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退隐的党内老人

2005年9月2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文艺晚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图为汪东兴等抗战老战士进入会场。 （CFP/图）

他们都曾在“文革”时期到达政治生涯的高峰，继而从政治舞台退隐，消失在北京的巷陌中。

“你一个老同志，革命几十年，给个什么评价呢？就是这个‘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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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7日，汪东兴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数百吊唁者排着长龙在外等候；礼堂一角，十几位家属在哀乐中默默流泪。

排队的人们一边保持肃穆，一边低声讨论：哪些官员和老干部出席？汪东兴的儿女都在干什么？

他们告别的不是一位普通老人。汪东兴三十多年来早已淡出公众视野。他在1976年达到政治高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他负责毛泽东安保工作近30年，是中南海“大内总管”，也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然而顶峰却也是落幕的开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汪东兴所笃信的“两个凡是”受到批判，他在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辞职，获得批准。

与他一同淡出政治舞台的，还有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并主管农业的纪登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主管过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的吴德等人。

他们都曾在“文革”时期到达政治生涯的高峰，继而从政治舞台退隐，消失在北京的巷陌中。

1待遇汪东兴晚年住在西单六部口新壁街的一座四合院，这是汪东兴搬离中南海后的居所，对面就是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的院落。从这里到中南海新华门只有1300米。静谧的气氛中，灰色的砖瓦在高墙和铁网上露出头，一棵高大的泡桐树伸出茂盛的枝叶。

8月21日汪东兴去世当天，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他的家中探访，这里没有哀乐，也没有花圈。汪家的追思场所被安排在解放军305医院太平间贵宾厅。

事实上，淡出政坛后的他们，几乎都住在西二环内闹中取静的院落内。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后，纪登奎一家从西单附近的一栋两层西式洋房，搬到了灯市东口内务部街的一座四合院——狭窄破旧的僻巷中，不起眼的灰色铁门内，藏着一个轩敞的院子。华国锋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时也曾住在这里。吴德晚年继续住在东交民巷17号3号楼，而陈锡联则一直住在新街口航空胡同的四合院内。

吴德的长女吴铁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亲退隐后，“生活待遇没有什么变化”。他的工资关系依然在国务院系统，家里的后勤服务主要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司负责。

“其实就是恢复了文革之前的原状，他以前就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享受部级干部的待遇，之后他当中顾委委员同样也是部级待遇。”她说。同为中顾委委员的汪东兴，晚年待遇与吴德类似。

在外界眼中，陈锡联担任中顾委常委，待遇应与国家领导人类似，实际差别并不明显。陪伴陈锡联22年的警卫秘书夏志伟回忆，陈锡联退隐后的待遇差别在于安保。1976年前后，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家中住了一个警卫排，分成3个班，共二十多个警卫员，在院子一前一后设了两个固定哨，晚上还有游动哨。“1980年后，他自己要求减少人，慢慢变成两个警卫班，然后是一个班。”夏志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陈锡联去世后，这一个警卫班才撤走。

纪登奎当时并未进入中顾委，他被安排进入了中央直属咨议机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以下简称“农研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年轻时曾为纪登奎处理过一些秘书工作。他曾撰文指出，“纪登奎来到九号院后的待遇，基本上是正部长级范围内的”。

例如，纪登奎家里没有中央领导人所配备的保健医生、警卫员等，来九号院时，家中也没有警卫班，出差时也未派出警卫人员。从出差时坐软卧包厢、配一台进口日本车来看，其待遇也属于正部级。

纪登奎的长子纪坡民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爸在政治局的时候，家里炊事员是去王府井34号的市场买菜肉粮食油盐酱醋的，我爸不当中央领导人之后，就是我妈去买了，炊事员还给我们家做饭，一直维持到我爸去世”。

“高层批示”的确是确定待遇的直接方式。1992年，吴德被诊断出患有血液病，病情加重，吴铁梅决定向组织申请，给父亲恢复国家领导人的待遇，“我通过一个同志申请，组织上通过了”。此后，吴德的医疗费用一直由国家卫生部直接结算。

