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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康药房的故事】
上海汉口路456号是一座三层的西式楼房，原是上海一家小有名气的私人药房“大康药房”的所在地，1953年2月28日，其主人，年仅29岁的王康年被以“贩卖假药、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的罪名执行枪决。
60年过去了，“王康年”三个字，犹如妖魔，成了中国大陆“罪恶的不法资本家”的代名词。
王康年，浙江杭州人，出生于1924年，自幼聪颖好学，17岁进考上海大亚电台任播音员。不久辞职，开办了“大康商行”，经营毛巾、袜子、雪花膏、万金油等小百货，以后又在北京西路开设了“大康行西药部”。由于其为人正派，注重信誉，赢得了顾客良好的口碑，以后生意渐渐做大，抗战胜利后，他又在汉口路456号开办了“大康药房”，自任经理，经营西药买卖，成为“上海滩”小有名气的一间药房。
1951年，朝鲜战场硝烟正酣，由于前线作战部队急需各类药品，导致全国药品供应十分紧张。1951年8月，志愿军某部军需官来到“大康药房”，要求订购价值3亿多元（旧币）的药品及医疗器械，而且要求赊账，王康年向军方表示自己“店小利薄”，资金无法周转，且在此之前，军方已先后2次提走药品，欠下5亿多元（旧币）的药款至今没付，“大康药房”已经实在无力承受“赊账”了。
王的解释遭来一顿训斥。以后该军官两次登门，要发货，均遭拒绝，王由此埋下杀身之祸。
1951年底，为加紧搜刮战争资金，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刀锋直指资本家和工商业者。
1952年1月31日，大康药房的工会主席董渊带4名职工来到王家，勒令其交代“五反问题”。因病在家休息的王不解地回答：“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希望大家提供材料。”董渊按党组织的统一口径训斥：“职工自有职工责任，材料不能给你，你应该自己彻底坦白交代。”
第2天，大康药房举行了“职工大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董渊、马维善、滕仲年等人纷纷上台，“义愤填膺”地对王康年进行了“揭发”，“揭露”他偷漏国家税收，用欺诈手法骗取和拖欠国家银行大量贷款，私套外汇，先后共计盗窃资财26.1亿元（旧币），使国家遭受极其严重损失。王康年听了这些无中生有的“检举揭发”，犹如晴天霹雳，脸色变得煞白，王对天发誓，甚至不惜以自杀示清白。
2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据职工“检举”的“材料”，将王康年逮捕。2月7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有关“奸商王康年罪行”的报道：
王康年为了达到窃取国家资财的目的，用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勾引、腐蚀干部。据其供认：曾向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行过贿。他在药房内设立专门勾引干部工作的机构，叫“外勤部”……
由于没有真凭实据，王康年的案子一直拖到了第二年。
直到毛对“三反、五反”运动发出指示：“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上海市人民法院才于1953年2月28日，宣布罪犯王康年“证据确凿、罪行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就这样，王康年成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无辜祭刀品。奇怪的是，此案除“罪犯”王康年以外，没有一人因“受贿”被起诉，没有一家药厂因“制假”遭查封，也没有一名“受害”的志愿军士兵出庭作证。王的所有“罪行”均来自职工揭发，本人供认以及报纸宣传。就这样，一个善良、本分的年轻工商业主，被制作成一具黑心黑肺、面目狰”的妖魔标本，一只用来恫吓资本家和商人业主的“政治恐龙”。
被关在黑牢中的王康年与世隔绝，在连续刑讯下，除了招认所有“罪行”以求速死之外，没有任何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其家人自王被逮捕直到枪毙，也没能见上一面。宣判当天下午，一辆黑色的囚车载着五花大绑的王康年驶出监狱大门，朝着龙华荒野的刑场疾驰而去，这时天空忽然飘起了蒙蒙细雨，老天也似乎在为这颗冤屈的灵魂送行……
王康年被逮捕以后，全国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开始“踊跃”响应“党的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捐飞机”热潮。据统计，仅上海的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们“捐款”的金额就高达6千多亿，折合飞机404架，受到了陈毅市长的“高度赞赏”。
1985年盛夏的一个夜晚，在上海福州路云南路口“汇乐里”的一间又暗又破的弄堂小屋里，笔者见到了重病缠身的王康庆。他是王康年的亲哥哥。王康年被枪毙以后，“大康药房”的所有资产、房产均被政府没收，王康庆也成了“坏分子”被赶出了药房，成了“管制分子”，从此一生潦倒。谈起当年往事，老人混浊的眼珠里闪动着泪花，身子不断哆嗦着连声说道：“康年啊……小孩子，不懂事体，不懂事体啊……脾气犟啊……”
老人告诉笔者，当年干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谈话，让他主动“捐飞机、捐大炮”，支援“抗美援朝”，但年少气盛的王康年没搭理。他也劝过弟弟几次，王康年也没听进去，果然不久大祸便临头。老人哭诉道：“康年他死得冤啊……死得冤啊……怎么弄得过土匪啊……他们不止抢财产，还杀人啊！”
老人告诉记者，王康年被处决不久，其妻也服毒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