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根本不是因为鸦片?！

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海外华人，只要一提到鸦片战争，都充满了民族耻辱感，不加思考的认为是：帝国主义想把鸦片卖给我们，我们不想买，于是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强迫我们买他们的鸦片。

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如书上所写，是由于鸦片贸易引起的这场战争，那么当时中国都已经战败了，鸦片应该源源不断地、大肆地倾销到中国来啊！可为什么我们一直到20世纪中叶才收回租界，而鸦片贸易在20世纪初就停止了呢？

还有，到底是谁真正的在打这场鸦片战争，又是跟谁在打这场战争？

带着这些疑问，希望你读完本文后，面对这段历史，能多些思考和反思。

01

鸦片最初是药品不是毒品

有句关于鸦片的名言——“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它误导了很多今天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对鸦片和宗教产生了错误的联想。

在马克思的时代，西方人还不知道鸦片是毒品，也不知道鸦片会上瘾。当时的鸦片是麻醉药，医生给病人动手术之前，会让病人服用鸦片，起到止痛的效果。

马克思这句话的原意是：宗教让那些活在苦难中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被麻醉了，以至于他们感受不到自己的痛苦。

所以，鸦片最初只是作为止痛药品被人们认识，也没有法律禁止鸦片，鸦片贸易当时是合法的。

02

鸦片战争的导因是什么？

鸦片战争的导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英之间会发生两次战争？不同的史学家提出过不同的理论。最简单也是最为中国人接受的一个理论就是：英国人想把鸦片卖到中国，中国不肯买鸦片，所以两边就打起来了。

其实，这个理论根本与当年的历史事实不相符！

中国的确有像林大人这样的清官反对鸦片。但是，清政府从上到下，从地方到中央，不只是默许鸦片贩卖，甚至是支持贩卖鸦片。如果英国不把鸦片卖到中国，他们自己也要种植鸦片。

所以，不是中国人不想要鸦片，英国人硬要把鸦片卖给中国人。事实情况是，中国人想买鸦片，英国人也想把鸦片卖给中国人。

鸦片战争背后有一系列很复杂的历史因素在里面，我们必须仔细思想和查考。

03

根本原因：文化战争

哈佛学者，东亚历史权威，张馨保教授在《林则徐和鸦片战争》（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把他对鸦片战争的诠释浓缩为一句话：Culture War Theory（文化战争）。

因为两个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冲突，以至于导致了这两次中英战争（鸦片战争）。

张馨保教授认为：两个文化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当年是一个农业社会，儒家社会，已经几千年没有变化了。在清政府已经走向晚清的时代，它需要转化却一直没有转化，这是中国当时的处境。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与中国

而英国，当时是一个工业社会，工业革命把英国彻底改造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它是capitalistic（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一个progressive（激进的）社会，是一个restless（停不下来的）社会。大英帝国统治下的资本主义被马克思称作：万恶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当两个社会、两种文化相撞的时候，产生的冲突，导致了两次中英战争，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其实不应该被称为“鸦片战争”，因为导因不是鸦片。

04

战争原因的追溯

张馨保教授对两次鸦片战争背后原因的分析，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朝。

从汉朝以来，中原的统治者就一直自称为“天朝”。在周朝时，就有了“天子”，普天之下叫做“天下”，周人信“天”，而“天子”就是天与地之间的“代言人”。

但周朝讲“天下”，还没有讲“天朝”，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时，也还没有讲“天朝”。汉朝时，“天子”自称自己的朝代叫“天朝”，只要不是“天朝”的“化外人”都是“野蛮人”。

所以，从汉朝开始，中原的“天朝”和邻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就是“宗主附庸”的关系，一直就没有平等的关系。不论是外交上，还是贸易上都没有平等关系。

05

贸易是对你的“施恩”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本身就是个小宇宙。中国不需要和邻国有外交，就可以自给自足。所以，中国在历史上进行的几次锁国政策，完全都没有问题。

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都还没有一种平等交易的概念。中国人根本不需要外国人的任何东西，中国人自己生产、发明的东西，就足以让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家。任何的贸易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天朝”对那些“未开化民族”的“施恩”。

诚然，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直都是这样。中国不需要跟外国人有外交，不需要跟其它国家进行贸易。

可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这个泱泱大国就变成了井底之蛙。英国都进行了工业革命，清政府还在那边夜郎自大，还以为西方人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当时清政府规定：洋人要与我们天朝进行贸易，只能在广东的香港。为什么在广东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广东被称作“南蛮”，是蛮荒之地。

