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他们如何嗅到不一样的味道而遁走？

花半秒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20世纪50年代，无疑是近现代史上一个巨大的分水岭。无数人面临着“去”与“留”的艰难抉择。然而，总有那么些人，在山雨欲来、风云变色的前夜，闻到了空气中那股异样的腥味，继而，做出了影响一生决定。

演员的嗅觉：胡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蝶是中国的“电影皇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的美貌与演技，定格在无数胶片之中，是那个时代上海滩最耀目的光华。

1949年，胡蝶这位习惯了镁光灯和鲜花的影后，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嗅觉”与“执行力”，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上海，前往香港。

她没有留下豪言壮语，没有发表政治声明，只是像一个敏感的艺术家，闻到了某种不适合她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气息。那种气息，也许是对文艺界即将到来的统一思想和政治要求的预感。

事实证明了她的嗅觉何等精准！

她那些选择留在上海的闺蜜们，如言慧珠、上官云珠等，虽然在初期也曾迎来短暂的“春天”，但最终都没能逃脱随后历次运动的冲击，尤其是在文哥中，遭受非人待遇，凄惨离世。

而胡蝶，虽然在香港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最终移民加拿大，得以善终，成为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幸运儿。

她的“嗅觉”，是艺术家对即将失去的自由与尊严的本能感知；而她的“执行力”，则是告别辉煌、决然转身的勇气。二者兼具，使她躲过了致命的风暴。

学者的嗅觉：李景均

李景均，被称为“中国遗传学之父”。他顶着康奈尔大学博士的光环，在战火纷飞的1941年，历经磨难，甚至失去幼子，依然回国。

34岁就成为北大农学院最年轻的院长，其学术造诣和潜力备受瞩目。他纯英文撰写的《群体遗传学导论》，至今仍是领域内的经典。

他有深厚的美国学术背景，妻子是美国籍，更重要的是，他坚持的是欧美科学体系，对当时国内正盛行的、以苏联李森科理论为圭臬的遗传学体系持不赞同态度。

而当时的学术领域“以饿为爹”成为主流，他这样一位“异类”自然面临压力。很快，他被撤职停课，批判的矛头已经指向了他。

与其他许多选择低头认罪、心存侥幸的知识分子不同，李景均展现出了惊人的“执行力”。他清晰地“看透”了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在一个不尊重科学自身规律、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环境中，他的学术生命将面临窒息甚至更糟。

于是，在1950年3月，他当机立断，以探亲为名，悄悄离开北京，经上海、广州，抵达香港，最终在美国多位学术大师的帮助下，重返美国。

随后的人生，李景均在美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生物统计学领域提出了影响至今的随机和双盲试验原则，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医药研发的科学化进程。

李景均用自己的后半生证明了，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价值。

1998年，李景均获得美国人类遗传学杰出教育奖，直到91岁高龄去世，李景均再未踏上东瀛的土地。

院士的嗅觉：萧公权

萧公权，中国政治学与社会史领域的大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他学贯中西，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和社会史有着深刻的洞察。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萧公权的“嗅觉”，来自他对政治学本质和思想自由的深刻理解。

他清楚地知道，在一个即将建立的、高度集权并以特定意识形态为唯一指导的政权下，他所研究和倡导的自由主义、宪政理论将没有任何立锥之地，甚至会被视为“反动”思想而遭受批判。

1948年底，他从上海去了台湾大学短暂任教。1949年底，他再次动身，赴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客座教授，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直到1968年退休。

萧公权“看透”了即将到来的政治环境的严峻，并以其“执行力”，一步步地离开了这个不适合他继续治学的地方。在海外，他创作了《中国乡村》等重要著作，将其对中国社会史的深刻洞察呈现给世界。

萧公权，用持续不断的学术产出，证明了“走”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来时路”，这份坚守，是思想者最后的阵地。

名人的嗅觉：孙科

孙科，孙中山之子，曾位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等要职，是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1949年，孙科不留大陆，也不去台湾，移居香港。

此后16年，他远离政治漩涡，旅居欧洲、美国，潜心读书，俨然一位流亡海外的“寓公”。即使大陆方面通过周伍豪表达欢迎他回国的意愿，他也没有立即回应，而是继续保持低调清苦的生活。

直到1965年，在台湾方面邀请下才返回，晚年短暂参与台湾政务。孙科闻到了那种权力彻底洗牌、新仇旧账一起算的味道。

于是急流勇退，主动从政治中心撤离，宁愿过着清苦的流亡生活，也不在大陆和台湾的政治漩涡中冒险。这种“执行力”，不是为了改天换地，而是为了保全自己。

相反，孙中山之妻宋庆龄则不然。

当时，宋庆龄家族和国民党要人多番劝其离开上海，前往台湾或香港，但都无功而返。擅长思想政治工作的土工，成功力邀宋庆龄北上，不仅以“国母”的影响力聚拢了一批彷徨者的人心，而且让民主人士云集的开国大典上有了最耀眼的“一颗星”。

