把车堵得严严实实，我也跑过去，站在车头前，怀抱双手，摆出宁死不让路的姿态。驾驶员是个年轻人，挥动着白手套还想理论，指着戴团徽的说：“你们像不像团员！”马上遭到回击：“你去尝尝下乡的味道，我们和你对调工作好伐？”突然，电车的辫子被人拉掉了，司机立刻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趴在方向盘上不再吱声了。

这是当晚我见到的对知青造反唯一表示抵触的事例，此后整个过程知青的行动都得到了上海市民一致的赞同和支持。大约在七八点钟时，静坐的人群有一部分起身开始游行，没有人组织，他们呼隆一声往外走，不少人自发跟上去，蜂拥汇集而形成了队伍，我和弟弟们也加入其中。后来人越聚越多，浩浩荡荡从外滩游行到南京东路，打算拐弯沿南京路朝西进发。在南京路口，头顶上闪光灯频频爆闪，刺破夜色，那是住在和平饭店的外国人往下对着骚动场面拍照。大家愈加振奋，朝高楼上挥着手，希望那些窗口把中国知青的怒潮呈现给世界。南京路，这条有着“五卅”光荣传统的英雄马路，又一次在展现斗争的无畏中变得热火朝天。沿途有不少群众鼓掌，不少人给我们打气，有一个老伯跑上来拍我们的肩膀，竖大拇指，激动得满眼泪花。队伍一路行进，一辆又一辆的20路电车自动靠边停下，恭敬地给游行让道。车上乘客探身询问，当得知是知青游行时，竟都欢欣鼓舞，纷纷表示，家里也有下乡子女或者知青兄妹，你们闹得好，支持你们！有不少乘客还热情伸出手来和我们紧握。这种群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感觉真好，南京路上到处鼓荡着正义的信心和亲人般的温暖，情景相当感人。

游行队伍一路毫无阻拦地经过了灯光璀璨的人民广场，那里也已有无数知青聚集着，也一样是人声鼎沸。见我们队伍过来，又都纷纷加入和汇聚进来，以致队伍迅速发展壮阔到像水库泄洪般宏伟，形成了确确实实的洪流或洪峰，汹涌澎湃，轰响着冲垮一切的破坏力。洪峰涌入福州路往东返向外滩。这时无数男女青年都自发地互相将手臂紧紧地挽起来，连结成人墙，挺着胸，肩并肩，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人流中，有个姑娘右胳臂刚被挽上，马上伸出左胳臂，示意身旁的我勾住她。我有点不习惯，尤其是当着弟弟们的面，但火热的激情已经冲破了世俗的牢笼，因此也不迟疑地伸出臂膀，和她紧紧相挽。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体验，千百知青都是亲密战友，手挽手昂首向前走，令我彷佛置身于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一二九”运动，（12月10日和12.9仅隔一天）那姑娘是林道静，而我是卢嘉川或者谁。假如迎面再有高压水龙朝我喷射，我会因为亲身体验伟大斗争而更加激奋。

在夹道而立的无数路人注目和欢呼中，我越来越为我们的力量自豪。我好几次踮起脚回望，一眼望不到尾，排山倒海。突然觉得我们有点像阅兵似的，一排一排地踩着大地，一浪一浪滚滚向前，口号响亮而有节奏。而更令我惊讶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队伍前面竟然出现了几个“领袖”，他们一会儿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带路，一会儿摆动着手臂指引方向，身影矫健活跃。其中一个穿深色呢中山装的青年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长柄雨伞，当成指挥棒，在夜色中像模像样地挥舞着、比划着，点拨队伍时行时止的节奏和保持队形整齐。于此同时，一支数十人的纠察队也出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一色结实的男子汉，不辞辛劳跑前跑后地为游行队伍开道和维持秩序，凡到十字路口，总手拉手组成人链，防止外人穿插，保障队伍通行。这真叫我既感动又佩服：这样夜黑、庞大而混乱的场面下，是谁何以能这样组织起一套来保障游行畅然有序？我不由感慨某个伟人说过的话无比正确，大意是，革命时期的人民群众，是最自觉最守秩序和充满主动精神的。

知青铁流福州路上一路高歌和呼喊口号，经过市公安局门前时达到了最高潮，数以万计的喉咙激昂地唱起了《国际歌》向警察们示威：“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歌声惊天动地，震得福州路两边的楼房嗡嗡作响。公安局大楼上日光灯接二连三地点亮了，探出了许多脑袋张望，那窗户上一个个头影，看不清表情，但一定是无比的惊惶。知青们激动、自豪，我们造反了，怎么样吧？当户口被一笔注销之后，我们就沦落天涯，毫无尊严和人性的日子一过十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已无所顾忌，什么都不怕了。这时候我突然想到，我曾经唱过无数遍《国际歌》，只有今天真正理解了这首无产者战歌，第一次感到《国际歌》和知青是如此亲切贴合，同时我是生来第一次为了自身的命运走上街头，而不是为了那些红色名目下被组织参加游行，今天我才是真正觉悟的革命青年，意气风发，豪情万丈。