清政府认为：你们这些外国的长毛野蛮人，你们如果要想跟大清贸易的话，就只能跟我们民族里的野蛮人进行贸易。所以，就让他们跟“南蛮”打交道。他们没有资格到北京，天津，甚至山东这些地方去，只能去蛮荒之地。

英国人眼中的道光皇帝是这样的

载于《伦敦新闻画报》1842年6月4日的道光皇帝画像。

我们眼中的英国船：当时中国人称之为“火妖怪”

06

极不平等的“公行制度”

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之前，西洋商人只能在广东经商，而且必须服从1720年清政府制定的“公行制度”。

1752年开始清廷就规定，每艘来到中国的商船到达广东港后，每艘西洋船上都必须要有一个中国商人，称为“行商”。

行商有3个职责：

第一：决定商品价格

洋人带来的钟表卖多少钱，不是洋人能决定的。虽然他们是生产者，把商品带来贸易，但是赚多少钱，价格自己不能定，是“行商”定的。“行商”定价之后，自己要收取多少，也是“行商”定的。

“你们外国人，如果不喜欢，那你们就走，我们也不在乎！” 所以，西洋商人来到广东经商，是非常痛苦的。他们自己连价格都不能定！

第二：监督“彼夷”

“行商”在公文中称洋人为“彼夷”，清政府认为：洋人没有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信的是耶稣教，是非常不开化、非常野蛮的宗教，是需要被监督的。

第三：代售商品

西洋人所要销售的商品，不能由西洋人自己卖，必须由“行商”替他们代售，代售还要收取回扣。

07

赤裸裸的歧视和欺压

洋人在广东的生意做得非常的辛苦，不仅受 “行商”的欺压，同时还要受当地政府的欺压，必须缴很多的税款，包括四项主要税款（交给清政府）。还要对10个政府部门和商务机构，缴交各样的费用。

“行商”在帮洋人代缴各种税费时，还会私自编造各种名目，装入自己的腰包（例如进港费）。

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规定，令西洋人在中国觉得非常痛苦。比如，商船只能停靠海港，不能驶入运河；上岸也只能停留港口，不能往内地走；还不能带女人入境。

“公行制度”的反应两个赤裸裸的歧视：第一，是对外国人的歧视；第二，对商人的歧视。

在中国传统社会理念中，士、农、工、商，“商人”阶级是最低的。

西洋商人，既是外国人，又是商人。所以他们是卑贱中的卑贱，就应该被整个社会制度践踏。用以践踏他们的制度，就是清政府制定的“公行制度”。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洋商人一直遭受清政府的践踏。

1834年8月号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中将“夷目”（外国人头目）译成“barbarian eye”（野蛮人的眼睛），这一译文激怒了英国官员。图为1832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丛报》第一卷。

08

站在双方立场看问题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大清的意思很明显：我们不需要你们，就是不想和你们洋人做生意！

你们为什么要来和我们做生意呢？干嘛非得把你们的东西卖给我们，我们不想要你们的东西，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东西。

你们来跟我们做生意，被我们践踏，又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我们中国人闭关锁国，就让我们锁国好了，你们洋人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和世界同步，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社会现代化？

我们没有妨碍谁，这么想、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但是，西方现代主义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要把别人变得都和自己一样，这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精神。

整个东印度公司的目的，其实就是利益。尊严可以被践踏，只要能够得到利益，他们不惜一切。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但是，当西方人的尊严，被践踏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受不了了，就要来打中国人。

09

万恶资本主义者的办法

一开始只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能来到中国，其他欧洲商船都必须经由东印度公司来中国。中国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是一个不平衡的贸易。如上文所述，中国有西方人想要的一切东西，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不屑一顾。

西洋人只是一些钟表、工艺品，有趣但没有很大的市场，市场需求很小。而中国有两件东西，在欧洲有庞大的市场需求：茶叶，大黄（香料）。

所以，东印度公司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向中国购买这些商品。但是，中国又不想买东印度公司的东西——贸易就失去平衡了。导致东印度公司不断亏损，这时万恶的资本主义者想出了一个办法：鸦片！

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这成为东印度公司在国际贸易上的一个主要收入。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种植鸦片之后，把它卖到中国。

1840年，鸦片的总交易量是37,000大箱。到1850年时，从37,000箱变成70,000大箱。用鸦片换茶叶和大黄，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者想出来的办法！