在父亲葬礼时，吴铁梅对于父亲享受的待遇有了更微妙的认识——治丧委员会的人告诉她，葬礼的规模“比国家级领导人低半级，比部级领导人高半级”。这也是之前组织给纪登奎举行葬礼的规格——政治局常委都在葬礼上送花圈，两位政治局委员来参加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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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全体公报通过，“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他们的辞职，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开始酝酿。那次会议上，他们因“文革”中的表现而受到批评，汪东兴因坚持“两个凡是”而被点名批评。

1982年后，汪东兴、吴德和陈锡联进了中顾委，纪登奎进了农研所，他们面对的，是如何重新融入国家机构的运转，以一种远离权力核心的方式。

一件事情可以说明纪登奎的谨慎。纪坡民回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之间的一年半，邓小平曾让还未辞职的纪登奎管过三件事：制定工资改革方案、改革与空军分家的民用航空业、发展旅游业挣外汇。前两件都被纪登奎婉拒，他告诉儿子，拒绝是因为这两件事敏感，“犯了错误的干部，不担事儿”。

纪登奎接过了旅游业后做了两件事：调查外国人一星期来中国能挣多少外汇，翻译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合资饭店合同，借鉴并筹建北京的长城、昆仑、燕京等饭店。

在纪坡民印象中，农研所时期的父亲总在出差。赵树凯回忆，纪登奎发言时，还是会谈一些意见，但很谨慎，“通常比较简短，尤其不涉及敏感问题”。

在中顾委担任常委的陈锡联，承担的一项工作就是出席各种纪念活动和开幕仪式，例如“七七事变”50周年暨百团大战纪念碑落成典礼、中央革命根据地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等等。作为曾主管体育的国家领导人，他还到上海、郑州、广州等地出席过各种运动会。夏志伟回忆，1998年，他还曾陪“首长”去过香港，在浅水湾住了五六天。

陈锡联在回忆录里写道：“1994年9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委托我和其他同志前往山西太原，出席徐向前同志铜像落成揭幕仪式。当时我身体不好，但是接到通知后，我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中央的委托我不能推托，战争年代徐帅救过我一命，今天就是搭上我这条老命也要去参加。”

对“文革”的反思还在继续。1984年开始，四个老干部成了重点做检查的对象。

陈锡联在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受邓小平邀请，去他家里谈话。他对邓说：“我这一生中，感到最对不住你的，是在你第二次被打倒时，我没有站出来为你说话。”邓小平说：“那个时候谁也没办法，你也无能为力，你在北京不欠账，你的问题主要在东北。”

检讨不能通过的干部还要重新写。吴德和陈锡联的检讨迟迟通不过，许多干部对他们“文革”的表现有意见。吴铁梅表示，最后是邓小平替自己父亲说了话。陈锡联在回忆录中也写道，邓小平替他跟其他干部说：“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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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景住在新壁街的汪东兴，生活得安静低调。一名隔壁楼房的居民指着他家院落说，“这里据说是领导人之家，但从来不见开门。”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与汪东兴常交流，在他看来，汪“心很宽，想得开”。他九十大寿时，曾在西单一家饭店请老战友吃饭，战友们觉得他的身体不错。

汪东兴津津乐道于自己的两次大手术——四分之三的胃部切除和前列腺手术，以及两次小手术。“他身体好时，每天出来散步，最开始每天走4000步，后来是2000步。”与汪东兴时常走动、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透露。

汪东兴家常有人拜访，其中包括他的江西老乡，他常参加北京上饶商会的活动。1999年，83岁的他还赶回故乡江西弋阳县参加方志敏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弋阳政府门户网”的一篇文章称：“汪东兴打开车窗，笑着向群众致意，有时还双手抱拳，向群众点头鞠躬。群众一直跟随他的车子，一直到弋阳宾馆门口才停住脚步。”

阎长贵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汪东兴暮年时常对他言及毛主席功劳很大，“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杨银禄也忆及，汪东兴常说，“我想毛主席了”，“然后就流下眼泪”。据《南方周末》2011年6月的报道，彼时汪东兴还在通读毛选，“碰到问题会去里面找答案”。

吴德晚年过上了归隐的生活。“开始几年他就在家里待着，哪里也不去，家里可以用四个字形容：门可罗雀。”吴铁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亲在家中看书、写字——用瘦金体抄毛泽东的诗歌，晚上偶尔睡不着，就去院子里看看花，他的车“跑的字儿最少，用的油也最少”。

