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犹太“制造”

1654年, 23名犹太人从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巴西，避难至英属北美殖民地纽约。犹太人移民美国的三百多年历史，就此拉开了序幕。

如今，美国犹太人已经超过600万，执美国各领域之牛耳。而与欧洲不同，美国并没有兴起反犹主义，也未对犹太人进行限制。而欧洲之所以反犹主义盛行？其核心原因便是犹太教。概括地说，其一，犹太教信仰的排他性，信仰冲突；其二，犹太教规条，压过国家法律，权威性冲突；其三，犹太人首先认同自己是犹太人，其次才认同自己属于所在的主权国家，认同冲突。

信仰冲突、权威性冲突、认同冲突，使得犹太人始终无法融入欧洲社会，并不断遭受欧洲人的排斥。而这一切，在同属西方文明的美国，却被扭转了。其原因何在？

美国犹太人放弃了犹太教信仰？不，恰恰相反，美国犹太人仍坚持自身信仰、坚持教法权威、坚持民族认同（甚至在国家认同上，演化为以色列认同打过美国认同）。而这些没有点燃反犹导火索的唯一原因，便是犹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重塑了美国文化。

有！美国的文化界，甚至被称为“犹太人的世界”。犹太人“统治”着好莱坞、“操纵”着美国新闻媒体的说法，也屡被提及，这并非空穴来风——

在媒体精英中,他们就占了23%。而据社会学家统计,对美国最有影响的200位文化名人中,有一半是犹太人；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100多名美国学者中,有近半数是犹太人及其后裔；在美国东部的名牌大学中,有30%的教授是犹太人；当代美国文学的一流作家中,犹太人占了60%以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一些世界知名的大报掌舵者都是犹太人；美国的电影业更是由犹太人奠基,几乎所有大制片公司的创办人都是犹太裔,如华纳公司的华纳四兄弟,派拉蒙公司的阿道夫·祖柯,米高梅公司的路易斯·梅耶等,犹太裔企业家控制了40%的电影企业；而犹太艺术家也蜚声海外，如导演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音乐名人鲍勃·迪伦等。

历史回转到1870年，大批东欧犹太人进入美国,美国原有的清教徒文化，开始同犹太文化正面交锋,并在对撞中产生了美国犹太文化。

这一文化的特征有二：

其一，一退，美国三大犹太教派逐渐摒弃门户之见,以捍卫犹太人权利,如犹太教正统派建立了全国性联盟“全美正统派公会联合会”,犹太教改革派也逐渐改变了反民族主义和反犹太民族传统的立场,开始支持锡安主义运动,从而使犹太民族的宗教文化在美国逐渐形成统一的体系。

其二，一进，随着19世纪后半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美国移民文化特征日益突出，基督教清教文化的主体性开始被削弱，犹太文化乘势注入移民文化中，进入美国文化体系的核心。

而这种融合，并非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清教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融合、改造。概括地说，它既保留了古老的犹太文化中经过千百年陶冶、积淀下来的文化精神、民族观念,又吸纳了年轻的美国文化中的进取精神、文明理想、价值观念等合理内涵。

其一，犹太教和基督教，均有旧约，美国犹太人扩大旧约这一宗教共性，用以抵消信仰之间的冲突；其二，美国犹太人将美国引入犹太教，在他们看来，在新大陆上的定居,犹如《圣经》所说的“出埃及记”的再现，调和权威性的冲突；其三，美国犹太人着力突出美国文化的移民特征，弱化美国文化的清教色彩，从而将自身民族认同融入美国国家认同。相应的，这三项文化改造，消解了信仰冲突、权威性冲突、认同冲突。

美国犹太人通过游说和公关，使犹太学特别是大屠杀教育成为美国教育的一部分。这将对犹太教的理解与认同，从本族群，向全体美国人传播，而这类教育，全美各族裔，仅犹太人享有此“殊荣”，中华文化的教育，在美国课本上只有只言片语，也因而造就出了《花木兰》这样意淫中国文化的烂片。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已有数百所大学开设了有关犹太问题的研究课程，“犹太人”以及“犹太问题”在美国知识领域和学术界，有着巨大影响。二战后,美国犹太人将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和告诫世人牢记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华盛顿建立了大屠杀博物馆、大学里关于大屠杀的课程成为必修课、纪念大屠杀活动层出不穷……从而使大屠杀悲剧深深嵌入全体美国公民脑里。斯皮尔伯格1994年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则将这种犹太悲剧宣传至极致。经由大屠杀和犹太学教育，美国犹太人的文化、信仰，成功介入美国主流文化，现在甚至压倒了基督教的存在感。

美国犹太人为美国的多元文化涂上了犹太色彩。在塑造和反映民族心理素质方面,好莱坞和迪斯尼乐园充当了比学校还要强大的教育机构角色。而这些文化产业背后，都是犹太资本。美国犹太人也借助于产业优势，通过好莱坞的影片、迪斯尼乐园，凸显美国多元主义，而弱化美国的清教底色。

换句话说，对美国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推崇，实质是在压制清教国家美国的权威性，压制清教。在多远的文化环境之下，犹太教律法、规条，才得意忘形存续，而避免陷入权威性冲突。

在文学领域,到20世纪50—60年代,犹太人就已经成为美国文学和批评界的主要力量之一。其中,塞林格于1951年出版的“现代经典”《麦田里的守望者》使他成为50年代以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为代表的反文化浪潮的先行者。而“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金斯伯格那充满美国俚语的诗歌,则使他成为20世纪美国一位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诗人；约瑟·米勒于196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而鲍勃迪伦更是高唱自由主义的流行天王。

美国犹太人在宣传和舆论导向上对读者和公众产生定向影响，以使得美国公民对犹太人的民族认同，理解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诸如犹太人安息日、赎罪日等强化民族认同的仪式，在犹太媒体渲染之下，成为和同性恋、种族结婚等小众的生活方式。实质上，这偷换了民族认同的概念，麻痹了美国民族主义者。

此外，美国犹太人还常常利用媒体,在涉及自身利益和以色列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发表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文章、报道。他们插手控制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并对其他一些舆论工具施加压力,以使它们在宣传上有利于。他们甚至曾迫使总统候选人杰克逊就竞选纲领不亲以，而向所有犹太人道歉。

实际上，美国犹太人刻意地将以色列利益与美国利益捆绑，名义上保护美国利益、实质上捍卫以色列，借助于对话语权的控制，成功地将以色列利益偷换为美国利益、将自身的以色列认同偷换成美国认同。

然而，伴随着清教徒的发声、美国孤立主义的抬头、多元主义的走弱，犹太人是否会面临美国文化又一次重塑？而这次重塑，又是否会冲击到犹太人自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