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欲时代的情色:女特务的进化史

作者:8288  于 2024-9-28 10:5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网络文摘-新间与政治|通用分类:文史杂谈|已有29评论

作者:王彬彬

原载:《雨花》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红色电影”中,以“反特”为题材的电影占有相当地位,同时也是那时代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种类。而这类电影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中往往有那种以女特务身份出现的人物形象。


这种女特务,虽然是“反面人物”,虽然导演和演员极力要表现出她们心灵的凶残和肮脏,但广大观众仍然深深被她们所吸引。套用一句俗而又俗的话:女特务是“红色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钢铁战士》于1950年上映,贺高英扮演了其中的国民党女特务,这个女特务一心想以色相引诱被俘的“我军”张排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应该是建国后出现在银幕上的第一个女特务形象。


此后,这类女特务在电影中频繁出现。


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虎胆》中的阿兰和李月桂(分别由王晓棠和胡敏英扮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柳尼娜(陆丽珠扮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羊城暗哨》中的八姑和梅姨(分别由狄梵和梁明扮演),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曲曼丽(姜曼璞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寂静的山林》中的李文英(白玫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虎穴追踪》中的资丽萍(叶琳琅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铁道卫士》中的王曼丽(叶琳琅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假古兰丹姆(谷毓英扮演),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跟踪追击》中的徐英(红冰扮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秘密图纸》中的方丽(师伟扮演)……


这一系列女特务形象,构成了“红色电影”中一种十分独特的人物画廊。当年的观众中,至今还有一些人对这类女特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恋的情人。


所谓“特务”,本是一个中性词,即“特殊任务”之意。1927年国民党清党、国共处于尖锐敌对状态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曾在军委成立“特务工作科”(简称“特科”)。


可见,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特务”最初并不单指“敌方”执行特殊工作的人员,己方负有特殊使命者,也可称“特务”。


可是后来,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特务”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专指“敌方”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至于自己这一面担负同样性质的工作者,则称侦察员。


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电影”中,有“敌方”的特务形象,也有“我方”的侦察员形象。“敌方”的特务往往是女性,以致女特务能组成一种人物画廊。


而“我方”的侦察员,则往往是男性。说得更直白些,在这些电影中,“敌方”往往派遣青年女性潜入“我方”执行特务任务,而“我方”潜入“敌方”执行特务任务者,则总是青年男性。


其实,不单是电影,在那时期的小说中,情形也是如此。


与其说这有现实生活做依据,毋宁说是某种微妙的心理意识使然。不仅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中,有这种“敌女我男”的模式,“文革”期间属于非法的手抄本小说,也总是严守这一不成文的规范。



电影《钢铁战士》中的女特务


有人曾指出过这一现象:“从革命者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讲,无论是革命年代的地下党,还是和平时期的公安侦察员(正方的符号代表),为完成艰巨任务,均可凭借谈恋爱的手段打入敌人心脏(反方的符号代表),但主人翁必须是男的且不能与反方的女特务或罪犯发生实质性的性关系,而反方则往往是用放荡野性的女色勾引男革命家或公安人员,且被诱惑一方都会巧妙躲避或严词拒绝而过美色关,否则,一旦沾染女色,不是变节投敌就是死亡,而女革命家或侦察员绝不能施用美人计这一手段,此症结直到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字或文学作品中概莫能外。”(周京力:《长在疮疤上的树》,见《暗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4页。) 


“红色文艺”表现的当然是“红色道德”。


在这种“红色道德”的支配下,便出现这种情况:“敌方”可对“我方”大施其美女计,但决不可对“我方”施以美男计;“我方”可对“敌方”施以美男计,但决不可对“敌方”施行美女计。


这种“红色道德”显然并不令人陌生。“敌方”对“我方”施行美女计,其结果当然是徒劳,从“敌方”的立场来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从“我方”的立场来说,则是不但挫败了“敌方”的阴谋诡计,还多少占了些便宜。


