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为共产主义理想付诸于中国社会的第一批殉难者。

作者：应克复
地主——为共产主义理想付诸于中国社会的第一批殉难者。
中国的地主有多少？中共1948年根据毛泽东指示，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按此比例计算，土改中要打击三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把打击面缩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农）。以当年三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九百万个地主分子来。如果加上老解放区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分子（除去已被处决、批斗与逼迫致死的200余万地主分子），全国的地富分子至少有三千万。（见土行孙《土地改革与社会大监狱的形成》，《争鸣》2011年第12期）
消灭地主阶级是中共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打出的旗帜——所谓“打土豪，分田地”。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所谓“反帝反封建”。地主，作为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作为农村的剥削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其正义性谁会提出质疑呢！因此，自暴力土改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整个中国沉默无语。历史的这一页似乎就这样翻过去了。
毛泽东独裁统治的二十七年中，许多中国人认为，毛在1957年之前是正确的，1957年之后才开始犯错误了：“反右”啊，“大跃进”啊，等等。对以消灭私有制为主攻方向的“三大改造”，许多人不认为是错误的。至于以消灭地主阶级为目标的土改，其正当性更不容置疑了。
现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更不待说文革，回忆与评说这些运动的文字，已堆积如山，浩如烟海。可是，整个地主阶级，涉及到三千多万人的命运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却罕见有文字记载，至于学术上的研讨，可以说更是一个空白了。

直至半个世纪之后的新世纪头十年，才有一些学者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
如杨奎松在200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中就对中共建国前后的土改进行细致的历史叙述。高王凌在2005年出版的《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对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农民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剥削地位。王宏任在2010年发表的《地主——一百年难尽的话题》，对地主和土改进行回顾和评价，等等。
丁弘，在死神向他逼近的时刻，强忍病痛，为地主正名留下了凿凿篇章。
2013年7月，即在去世前半年，他写出了“‘江河常照经霜月’——漫谈中国农村地主经济的命运”一文。
该年11月，即去世前两个半月又写出了“中国农民的‘梦’怎么说——关于地主经济的思考”一文。
这是他生命发出的最后光华。
丁弘说，地主，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敌人，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地主经济问题》，4页）
为什么是一个“伪命题”呢？丁弘的分析是：
第一，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租赁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合同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封建关系。”“这种租赁关系有相对的合理性。”（《地主经济》，15页）“触及问题的实质，要看租赁关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农民提供劳动力，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土地），这样，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形成生产力。分配一般是对半分成。”“租赁关系双方的相处一般是可以的，地主和佃户甚至有时亲如兄弟，感情相依。”（《地主经济》，5页）

为了说明地主和佃农不是一种对立关系，丁弘引述了孙大午（河北省农牧集团董事长）对贫农和地主的关系的调查。其中，86岁高龄的沈庄汪氏回忆说：“我们一家都给汪家地主干过活，人家对我们都很好。长工们吃饼子和白菜，东家吃的不一定有我们好。后来斗地主，让我男人上台诉苦。我男人说了实话，被轰下台。种人家的地，为什么不准人家收租？现在你不交公粮行吗？”斗地主“先是把人家绑在板凳上灌水，往死里打，不给饭吃，后来又用镰刀割了耳朵，最后把人折磨死了。不当这样干，分了人家的家产，人家又没有害过人……”（《地主经济》，8页）

地主与佃农之间租赁关系的合理性以及两者之间合作的平和状态，否定了地主是一个与农民相对立的剥削阶级。当然，丁弘也注意到，“欺压佃农的地主肯定也是有的。”（《地主经济》，5页）