东交民巷17号院还住着几位老干部，但吴德也几乎不跟他们来往，跟吉林、北京的老部下也没有接触。家中常客是纪登奎和纪坡民父子等。他们能激起吴德的兴头。

“他说话平稳，用词讲究，有长者风度……习惯性动作是，不时用苍白的手去抚摸头顶，清癯的脸上虽两眼炯炯有神，但总让人觉得是个病人。”为吴德撰写口述史的朱元石在书中回忆。

吴铁梅记得，有一次胡耀邦来访，对吴德说：“你可以到处看看去，到全国各地啊。”自那以后，吴铁梅陪父亲去了广州，“看看改革开放”，又去了趟西安。之后吴德还去过海南，看到路边浓妆艳抹的拉客女热情地朝他打招呼，他出于礼貌也回以点头，然后困惑地问女儿：“她们为什么这样？”

据她回忆，有一次在跟纪坡民的聊天中，“老爷子”听到了“社会上乌七八糟的事情”，挺不高兴，还跑到中纪委去发了言。在《新闻联播》上看到官员贪污的报道，吴德就很生气：“把电视关掉！”

陈锡联也会边看电视边骂人。“看贪污腐败的新闻，他会说：该杀头！”夏志伟回忆，陈锡联说话时，还是有很浓的家乡湖北红安口音。看电视时他最关注军事新闻，此外就是看战争和武侠电影、听京剧——他对样板戏《红灯记》不感冒，喜欢《穆桂英挂帅》。

陈锡联喜欢四处转悠，去玉泉山钓鱼，把北京周边有鱼的地方都去了一遍，家里有很多钓鱼比赛的奖杯。夏志伟说，“其实钓鱼比赛的厂家也希望知名人士和老领导得到这个奖，有广告效应”。

1990年代，北京商业氛围渐浓，很多企业开业都把“老革命”“老领导”请去奠基剪彩、装点门面，陈锡联也收到很多邀请。“不愿意去吧，人家叫上了，有的是其他首长的孩子或者老熟人，他偶尔也出去参加”，夏志伟说。

他晚年的交际圈主要在军队。夏志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陈家来的人主要还是老领导、老部下，他们逢年过节常常互相走动，聊的也都是战争年代的经历。不变的是，陈锡联客厅里的毛泽东像从1973年以来从没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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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人到暮年，回忆的欲望更强烈，关于往事的沉默也被打破。

2000年左右，汪东兴想打一次官司——一本名为《汪东兴传》的“地摊书”侵犯了他的名誉。今年8月28日，知名律师钱卫清在一篇悼念汪东兴的文章中回忆，汪东兴曾请他代理。案子到法院后，被认为“汪老打官司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誉侵权案”，上报到最高院，最后转给打非办后不了了之。

最近十余年，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的日记、口述史或回忆录相继出版。但除汪东兴外，其他人在2000年前就已病逝。特别是四人中年纪最轻的纪登奎，谁也没想到他竟最早去世——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心脏病突发，走得很突然。

纪坡民回忆，“他觉得自己年纪还不大，以后有的是时间”，言及此处，他无奈地两手一摊。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亲生前想写两本书，一本个人回忆录，一本写文化大革命。

“我从日常接触中强烈地感受到，赋闲后的纪登奎内心并不宁静。但他并没有把这些思考写出来。”赵树凯在他的文章《忆纪登奎从九号院离去》中不无遗憾地写道。

他们中最早出“文革”个人回忆录的是最年长的吴德。2004年8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此时他去世已8年了。吴铁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本书在原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力群帮助下才得以问世，书中十三个章节的口述，是1993年夏天在北戴河完成的。

与吴德的“文革”回忆录不同，2007年8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陈锡联回忆录》则把更多篇幅放在记述陈锡联的戎马生涯，十七章中仅最后两章涉及“文革”。“这本回忆录是首长口述，我一个字一个字记录下来的。”曾为陈锡联担任专职秘书的蔡宝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提醒：“你们还是应该多关注首长的革命历程。”

2010年，汪东兴一连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当代中国出版社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另一本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汪东兴日记》——主要回忆他参与转战陕北、第一次出访苏联和重上井冈山等重大历史事件。