“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其结果当然是卓有成效的,是以大胜告终的,从“敌方”的立场来说,仍然是双倍的损失,而从“我方”立场来说,则是双倍的收获。


退一步说,即使“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而未能达到最终的政治或军事目的,也并不是纯粹的失败,至少“我方”美男在与“敌方”美女的周旋中不无收获。


这种“红色道德”显然认为,女性的姿色和身体,是她所从属的阵营的利益之一部分,或者说,是她所从属的阵营的一种特殊利益,这种利益或许比阵地、领土、金钱等更为重要。


既如此,在“敌方”女性的姿色和身体上占些便宜,也算是缴获了一种特殊的战利品。既然“我方”女性的姿色和身体,也是“我方”的一种特殊利益,那就决不能拿这种利益去冒险。


“我方”对“敌方”施行美女计,即便最终达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胜利,也付出了特殊的代价。当然这里说的是电影等文艺作品中的情形,真实的情况如何,另当别论。


电影等文艺作品中反映的这种“红色道德”,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陈腐的意识、观念披上了红色的外衣而已。



李月桂与阿兰


“红色电影”不仅仅写“敌方”女特务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还往往让女特务对“我方”人员“动真情”,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英雄虎胆》中的阿兰,风情万种、艳压群芳,但却对打入“敌方”内部的“我方”侦察科长曾泰一往情深。


《羊城暗哨》中的八姑,仪态万方、妖冶妩媚,但却对打入“敌方”的“我方”侦察员王炼情深意浓。


“红色电影”不仅让“敌方”女特务爱上“我方”侦察员,而且往往还要强调她们是在有众多追求者的情况下对“我方”侦察员情有独钟。


让女特务对“我方”侦察员“动真情”,当然意在表现“我方”英雄人物的魅力,意在通过女特务的眼光来肯定“我方”英雄人物的价值。


然而,深究起来,“红色电影”中的这种“匠心”,这种用意,却是与“红色价值观念”相冲突、相背离的。


依据“红色价值观念”,敌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有敌人的恨,能证明“革命者”的价值;“革命者”被敌人恨得越深,便越有价值。


女特务是特别危险特别可恶的敌人,那就更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无丝毫价值可言。然而,当电影以女特务的“真情”来证明“革命者”的价值时,却又分明认可了女特务“真情”本身的价值的,因为如果女特务的“真情”本身是毫无价值的,那就非但无法证明“革命者”的价值,相反,对“革命者”只能是一种贬低、一种侮辱、一种否定,只能证明“革命者”的无价值。


人们当然可以说,女特务也是“人”,她的“真情”只是一个女性对男性的自然情感,本身是超阶级、非政治的,是与她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身份无关的。


然而,我们分明记得,“红色价值观念”根本不承认有“抽象的人”、有超阶级非政治的“普遍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女特务的“真情”来表现“革命者”的价值,仍然与“红色价值观念”相龃龉。


在“红色电影”中,女特务可以对“我方”人员使出种种引诱手段,甚至大动真情,但“我方”人员在与女特务周旋时,却必须严守分寸。那是一个禁欲的时代,那是一个女性全面男性化的时代。“我方”人员与女特务周旋虽是出于“革命需要”,但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这危险并不在于“我方”人员是深入虎穴,而在于女特务的美丽迷人,在于女特务作为女性对于男性的性魅力。在禁欲的时代,在禁欲的道德氛围中,女性的美丽娇媚,某种意义上是对“革命者”最大的威胁,是瓦解“革命斗志”、破坏“革命友谊”的最可怕力量。


古往今来,女性的美艳,引发过男性之间无数的拼杀。因为女性而父子兄弟相残、国家民族开战之事,也屡有所见。中国有俗语云:“英雄难过美人关。”可见“美人”对男性事业的危害有多么大。