当晚，我和弟弟们游行折回到外滩之后，继续在市革委会大楼前聚集到半夜2点。看到了知青们一次次地冲击这个上海市首脑机关，把门口的卫兵逼得连连后退到楼上。也看到青年们把一个破痰盂罐在市府楼厅里踢来掷去，嘲弄当局。

本来因为夜深体乏了，想结束回家了，但一个情况反而挽留住了我。午夜海关大钟刚敲响12点，一个高音喇叭突然刺耳地响了，公安局发布通告，说有一小撮坏人利用知青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要知青们赶快离开现场，不要上坏人的当，否则造成的后果自己负责云云。这最后通牒广播了一遍又一遍，口气严厉，在夜风中回荡。随之周围的灯光一下熄灭了，黑暗笼罩了一切，令人悚然感到了两年前76年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镇压的那种恐怖。有些人惊恐地离去，有些人退缩到人行道上，表明自己只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在这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如果我和弟弟们在这紧要关头也离开，虽则是原本想的回家睡觉，但也会蒙上战场逃兵的不光彩，良心上会不安，而且多一个人多一份抗争力量，对其他知青也是鼓舞和支撑。所以我和弟弟们选择留了下来。这时又发生一个小插曲：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么深更半夜我们的母亲居然来到外滩，靠步行走来的，而且居然在黑蒙蒙簇簇一片的人群中把我们兄弟找到，“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她担心知青惹不起政府，徒遭牺牲，劝我们回家去。我们竭力解释我们的行为，说知青要改变命运，过好日子就只能这样豁出来了，好容易才把母亲劝走。就这样，我们留下坚持着，等待警察的到来，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到了2点多，才离开现场回家休息。

第二天12月11日，下午我刚起床，街道居委干部就上门来调查了。“弟弟啊，你们去人民广场了吗？”母亲忙说“我们不去的，不去的！”我挡开母亲挺身说：“我去的，我整天都在那里，你们不解决问题我还要去！”“弟弟啊，闹事不好的，有困难跟我们说，粮票嘛街道会补助的，问题总归会解决的嘛。”“你们解决问题？鬼才相信，我家几个下乡，还要叫我们自相残杀，我们能再沉默吗？官逼民反，不闹不行！”我越说越气，干部们灰溜溜走了。

知青的造反持续爆发了三天，外滩、人民广场、锦江饭店和徐家汇等11个地方闹得最厉害，包围政府机关、设置路障、堵绝交通等，惊动了方方面面。像经临了一场台风暴雨，上海一时颇显出风雨飘摇动荡不宁，很多地方相当紧张，包括铁路部门都加强了警戒。后来公安局发布的通报材料中有所谓三天里“一小撮坏人混在知青队伍中在全市多处地方搞打砸抢，在外滩甚至企图推翻油罐车纵火”等说词，虽属编造夸大，但可反映出这次上海知青造反的烈度和广度。三天中没有人被抓捕和处罚，说明有关方面还是认清大势、比较明智的。

再后来几天局面完全改变了——“换了人间”。街道居委干部接连来我家做安抚工作，态度十分谦恭，先是粮票送来了，隔几天我和弟弟“病退通知书”也送来了，凭此可以办理户口迁回手续了，至于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定的“就地安排”以及复查体检等复杂刁难程序等等一概都化为乌有，再也不提了。此后半个月，是“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知青们身上的枷锁被一一解除，扬眉吐气，欢天喜地。许多还在乡下的插兄插妹，听说上海闹事了，纷纷饮酒干杯庆祝出头有日，有的打点行装欢欣鼓舞直奔上海。1979年元旦前后，我和弟弟怀着喜悦各自踏上了回黑龙江迁户口的旅途，坐在火车上扳指头一算，这天离开12月10日人民广场“望乡”集会才不过20天。后来几个月，几乎所有的上海单身知青陆续拿到了回上海的证明，100万上海游子大部分回返了故乡。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1978年12月是知青的盛宴，全国各地特别是云南都爆发了大规模知青的造反示威运动。上海是其中一个部分，事发偶然却又必然，着力地显示了载舟覆舟的力量，为改变知青自身命运添了一把火，意义久远。我有幸作为亲历者，一直想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不让这段知青奋斗史蒙尘湮灭，表明上海知青也不是孬种，并且让儿辈们从中记住：“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来源：拾梦空间 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