10

鸦片甚至变成了货币

到19世纪末，英国政府已开放私人贸易公司在中国经商，就不需要经过东印度公司了，许多的私人商船就运送鸦片到中国来。

这导致当时中国鸦片的普及到了一定程度，在云南，鸦片已经成为了一种流通的货币。当地，不要大洋银子，用鸦片买东西。许多中国农民也不种田了，改种鸦片，整个中国都对鸦片上瘾了。

中央的官员、地方官员、老百姓，所有阶级都染上了烟瘾。

一开始，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对身体有害，会造成毒瘾。而英国人，一开始就知道，所以英国人自己不吸鸦片，却把鸦片卖到中国，为的是不让他们的商人在国际贸易上亏损。这就是邪恶的资本（帝国）主义！

11

林大人的思想局限

19世纪末，中国出现了一位英雄林大人。

林大人是大清朝难得的一位清官。但是，林大人不懂英文，对西方文化也缺少了解。所以，虽然他很伟大，但思维还是受了时代和文化的局限。

第一个局限：错误地认为英国人如果不在中国做生意，英国的经济就会瘫痪，中国人和他们做生意是“施恩”给这些 “蛮夷”。

而事实上，当时的大英帝国如日中天，它并非一定要和中国进行贸易。

当然，英国跟中国贸易刚开始是亏损的。但有了鸦片之后，英国就不亏损了。它完全可以不跟中国做生意，他还有印度、非洲、澳洲、美洲……

当时，大英帝国取代了西班牙，自称是“日不落帝国”。原先这名字属于西班牙，后来成了英国的了，意思是全世界都有它的国土，大英帝国的国土总是被太阳照耀着，帝国的太阳是不会落下的。所以，它可以不跟中国进行贸易。

当然，关于这个误会，林大人很快就知道了。

第二个局限：持守“明儒实法”的施政方针。

中国虽然是儒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在施政时，都是用法家的手段在施政。他一直认为要用严厉的方针，严厉地执行“公行的政策”，就能除去奸商，只留下那些正直的洋商……

第三个局限：不加证实就认定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黄和茶叶，是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收入，而他认为鸦片只占这个收入的一小部分。

林大人认为：鸦片贸易的利润，对东印度公司来说根本微不足道，为什么还要卖给中国人？为此他感到很气愤！

第四个局限：认为英政府并不支持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鸦片，所以他认为很简单，向英国政府报告东印公司在我们这里卖鸦片，你们自己解决，把那些人抓回去。但他很快发现并非如此，原来东印度公司的背后，就是大英帝国的海军。

于是，林大人带着这四个误会，在与洋人交涉的时候，受到了很多局限。

12

有中国特色的抓捕

1839年，林大人下令废止东印度公司在广东所有的交易，下决心根除鸦片在中国的祸害。雷厉风行地禁止了东印度公司在广东所有的交易。然后，扣押了东印度公司在广东的所有货物（包括鸦片），迫使西洋商人缴交所有的鸦片。

林大人错误的认为这些西洋商人大部分是好的，是不想卖鸦片的，就只有一个坏蛋在背后主使，这个坏蛋叫颠地（Lancelot Dent）。只要把这个人抓了，英国人就不会再卖鸦片到中国了。

所以，林大人在1839年3月22日，把颠地（Lancelot Dent）抓了！

关于林大人抓捕颠地（Lancelot Dent）的方法，也很有中国特色！

在法制社会，如果警察要抓人，会先向被抓者出示“拘捕令”。但是，在抓捕的过程中，林大人并没有拘捕令，也没有差派衙门的捕快去抓人。而是用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方法！

林大人对颠地（Lancelot Dent）说，“我一直很喜欢你，没有机会认识你，所以请你来我家喝茶”。颠地（Lancelot Dent）“受宠若惊”应邀前往。林大人一见这个傻瓜真的来了，就把他抓捕了。

13

没有公平审判的抓捕

当时大英帝国驻华商务总监、大英帝国的海军队长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听说有一个英国公民被清政府抓了，就去向清政府要人。

因为，在当时的清政府还完全没有fair trial（公平审判）的观念，更没有法制观念。

比如当时，清政府如果听说哪有革命党，就会去村里抓人。抓到两群人，一群是革命党，一群不是革命党。衙门在审案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城隍庙，问神明哪群人是革命党。怎么问神明呢——掷签决定，掷到哪一群人，哪一群人就是革命党，然后全部拉去砍头。当时的清政府就是这样审案的！