当“英雄”过不了“美人关”而“冲冠一怒为红颜”时,会置集体、党派、国家、民族甚至身家性命等“红颜”之外的一切于不顾。


正因为看到了女性的性魅力对“革命事业”的可能危害,中国历代的游民阶层和底层革命者,都把轻女仇女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作为检验“革命者”精神、意志的一种标准。而轻女仇女的深层原因,则是对女性的恐惧。



《寂静的山林》中的李玫英与《羊城暗哨》中的八姑


这种情形,在中国历代的通俗文艺作品中,往往有典型的表现。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三国志平话》、《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代通俗文学作品“对待妇女的态度”有专门的论述。


“英雄难过美人关”,固然说明“美人关”之不易过,但也同时在强调,过不了“美人关”的“英雄”便不是“真英雄”。这样,是否能过“美人关”,便成为检验“英雄”之真假的试金石。


“真英雄”在轻女仇女的同时,是对“兄弟”、“同志”、“战友”的“义”,是为“兄弟”、“同志”、“战友”不惜牺牲自身一切的精神。“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是《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名言。


关羽的视美色如粪土,也给人留下极深刻印象。其他如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所有作者心仪的人物,无一不具有对美色无动于衷的精神品质。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猎户刘安更以杀妻飨备的实际行为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改写为“兄弟如手足,妻子如鸡豚”。


刘备兵败,匹马逃至山中,投宿刘安家:“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玄德……乃饱食了一顿。天晚就宿,至晓将去,往后院取马,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臂上肉都已剜去。玄德惊问,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


作者显然是以赞赏的态度写了刘安的行为的。而对女性的轻视,在这种赞赏中,表现得分外鲜明。


王学泰指出了《水浒传》中的这样一种现象:“《水浒传》写了三十几个女性,作者对于那些具有女人特征和女性追求的妇女形象都视为水性杨花的淫妇,而且大多数被梁山好汉们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处死。”《水浒传》第四十六回,杨雄杀美貌妻子潘巧云的场面,令人恶心,也发人深思:


石秀便把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杨雄割两条裙带来,亲自用手把妇人绑在树上。……杨雄向前,把刀先斡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叫那妇人叫不的。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样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


杨雄杀潘巧云,杀得振振有词。潘巧云的“罪过”之一,是挑拨杨雄与石秀的兄弟情义。原来潘巧云曾以言语撩拨寄居家中的石秀,石秀不为所动,潘巧云转而在杨雄面前诬称石秀对其图谋不轨,杨雄一时间信以为真,对石秀心生恼怒。所谓“险些……坏了我兄弟情分”,即指此。


杨雄与石秀,其实相识未久。然而,在游民的价值体系中,刚缔结的“兄弟情”,也远重于多年的“夫妻情”。美貌女性有可能破坏“兄弟情分”,这足以令人恐惧。而竟然真的“险些”破坏了“兄弟情分”,当然就死有余辜了,所以应该死得这样惨。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通俗文艺中表现的这种游民阶层畏女、轻女、仇女的意识,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艺”中也改头换面地出现。


“红色电影”中,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我方”侦察员,可对“敌方”女特务虚与委蛇、虚情假意,但却丝毫不能弄假成真,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决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在身体上,“我方”侦察员可与女特务做有限的社交性的肢体接触,如握手、跳舞等,但“占便宜”仅限于此,并不能与女特务有任何真正私密性和性意味明显的身体接触。


“红色电影”往往不厌其烦地渲染女特务怎样用身体引诱“我方”侦察员,怎样百般忸怩、千般作态,但“我方”侦察员总是能巧妙地摆脱与拒绝,始终严守界线。


在表现“我方”侦察员对女特务的引诱与拒绝时,还不能让观众觉得他是在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觉悟”强压欲望,而要让观众觉得他对如此的美貌、如此的柔情、如此具有诱惑力的身体,压根儿就不动心,压根儿就没有生理上的欲望。