这些书中有些回应世人猜测的段落。汪东兴书中公布了林彪事件中自己给毛泽东写的检讨。

他们各自复原记忆中粉碎“四人帮”的精彩情节，吴德提到自己负责卫戍部队的始末。而陈锡联则回忆，“抓四人帮一伙，要动用卫戍区的部队……吴德、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先后来到我家，我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抓捕当晚，是他提醒华国锋，“要注意王洪文，他身上有枪”。

争议也与口述史相伴，吴铁梅坦言，她父亲的口述史面世后，出版社被书中提到的两位老干部告上了法庭。再版时，出版社发表声明，“特向吴桂贤同志深表诚挚的歉意”。但纪坡民觉得，“文革有多少曲折的事儿啊，一个人就是一种故事，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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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汪东兴遗体告别仪式上，《汪东兴同志生平》被印成7页A4纸，装订成薄薄一册。纪坡民拿了一份，又帮没能出席的老干部子女带了几份。

“你一个老同志，革命几十年，给个什么评价呢？就是这个‘生平’。”他说。纪坡民收集生平资料的习惯源自他父亲的葬礼。1988年纪登奎去世，正逢中央治丧改革，以往念悼词的冗长流程改成了印一份“生平”。

有关生平资料的解读角度颇多。例如，赵树凯就曾留意到纪登奎的生平资料：他的身份介绍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而不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德生平资料中的头衔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而同为中顾委委员的汪东兴，生平资料的头衔是“曾担任党的重要职务”。

论头衔的长度和完整程度，陈锡联的生平资料值得细读，包括了“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央军委原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原司令员”在内。

而官方概括性评价的措辞也历来被家属所看重，他们尤其重视父辈在“文革”中的表现是否得到官方承认。

纪坡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父亲的“生平”定稿前，有关部门曾专门征求家属意见，纪坡民的一条意见是，父亲曾多年在北京军区、中央军委担任领导职位，但生平中却没有体现。有关部门最终部分采纳了他的意见，最终“生平”写了纪登奎历任诸多军方职务的其中一个——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其他职务被淡化。

1995年11月29日，吴德去世后，吴铁梅为了父亲“文革”中的评价措辞，曾一度与治丧委员会争执。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她提出，这份初稿中没有父亲参与的两件大事：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粉碎“四人帮”。

治丧委员会认为，吴德“文革”前的事可多写，“文革”后的事可不提。吴铁梅想法刚好相反：“文革前的反正档案里都有，唯独文革后要写清楚，我爸不是‘那边’的，是‘这边’的”。

吴铁梅把父亲1995年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的口述实录《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拿给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回去研究研究”。吴德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夜里11点半，吴铁梅接到电话，父亲“生平”里头多了一句话：“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过程中，吴德同志完成了中央部署给他的工作”。

夏志伟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治丧委员会给陈锡联写完“生平”后，曾找家属商量修改，“家里意见是把文革和评价写进去”，治丧委员会答复说，“这个不好说，牵扯到方方面面，最好一带而过”。

相比之下，汪东兴生平资料中“文革”时期着墨颇多，如“保护了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及时向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地方、军队的其他领导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图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坚决执行党中央政策，协助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等表述。

“我来是因为他粉碎过‘四人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外，一位董姓的北京老工人这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提到汪东兴后来的淡出，老人淡淡一笑：“国家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免不了的。”

吴德膝下有一对女儿，大女儿吴铁梅退休前从事文物局工作，二女儿是医生，家中再无人从政。吴铁梅没有收父亲口述史的稿费，而是换成了成百上千本书，“谁来问我爸爸的事，我就给他看这本书”。

汪东兴和陈锡联的儿女大都在军队。陈锡联长子在沈阳军区以大校军衔退休；次子是飞行员，1982年执行飞行任务时遇难；三儿子在2011年晋升中将军衔，小女儿也是一名军医。“军区的人说，这几个子女都比较低调。”纪坡民说。

纪登奎有五个子女，两个在国内，三个在国外，纪坡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退休后一直在家中读书撰文。他时常接受采访，替早逝的父亲说清很多事，可有的事连他也说不清。他说，“他们几个人，是大格局中的小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