有几次英国人被清政府抓了，就这样被不分青红皂白的给砍头了。

因此，当时如果英国人在中国犯法，须由大英帝国的海军来审理，如果要处刑，也是由大英帝国的海军来处刑。以确保他们受到fair trial（公平审判）。

于是，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跑到林大人的府上说：“我们的英国公民被你们抓去了，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请你把他交回来，我们一定会好好地审讯，如果他犯了罪，我们也一定会处罚。”

而林大人竟然觉得对方自投罗网，把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也抓了。

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是驻华商务总监，等于是代表英国女王的驻华使节，就这样被林大人简单粗暴地给抓起来了。

林大人之后，又扣留了在广东大概350多个西洋商人，长达47天，最后，终于逼得这些洋人交出了鸦片、并且全部焚毁。

林大人认为他用这种手段，终于得胜了！他觉得对付这些“野蛮人”，就要用这种野蛮的手段。他以为自己得胜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14

英国海军封锁广东港

当时，英国有个商人叫威廉.杰尔丁（William Jardine）去见英国首相帕默斯顿（Palmerston），请求首相下令封锁广东港。于是，大英帝国的海军，就封锁了广东港，广东的船只没有一艘可以出去。

借此向清政府提出以下4点要求：

1，要为英国人在广东所受的羞辱，作出充分的道歉； 

2，要为林大人所没收的鸦片，支付赔款； 

3，要签署一个公平交易合约，以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当时英国试图要废掉不平等的“公行制度”，建立平等的贸易制度，不愿意清政府再用野蛮的方式，把英国人当野蛮人对待）；

4，开放更多商港进行外贸。

（PS：最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基本上也就是英国人想要达到了以上这些目的）

15

双方相互的封锁

英国的舰队就封锁了广东港，不许英国的船只进去，也不许中国的船只出来。

但是，当大英帝国的海军封锁了广东港后，还是有很多英国的商船想驶入广东港，金钱的驱使，使他们宁可被野蛮地对待，也要赚钱，不顾一切的想要赚钱。

林大人也做出了回应：你封锁我们没关系，我们也封锁你，反正我们根本不需要你们！于是，林大人也封锁了广东的商港，不让英国的船只进来。

英国船只无法进入广东港后，便撤退入澳门、香港暂时落脚，等待禁令解除。

16

英国水手打死林维喜

1839年5月，停靠在香港的英国商船中，有一些水手在尖沙嘴下了船。当年的尖沙嘴还只是一个荒凉的小村子。商船的一些水手和尖沙嘴的一些村民发生了肢体的冲突，不小心打死了一个村民叫做林维喜。

注意，打死林维喜的不是英国海军，英国海军的素质很高，可是英国水手的素质很差，打死林维喜的是英国水手。

【背景知识】

英文中有个动词叫“shanghai"，“shanghai"作为动词（verb.）是“强拉船夫”的意思。

20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一个贸易中心，英国很多商船都跑到上海。那个时候，很多船上的水手，都是被当时英国的有钱人在英国本地“拉夫”当水手，那些人不想上船当水手，但被英国的土豪劣绅强拉来在船上当苦力。

拉来的也都是白人，因为那时已禁止黑奴制度了。这个拉英国乡下白人上船当水手、苦力去上海的动词，在英语中就叫“shanghai”。

所以，这些水手实际上都是被强拉来的，他们酗酒、打架是英国素质最差的一群人。

就这样，一群素质很差的英国水手和尖沙嘴的村民，因为口角，发生肢体冲突。当然，英国水手身体比较强壮，就把一个叫林维喜的中国村民给打死了。

17

英方公开道歉并赔偿

事发之后，英国海军舰长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立即公开道歉。他以大英帝国代表的身份，代表女皇向尖沙嘴的村民道歉，并提出200英镑（约427,200元）的悬赏，要查出打死了林维喜，要判其死刑。

同时，他拿出1,500英镑（约3,204,000元）赔偿给林维喜家人，另外又给林家100英镑（约213,600元）。主要是怕当地衙门知道林家得了1,500英镑的巨额赔偿后，讹诈林家，让他们交税。

此外，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还拿了100英镑（约213,600元）给尖沙嘴的全体村民，以表达他真诚的歉意。

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真诚地认为：“这件事是我们英国人的错，必须道歉！虽然现在中英关系紧张，我们的错就是我们的错。”

18

不耐烦的林大人

找到几个嫌疑犯后，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就一个一个审讯、调查。当时的审讯过程，已经很现代化了，所以需要时间，不能随便乱定罪。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很仔细的审问，到底是哪一个人杀了林维喜。