相反,“我方”侦察员,对女特务的搔首弄姿、投怀送抱,只有生理上的厌恶,他需要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觉悟”所强行压制的,是这种对女特务的厌恶。


要问“我方”侦察员对女特务是否也有欲望,也可以说有,那就是立即消灭她的欲望,他同样必须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觉悟”强行压制着这种欲望。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通俗文艺中所颂扬的英雄好汉,是对美色根本就不产生生理欲望的,是对美色甚至有生理上的厌恶的,是与女性的美艳生来有仇的。


如果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是指“英雄”难以在“美人”面前克制情感冲动和生理欲望,那这句话对程咬金、秦叔宝、宋江、李逵、武松、刘备、关羽、张飞等“游民英雄”就并不适用,对“红色电影”中那些与女特务周旋的“革命者”也不适用,因为他们面对“美人”根本就不产生情感冲动和生理欲望,因为“美人”在他们面前根本就不是什么“关”。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但是“真英雄”,而且是“超英雄”。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间无完人。”这是中国古代一副名联的下联。这句话说得很通达。一个人,面对有诱惑力的异性,只要能在行为上管束住自己,就算是好样的,至于心里有点“邪念”,有些“欲火”,那是正常的,可以理解、应该原谅的。


如果连一点“邪念”、一些“欲火”也不准有,那世间便没有不淫的“完人”。这表达的,应该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古代中国游民阶层在性道德上,是远比主流社会更严酷的。


这种严酷的性道德,却在二十世纪的“红色文艺”中得以延续。


在中国古代的通俗文艺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贪恋女色,即便武功再高强,即便拼杀中再勇猛,即便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中再“功勋卓著”,也算不得真的“英雄好汉”。


同样,在“红色电影”中,如果“我方”侦察员在肉体和情感上失了分寸,面对女特务时动欲、动情甚至付诸行动,那就意味着变节、堕落,就是万劫不复的丑类,就是“革命”永远的敌人。


在与女特务的周旋中,在面对女特务的百媚千娇时,“革命者”应该时刻保持厌恶和仇恨,即便为了工作需要而对女特务甜言蜜语时,内心也应有着锋利的杀机,他应该能够随时对她手起刀落。


在“红色电影”中,与女特务形成对照的,还有那类“正面”的女性形象。这类电影所精心塑造的那种女性“英雄”,所极力歌颂的那种女性“革命者”,在性格、言行上总是非常男性化的,用通俗的话说,总是没有丁点“女人味”的。


这是“红色价值体系”对女性的要求在文艺中的反映。而这也是其来有自的。


古代的游民之所以畏女轻女仇女,是因为女性的性魅力能够瓦解“兄弟情”、“战友义”,能够使群体崩毁,能够让大业溃败。


但如果虽是女性却举手投足都与男性无异,因而对男性并无性魅力,如果虽是女性却照样与男性缔结“兄弟情义”,如果虽是女性却让男性们根本意识不到性别上的差异,那就没有危害了。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曾指出在《水浒传》中,女性只有充分男性化、表现得与男性没有任何差别时,才能被梁山泊接纳。


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之所以能跻身一百单八将之列,就因为她们毫无害羞、胆怯、柔弱、慈悲等通常被认为更多地属于女性的品格,同李逵、武松等人一样,她们也杀人不眨眼,也以杀人放火为人生最大乐事。


作者赋予她们的绰号“大虫”、“夜叉”,就已经将她们的品性充分表露了。这同时意味着,女性只有像猛虎、如恶鬼,才具备了上梁山的资格。


当人们说梁山上有“一百零八条好汉”时,就已经将她们视作“汉”了,或者说,就已经以游民的价值取向为她们做了“变性手术”。对女性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正是后来“红色文艺”中“正面女性”无不男性化的根源。



《羊城暗哨》中的八姑与王练


“红色文艺”大行其道的时代,也正是“红色价值”主宰整个社会生活的时代。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普遍男性化,在发型、服饰上,将“女性味”减少到最小限度,在言行举止上也最大限度地与男性认同。


