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生举报老师“反党违宪”，告密之风引中国文革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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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近期接连发生大学教授因言论受打压事件，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吕嘉被学生举报“反党违宪”，成为许章润之后该校近期第二位因言论被调查的老师，举报者声称清华大学纪委已回应表示将启动调查。

一篇题为《雾霾天气可能缓解》的文章近日在中国网络世界引起争议，文章是一名清华学生3月25日向清华大学纪委办公室、监察室举报思政课老师吕嘉“反党违宪”言行的公开举报信。

无独有偶，据中国《工人日报》3月28日报道，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因课堂言论被学生举报而遭撤销教师资格并做降级处理。

学生举报老师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时有发生，多名教授因言论遭到停职、停课、解聘等处罚。有学者认为，告密和举报行为是透过行政机制压制异见，对鼓励自由讨论的大学教育是一种讽刺，在个人层面亦是突破道德底线的做法。

学校鼓励学生告密，当局对教师言论打压升级，有学者认为告密风气升温表明“文革反潮”迹象，将置高校老师于一种扭曲和危险的舆论环境。

据《雾霾天气可能缓解》，撰文学生在核查吕嘉副教授的思政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全套课件后，认为其课堂言论全然背离马列主义，涉嫌“反党违宪”；公开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二元论，歪曲辩证唯物主义，鼓吹宗教文化；曲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反对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人民当家作主，反对消除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污蔑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文化成果；还“不加甄别地公开引用伪造的证据、数据”。

举报的学生认为吕嘉老师的言论“不仅抹黑了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名誉，更完全背离了思政课老师引导同学树立马列信仰的作用”。文中表示急切希望“学校可以尽快监督检查吕嘉老师的言论”，并进行严肃处理。

举报者还强调，他们很希望思政课可以更为“百花齐放”和生动活泼，但“生动活泼也不能丢掉了党的领导、丢掉了指导思想。百花是要齐放的，毒草是要不得的。扫除这样的毒草，社会主义信仰之花才能更为鲜艳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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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中国大陆大学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围绕当代大学生面对的思想、道德、法律等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的教育教学。

撰文学生表示已经向清华大学纪委和党委举报吕嘉副教授，并且收到纪委迅速回应“将展开调查，谢谢”。他们透露，这是他们三度向各地纪委举报以来收到有效回应最快速的一次。

目前，吕嘉仍在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在职教师名单之列。BBC中文记者联系清华大学纪委等多个部门核实调查进度，截止发稿前，未能得到有效回应。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认为，告密事件对大学教育而言是很大的讽刺，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中是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因为大学本身教育的目的就是鼓励自由讨论。就不同的议题，无论多敏感，都是可以自由讨论的。”

学生对老师的观点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校园的讨论也是被鼓励的。而这种讨论本应通过公开对话，以理服众的形式进行，而不是举报至行政机关。

“如果那个学生不同意老师的说法，应该当面责斥他，当面在堂上用理据去驳斥他的老师，这件事情是应该鼓励和应该实行的。而不是透过一个更加有权力的机制去压制其他人去发表言论，”他说。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认为，举报是用权力之手解决观点之争，虽然行径恶劣，但也不能简单归结于举报者人品问题，公共讨论空间的缺失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中国缺少的是一个大家可以公开地，自由地、免于强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公共讨论的空间，这也还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她说。“一方面是限制，有些话题不让你讨论；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没有可以公共讨论的空间，大多数的人也不会进行公共讨论，很容易一讨论就变成相互撕，相互人身攻击，就会造成这个社会很撕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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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校教师因课堂言论被学生举报的事件频发。在吕嘉之前，还有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因学生举报其课堂言论分别受到解聘、行政记过和撤职等处分。有学者认为这与中国共产党加强高校教师言论整肃有关，担忧这是告密风气蔓延，“文革回潮”的迹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18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表示要“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

傅景华表示，自从中国共产党出台“七不讲”政策后，许多议题都被禁止讨论，校内言论空间遭到挤压。尤其是过往一年很多学者是因为言论相关的问题受谴责甚至是停职，他认为当下告密、举报的风气越来越有升温的迹象，让人联想到文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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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景华指出，鼓励告密的社会氛围使言论空间越来越收窄，异见者变得不敢发言，有些学者甚至因此公开表示不再接受媒体访问。“社会上只有一元的声音，那这件事就更加反映了，中国再一次犯历史错误。”

北京知名大学一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学者同意文革时盛行的告密之风现又再次出现，他表示作为一名学者，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告密涉及到个人道德底线，但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超越了一切，为了政治正确甚至可以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由于受到大环境的鼓励，告密者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除了学生告发老师，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观察到，大陆告密文化的回潮还体现在教友告发地下宗教活动场所，民众告发记者等方面。

“种种不同领域的告密文化又回来了，其中高校里面这一种情况，是侵害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一个做法。”吕秉权说，“学生根据官方定义的红线去告密老师，某程度上会破坏师生之间纯洁互信的关系，也令到老师不能够畅所欲言。”

吕秉权认为，高校老师依据学术研究以及事实理性进行教学交流，发表研究结论，对目前的制度提出一点质疑，其实是他们的应有之义和指责所在，也是他们在治学方面良心与风骨的体现。但是，由于现下“看齐意识”和对领导人绝对忠诚在中国大陆成为一种生存的必要，高校老师只要发表逆耳忠言就会很容易犯禁，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报复。

然而，如果老师选择埋没自己的良知，委曲求全，盲目高唱主旋律，亦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吕秉权说，“某程度上是扭曲了大学研究和学习的环境，是陷高校老师于一种危险和痛苦的境地。”

他认为，如果当权者的观点和做法若是经得起历史和学术的考验，是无需钳制学术自由的。当局鼓励学生告密的本质，其实是当权者不够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