结果，林大人不耐烦了，林大人认为：事情很简单，你们英国人杀了一个中国人，一命抵一命，你们就随便交出一个英国人，让我们杀掉就可以了。

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说：“当然不可以啊，我一定要查出真正的杀人犯，不可以拿一个无罪的人去抵罪。”

不难看出，中英双方的思维天差地别。中方认为，你们英国人杀了人，随便交出一个英国人给我们杀，这就叫公平。英方认为，谁杀了人就去偿命，没有杀人的不可以去偿命，杀了人却又不偿命这也是不公平。

两边对“公平”的看法很不一样，林大人非常的不耐烦，导致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

19

误会导致双方开火

1839年5月，林大人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下，做了一个决定：有条件地开放广东商港，即西洋商船可以驶入广东港，但要听命清政府。

当时，有一艘英国商船叫Volage，违抗了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之前下的“不许英国商船进广东港”的命令，擅自进港。所以，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下令开炮以阻止这艘船进港，就发了一炮，打在Volage的前面，对它表示警告。

结果大清水师一听英军开炮了，就立即开火，两军就打起来了。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英战争（也叫第一次鸦片战争）。

出于误会，两边本来可以不打的，却打了起来。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起了冲突！

战争中服役的复仇女神号

20

两边都不想停止鸦片贸易

这次战争不应该称为鸦片战争，因为，鸦片不是这个战争的导因。

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中国是反对鸦片交易的，而英国是支持鸦片交易，以至于两国才打起来。

但事实上，当时中英两国都不想停止鸦片交易，清政府其实是允许鸦片交易的，他们可以靠收取重税，来获得巨大利益（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公行制度”吗，鸦片在中国是由中方定价，中方代售，并且抽取重税），清政府和英国鸦片商官商勾结，两边都不想放弃。

对，中国有林大人反对鸦片交易。但是，林大人是极少数，林大人在清政府里是被排挤的。为什么林大人是“悲剧英雄”，就是因为林大人的立场，不代表大清国的立场。不只是朝廷，中国的农民都纷纷放弃种植农作物，改种鸦片。

而清廷的态度不光是视而不见，根本就是公开支持。前面也提到了，中国的云南省当时已经普及到用鸦片作为流通货币。

清政府即使不向东印公司购买鸦片，仍然会自行生产、或是向南洋的其它国家购买。

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个理由，使得英国鸦片商向英国政府辩称：向中国人贩卖鸦片无可厚非。

他们在英国国会的辩词是这样的：“就算我们不贩卖给中国人，中国人也还是会种，或者向别人买。所以，中国人吸鸦片上瘾是他们自己的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卖鸦片给他们是无可厚非的。”

21

谁是真正与鸦片争战的人

可是，有一群人是真正地在跟“鸦片”在争战！他们打的那场仗，才是真正的鸦片战争。

自从马礼逊来华之后，西方的宣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他们当中有不同国籍、不同的神学立场。可是，反对鸦片贸易这个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完全、绝对一致的。他们一致反对英国政府贩卖鸦片到中国来。

当时，在中国有一个叫Whitehead的牧师说：“The missionary in China areabsolutely one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of opium traffic.（在反对鸦片贸易这个使命上，来华宣教士是完全一致的。）”

22

不愿在祖国的罪恶上有份

第一批证明鸦片对身体有害的，就是英国的医疗宣教团队。

其实，英国本地的医生和科学家，他们早就应该知道鸦片有害。可是，他们从来不用实验证明，他们不知道鸦片有害，是因为他们“选择不知道”。

而他们“选择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贩卖鸦片，会给他们的祖国带来极大的利益。他们“选择不知道”，是因为这些万恶的资本主义者，没有把中国人当人来看！他们没有看到中国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有尊贵的形象的人。

可是，英国的基督徒不一样，这些宣教士，他们爱中国人的灵魂，他们没有办法视而不见！英国的科学家、医生不愿用实验证明鸦片是毒，这些宣教士就来证明。

当时的英国宣教士和基督徒，不愿在他们的祖国的罪恶上有份，便一致反对他们的帝国。

当时有一位牧师名叫格瑞斯·约翰（Gris John），很多英国的基督徒国会议员引用他的一句话，他在国会中反对英国的鸦片政策。他说：“我们不可以因为防止中国人自杀，我们就去杀他们，中国人自己会吸鸦片，是不对，但我们不可以因为防止他们自己种植鸦片，我们就卖鸦片给他们，这个是很简单的伦理。”