女性身上的任何一点“女性味”,都被视作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都被看成是“思想意识”有问题的表现;都意味着政治上的不可靠、不过硬;都会招致领导的批评、群众的非议;一旦来了政治运动,还会成为批斗的对象。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失去了“女性味”;在文艺作品里,“正面”的女性形象也没有丝毫“女性味”。


在那个“红色时代”,电影中以直观的形象出现的女特务,就成了“女性味”最合法的载体。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负面的价值,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腐朽、堕落甚至邪恶,那当然就要在女特务身上充分体现。


同时,女特务要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也非有浓郁的“女性味”不可。这样一来,仿佛人世间所有的“女性味”都集中到女特务身上。


这样一来,女特务就成了关于女性知识的启蒙老师。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女特务的头上,懂得了什么叫“烫发”;从女特务的唇上,懂得了什么叫“口红”;从女特务的眉上,懂得了什么叫“画眉”;从女特务的脸上,懂得了什么叫“涂脂抹粉”;从女特务的衣着上,懂得什么叫“旗袍”、什么叫“胸针”、什么叫“高跟鞋”……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女特务的一起一坐、一顾一盼、一颦一笑、一嗔一喜中,懂得了什么叫“仪态万方”、“闭月羞花”、“倾城倾国”、“国色天香”……


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从电影中的女特务身上,体会到女性的魅力,并体验到什么叫“神魂颠倒”、什么叫“如痴如醉”、什么叫“心旌摇荡”……


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小伙子,竟然是对着银幕上的女特务情窦初开。



川岛芳子


在那个“红色时代”,现实生活中没有爱情的位置,文艺作品里更是不能从正面充分表现爱情。正面人物要么根本没有两性关系,要么这种两性关系也是高度政治化的。


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男女间纯粹的两性私情,都是负面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情感的表现,都意味着精神上的“不健康”。


在文艺作品里,只要是“正面人物”,男女相互吸引的理由必须首先是政治性的,诸如思想觉悟高、生产劳动强、“毛主席著作”学得好之类。


只要是“正面人物”,男女“谈恋爱”时,谈的也是国际风云、国内大事和单位里的“阶级斗争”。既然纯粹的私情是与“革命者”无缘的,那就必然与“反革命者”大有缘了。


“红色电影”中有女特务出现时,往往要让女特务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甚而至于在不知不觉间对“我方”人员动起真情,落入自织的情网而难以自拔。


无论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情流露,女特务在与“我方”人员的交往中,都会把两性之间纯粹私情的一面充分表现。


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是从电影上的女特务那里,懂得了“儿女情长”的意义、懂得了“暗送秋波”的意义、懂得了“卿卿我我”的意义、懂得了“花前月下”的意义、懂得了“海誓山盟”的意义……


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电影中的女特务,竟鬼使神差地成了爱情和人性的启蒙者。


今天我们看那个时代的电影,对那些女特务或许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却被这些女特务深深吸引,这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解释。


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维也纳禁欲主义的道德风尚有深刻的剖析。茨威格说,那是一个用尽种种手段“掩盖和隐藏性爱”的时代,以致一个女子根本不可能把“裤子”这个词说出口。


然而,“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总要到处为自己寻找迂回曲折的出路。所以,说到底,迂腐地不给予任何关于性的启蒙和不准许与异性无拘无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为只有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愈是少,在梦幻中想得愈是多;一个人的肉体接触空气、光线、太阳愈是少,性欲积郁得愈是多。”


茨威格的剖析,也适用于“红色电影”在中国盛行的时代。由于“性爱”在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都被千方百计地隐藏,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内心深处,其实远比今天的青年人更为色情。


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对电影上的女特务有异常兴趣的原因。可怜的他们,只有让电影中的女特务陪伴着自己性爱方面的幻想与冲动。