第二，地主作为封建势力，当作革命对象，这是“张冠李戴了”。“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即‘封官、建制、牧民’的专制体制。”“建国后的任务应该是解决‘主权在民’的问题，解决专制体制所形成的封建意识、官本意识和等级观念等上层建筑问题。”“现在，把地主阶级当做替罪羊，认为打倒了地主就是打倒了封建制。这是张冠李戴了。”结果是，“地主阶级被消灭了，而专制体制加强了。”（《地主经济》，15-16页）这是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陷入严重错误的深度总结。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头便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认友为敌，领错了革命的路，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三，那么，怎么看待农村的贫富差别呢？地主和富农如果不是剥削那么是什么原因成为农村富裕的一族呢？丁弘指出，农村存在富裕一族乃“天道酬勤”。他说：“一个村子里，贫富的状况是不断洗牌的。富余农民的原始积累，无不是依靠勤俭过日子。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地主经济》，15页）他还引述了一个材料：“始于秦汉，私有土地都是可以买卖的，有人家殷实一方，可能五世而斩。有的人家本无寸地，经三代披星戴月而广有阡陌。可能三个兄弟，各自接过祖上一份相等的田产。老大好抽，产业化为鸦片的青烟；老二好嫖，财产换作飘飘然的神仙；老三还勤奋耕作，足以让灵牌上的列祖绽放出灿烂的笑颜……”丁弘因此说：“这种演变是很正常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天道呀。”所谓“天道”，就是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演变，在各地方志和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它鲜明地体现出一种激励文化”（《地主经济》，11页）。
消灭地主，实行共产，产生什么结果呢？
消灭地主，“生灵涂炭，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地主经济》，12页）。消灭地主之后，接着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付之一炬，农民沦为农奴，丧失了劳动和人身自由，长期不得温饱，还一度陷入了大饥荒的灾难。丁弘说：“人民公社给亿万农民带来的灾难不堪回首，罄竹难书！”（《地主经济》，32页）
他引述李洪林的一份材料，很典型，很能说明问题。
李洪林说：“1961年我被下放到河北新城县高碑店一个生产大队当队长。当时我们工作组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农村历年来的粮食产量，结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单干的时候粮食产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公社不如高级社。粮食历年递减，这是非常惊人的调查结果，对我来说震动太大了，动摇的不光是公社化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地主经济》，31页）
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四位跑遍了陕甘宁农村进行调查，不断写内参呈报中央，后结集出版《告别饥饿》一书。“基本情况说明，建国三十年，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建国前的水平，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地主经济》，32页）
以上两项调查，证明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农村实验的失败。
李洪林还说：“下放种地对我是一种惩罚，但却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农村的最底层。”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那时农村生活也很苦，但是还没有苦到这个程度，农民还是有吃的，可以自己种地，自己支配。“这一次我到农村去，真正是开了眼界：这哪里是农民啊，根本就是农奴，除了锄头、镰刀这些小农具以外，他们已经失去一切生产资料，包括人身自由。”“他们不能脱离这块土地。……农民连讨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这个程度！”（《地主经济》，31页）
丁弘补充说，我曾下放农村八年。我想补充一点：“中国农民被公社化以后，劳动成果被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土改前佃农被地主剥削的程度。此前，租赁关系对半分成是基数，还是有‘谱’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即所有制属于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对生产队的资源和劳动力都可以调拨，用行政手段控制农业经营，这就没有‘谱’了。……所以六十年代人为造成的饥馑，只有静静地等着饿死的份儿了。”“农民的苦难深重啊！”（《地主经济》，31-32页）
丁弘对地主阶级有如此评说：
“中国的地主阶级，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已经消失的地主阶级，它是漫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亮点”。“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一个村子里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主要的投资力量；在文化的传承上，它更是起着主导的作用”（《地主经济》，12页）。
展望未来，丁弘深情地期望：“中国历史进程还不知道会怎样发展，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中国人肯定会更客观、更聪明起来。他们会树立起科学的历史观，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现象也肯定会有明晰的评说。”（《地主经济》，33页）
丁弘明白，他为地主经济正名，“是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是一个道德沧喪和道德回归的过程”（《地主经济》，20页）。后人肯定会继续研讨這一问题。因此，他又引述胡平《话说地主阶级》最后发出的感慨：“什么时候，撕开那片如雾的沉默，这片废墟上也会飞来一头思想的大鸟，衔来一个对地主制经济和地主恰如其分的解说呢？”（《地主经济》，12-13页）
对地主经济的评说，最后以谢韬的诗句作为结语：
千秋功罪千秋说，
哑口无声却有声。
江河常照经霜月，
沧海难洗血泪痕。

转自:《丁弘的意义——评说共产主义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