可是，尽管宣教士证明了鸦片的毒性，他们发动的“反鸦片运动”，仍然遭到极大的阻力。不但遭到英国帝国主义、东印度公司、资本主义的阻力，更大的阻力其实来自清政府、国内民众！

23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圣经·诗篇》第1篇）”

这些英国基督徒，为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宁肯被自己的同胞唾弃，宁肯不顾自己祖国的利益。因为，他们爱中国人的灵魂，他们爱基督神的国度！

当年，欧洲的宣教士们作了一个约定：绝不搭乘运载鸦片的商船！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所喜悦的人，是绝“不站罪人的道路”。他们不从恶人的计谋，所以载运鸦片的商船，他们绝对不肯上。

那怎么办呢？当时从英国和欧陆驶出的商船全部都有鸦片，但是英国驶向美国的船是没有鸦片的，因为英国人不对美国人贩卖鸦片，而美国驶向中国的船也不载鸦片。所以，英国和欧洲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都是坐船先到美国，再从美国坐船到中国。

可是，你知道吗？

当时，即使是从英国或欧陆直接坐船来中国，都需要3-4个月。从英国坐船到美国，需要一百多天横渡大西洋，再从美国再坐船到中国，又需要一百多天横渡太平洋，还有等船的时间。

因为拒乘载有鸦片的英国商船，他们差不多要多花半年时间才能到中国。

在没有飞机、内燃机、现代导航的19世纪，交通很不发达，船上淡水、食物储备有限，常常要忍饥挨饿，而且随时会有丧命危险。

24

那美好的仗他们替我们打赢了

1865年，美国宣教士丁韪良出版了专书，论述鸦片危害，以及有关鸦片贸易的法律问题。

1868年，《中国丛报》从创刊开始就不断用中英文刊载各地宣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

1874年，在中国的西方宣教士成立了“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号召所有的宣教士积极地向英国报告鸦片的害处，并且呼吁英国禁止鸦片贸易。“内地会”负责人英国宣教士Benjamin Broomhall汇编中国境内140多年来，宣教士禁烟的言论《在华宣教士禁烟言论集》《吸食鸦片的真相》《英国的罪恶与愚蠢》，出版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88年，宣教士戴德生在伦敦“第三届国际宣教会议”当中指出：“英国的鸦片在一个星期里面，对中国人所干的坏事，抵消了西方在华的宣教士，用整整一年时间所做的善事。”戴德生并且呼吁全英国的基督徒，投入反对鸦片贸易的祷告以及行动当中。

由于宣教士们在民间积极地活动，英国的基督徒终于认识到鸦片危害中国的罪恶，最后做出了实际的行动。禁烟派终于在英国的议会当中占了多数，西方各国也同时受基督教道德谴责的压力，迫使英国政府在1906年通过：从1908年开始，十年之内，每年减产十分之一，到1917年彻底地停止鸦片贸易。

1909年在上海，以及1912年在荷兰海牙，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伊朗、葡萄牙等国共同协议，全面禁止鸦片、以及毒品贸易走私。

25

尾声：别再让宣教士再背锅了

鸦片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一百多年了，已经成为前前朝的历史。可是，很多国人今天一提到那段历史，仍旧活在耻辱和仇恨中。

是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是的，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敲开了我们的国门！是的，帝国主义当年烧了我们的圆明园！

但是，请不要再说当年的宣教士们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乘着炮弹飞来”、“思想侵略”，这个黑锅他们已经背了一百多年了。

鸦片贸易危害的是中国人，受益的是英国（西方）人，还有清朝贪官和奸商。哪有“帮凶”、“思想侵略者”会冒着生命危险，拒乘载有鸦片的商船，绕道大半个地球来中国，一边帮中国人戒烟，一边积极反对“对于自己祖国有利的鸦片贸易”？

今天，我们正在崛起，正成从“大国”走向“强国”。可是，如果一个国家连面对事实的勇气都没有，我们不禁要问：它真的“大”吗，真的“强”吗？

……

上文说到，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此处省略五万字，主要是发不出去）

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心”，向着广州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感诧异！

英国跟大清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大清的半壁江山，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

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大清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大清自己招来的，若是大清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大清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

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大清以诚相待时，大清官员想的却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大清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大清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

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

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

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

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大清解释说：此地没有衙门，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

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大清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

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 ji mi，拉拢]”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

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大清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大清自己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家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大清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句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大清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大清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大清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藩属国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清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大清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大清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大清百姓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大清自找， 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某些人奉为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只能理解为：那些说义和团是英雄的，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大部分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 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挨打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大清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