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扮演女特务柳尼娜的演员陆丽珠,“文革”中惨遭批斗,原因就在于她把女特务这一角色演得太好。



内战中的国军女特务


一个演员,因为戏演得太好而受迫害,当然是奇闻。然而,却又并非不可理喻。“红色电影”中之所以需要女特务出现,本意只是为宣传和强化“红色价值”服务,然而,女特务们却在客观上构成了对“红色价值”的挑战,鼓励、导引和启发了“红色价值”所极力要压制、掩盖和隐藏的东西。


当“红色价值”的捍卫者意识到这一点时,当然要恼羞成怒,而把怨恨发泄到扮演女特务的演员身上,也在情理之中。


“红色电影”的编导们,本意是要让女特务的各种表现引起观众的厌恶、仇恨,没想到却事与愿违,女特务成了观众最喜爱的人物,至今还有些人像怀念初恋情人般地怀念她们。


不得不说,这是人性的胜利。


转自:家史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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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复 浮平 2024-9-28 11:27
【让女特务对“我方”侦察员“动真情”,当然意在表现“我方”英雄人物的魅力,意在通过女特务的眼光来肯定“我方”英雄人物的价值。然而,深究起来,“红色电影”中的这种“匠心”,这种用意,却是与“红色价值观念”相冲突、相背离的。依据“红色价值观念”,敌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有敌人的恨,能证明“革命者”的价值;“革命者”被敌人恨得越深,便越有价值。】

这个还是不能说明有自相矛盾之处。

当“敌女”对“我男”动真情,说明“我男”有魅力,但“我男”又具有超越人之常情的革命情操,能克制人性情欲的能力拒绝“敌女”真情的得寸进尺,从而反过来被“敌女”由爱变恨,所以依然可以达到与【“革命者”的价值;“革命者”被敌人恨得越深,便越有价值。】一致的目的。有点绕吧?
3 回复 BANGZI 2024-9-28 12:05
市场规律,sex sells!有女特务的电影卖座啊!从水浒传就开始了。还有007系列都是一个模式。营销策略第一课。古今中外都好使!
3 回复 8288 2024-9-28 12:19
浮平: 【让女特务对“我方”侦察员“动真情”,当然意在表现“我方”英雄人物的魅力,意在通过女特务的眼光来肯定“我方”英雄人物的价值。然而,深究起来,“红色电影
那个年代不绕行吗?革命者是无欲无望的假机器人
2 回复 浮平 2024-9-28 13:33
8288: 那个年代不绕行吗?革命者是无欲无望的假机器人
不饶也行,这样想就通了:克制的程度不同,把兴趣和能量放在不同的地方。在这点上和宗教信仰的意义相近。
2 回复 8288 2024-9-28 14:38
BANGZI: 市场规律,sex sells!有女特务的电影卖座啊!从水浒传就开始了。还有007系列都是一个模式。营销策略第一课。古今中外都好使!
你说对了
2 回复 8288 2024-9-28 14:42
浮平: 不饶也行,这样想就通了:克制的程度不同,把兴趣和能量放在不同的地方。在这点上和宗教信仰的意义相近。
假醒醒罢了"sex sells!"

有听过闷骚这词吗?
2 回复 BANGZI 2024-9-28 14:56
8288: 你说对了
市场营销课101
2 回复 七把叉Archie 2024-9-28 19:53
看秘密图纸时候,我上初中。女主公安田华老公王心刚是军队干部。那个女特务,长得秀气,穿着花裙子白衬衣。假装路上偶遇老特务打车,女特务娇声问,陈参谋,您看?初中的我,被她的漂亮风采弄得五迷三道的
2 回复 浮平 2024-9-28 21:07
8288: 假醒醒罢了"sex sells!"

有听过闷骚这词吗?
主要谈的是真实人性和理想主义的差距,以及利用理想主义进行政治化的宣传教育起不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有时会造成更极端的道德问题。
2 回复 侃趣闻 2024-9-29 02:40
共产党人是奸不可摧的,英雄人物都是严刑拷打就是不说,敌人耍美人计咱就将计就计完了事儿,还是不说
2 回复 浮平 2024-9-29 03:03
侃趣闻: 共产党人是奸不可摧的,英雄人物都是严刑拷打就是不说,敌人耍美人计咱就将计就计完了事儿,还是不说
专政集权制度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政宣洗脑工具首先从文学艺术方面以扭曲人性为突破点,但在一段时间,特别是一张白纸好画新图时还是有效的。它自己也说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为集权统治服务。

关键问题不是它宣传和塑造的银幕形象人物和它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而是 1)完美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人性的冲突;2)对现实中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待,以灵活的手段服务于等级制度的政治需求,为精神控制和物质控制的权控管理服务,这本身就是马列毛理论的实践之一。所以,专政制度不会在道德底线层面以最大人性共识为基础建立一致的法律细则,而是通过对部分人的拔高理想道德来达到目的。

只是现在的年轻人在认知上已经不都是一张白纸了。这类通过文学艺术的政治洗脑教育的效果会差些。二哥比大哥以前要难多了。
2 回复 侃趣闻 2024-9-29 03:15
浮平: 专政集权制度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政宣洗脑工具首先从文学艺术方面以扭曲人性为突破点,但在一段时间,特别是一张白纸好画新图时还是有效的。它自己也说了,文艺为政
因为他们自私狭隘所以受人鄙视!
2 回复 浮平 2024-9-29 03:24
侃趣闻: 因为他们自私狭隘所以受人鄙视!
是这样的,一旦自己做不到就被看穿了,从大公无私的表象露出了自私自利的本质。
2 回复 侃趣闻 2024-9-29 03:26
浮平: 是这样的,一旦自己做不到就被看穿了,从大公无私的表象露出了自私自利的本质。
您想想他们都是什么货色,山贼土匪!到今天了还是本性难移!
2 回复 浮平 2024-9-29 03:27
BANGZI: 市场规律,sex sells!有女特务的电影卖座啊!从水浒传就开始了。还有007系列都是一个模式。营销策略第一课。古今中外都好使!
这不是完全对应的市场规律概念。专制集权制度不存在平等宣传的可能性,而是政治权控媒体宣传的手段,那时不是用色情吸引观众为商业市场竞争的目的和效果。
2 回复 浮平 2024-9-29 03:30
8288: 你说对了
不排除部分人是因 “sex sells” 去看这些电影的。
2 回复 浮平 2024-9-29 03:34
侃趣闻: 您想想他们都是什么货色,山贼土匪!到今天了还是本性难移!
对内对外都扯不清。
2 回复 侃趣闻 2024-9-29 03:42
浮平: 对内对外都扯不清。
又当又立搞得他们自己都精神分裂了
2 回复 浮平 2024-9-29 04:19
侃趣闻: 又当又立搞得他们自己都精神分裂了
确实如此。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自问自答,搞宣传的也很可怜,特别是外宣。二哥只要结果不管过程,三哥布置任务,四哥出点子,五哥监督,六哥执行。。。结果不好,吃不了兜着走。把自信搞成了自吹,把敢于搞成了战狼,把平视搞成了三体,把统战搞成了捅乱,把批判文革搞成了文革 2.0,把一不输出二不输出搞成了输出34567,把与美国人民搞好关系搞成了打倒美帝国主义,把优质生产力搞成了dumping,把创意搞成了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把明修栈道搞成了五毛水军。。。
2 回复 侃趣闻 2024-9-29 05:50
浮平: 确实如此。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自问自答,搞宣传的也很可怜,特别是外宣。二哥只要结果不管过程,三哥布置任务,四哥出点子,五哥监督,六哥执行。。。结果不好,吃
哈哈哈,太生动了!太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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