但是后来，据何方先生统计，宋庆龄先后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哥”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1980年11月，宋庆龄说：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晚年的宋庆龄曾向友人函诉：“我确实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

这种对比，何等鲜明而令人唏嘘！一个远离政治得以善终，一个身居高位却精神困苦。孙科的嗅觉，是政治人物对权力交替风险的预判与回避。

才女的嗅觉：潘柳黛

上海滩“四大才女”中，潘柳黛或许名声不如张爱玲和苏青，但她以豁达通透的性格和犀利的文笔著称。

她的“嗅觉”，是一种基于社会观察和独立判断的敏感。

在1950年，当许多人还抱有幻想时，她已经敏锐地嗅出了威胁，并毅然决然地“润”去了香港。

她在香港继续以写作为生，证明了即使换了土壤，她的才华依然能够滋养自己。更了不起的是，这份清醒认识，贯穿了她的一生。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面对香港即将回归，潘柳黛再次展现了她的“嗅觉”与“执行力”，立即决定第二次出走，于1988年携全家三代移民澳洲，并在那里安然终老。

潘柳黛的“嗅觉”，是清醒者对环境风险的持续评估；她的“执行力”，则是为了规避风险而甘愿放弃熟悉环境、重新开始的勇气。

两次出走，两次在新天地扎根。她的故事，是“看透+执行”最小代价、最好结局的极端例子。

工人的嗅觉：倪匡

倪匡，这位以《卫斯理》系列闻名的大才子，其本人的经历远比他的小说更富传奇色彩。

1950年，年仅15岁的他，怀着革命热情，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他曾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甚至主动去偏僻的内蒙古开辟劳改农场，其革命热情可见一斑。

然而，亲身经历的现实，粉碎了他对革命的理想化幻想。严酷的等级森严、无休无止的思想汇报和检讨，让年轻的倪匡浇了几盆冷水。

因为养狗咬伤书记，因为冬天取暖拆废弃小桥被举报，因为批斗会上仗义执言，他被视为眼中钉，面临审判和关押。

在千钧一发之际，朋友的相劝让他“看透”了危局，激发出他求生的“执行力”。他雪夜骑马出逃，辗转数千里，经黑龙江、上海，最终逃往香港。

到香港时，他身无分文，但他凭借一支笔，勤奋写作，最终成为一代名家。倪匡最令人敬佩的，并非其文学成就，而是他那贯穿始终、毫不动摇的对“自由”的坚持。

他曾说渔村如果失去“自由”就会变成普通城市。

1992年，面对渔村九七临近，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再次展现“执行力”，移居美国，继续追逐自由。直到夫人思乡，他才回港陪伴，但终生再未踏足大陆。

倪匡的“嗅觉”，是一个理想主义青年在残酷现实面前的猛醒；他的“执行力”，是从死亡边缘逃离，并在新环境中靠才华重新崛起的顽强生命力。 

他从未为某地唱过一句赞歌，用自己特立独行的一生，诠释了自由的可贵，以及一个普通人如何凭借“看透”与“敢走”，改写被注定的命运。

母亲的嗅觉：陈子美

陈子美，这个名字或许鲜为人知，但提到她的父亲陈独秀，便知其出身不凡。作为陈独秀的女儿，她的经历同样坎坷。

然而，她的“嗅觉”是一个母亲为尊严和生存所爆发的巨大能量。

1966年，无休无止的批斗与羞辱让已经58岁的她不堪重负。

她“看透”了这种政治运动的残酷，意识到继续留下将面临身心俱毁的危险。于是，她萌生了逃港的念头。她先让两个儿子先行逃离，随后，在1970年9月，58岁的她，冒着生命危险，用5个酱油桶绑在身上，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鹏湾，漂流10小时，九死一生才抵达香港。

连见到她的香港警察都被她的高龄和决心所震惊。这份“执行力”，超越了常人的想象，是一个母亲为活下去、为保有最后一点尊严而迸发的巨大能量。

画家的嗅觉：张大千

谈张大千是传统中国画的集大成者，爱收藏，爱游历，爱美食，爱与各界名流交往，过着一种充满艺术家自由气息的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让张大千闻到了“画不自由”的味道。期间好友齐白石的来信，让他看到了国内画家的生存困境，齐白石在信中表达了想要张大千帮忙给他卖两幅画以周济生活。而“反右”运动的爆发，让他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张大千认为，艺术的生命在于自由的表达和独立的探索。

张大千无法想象，自己的画笔需要听从政治的指挥，自己的创作题材需要服从特定的主题，自己对山川河流、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需要被“改造”。他闻到了空气中那股浓重的意识形态颜料味，那种要用统一的色彩涂抹一切的强制力。

他走后，大陆的画家们经历了艺术路线的争论、主题创作的限制，许多人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离开大陆的张大千辗转多地，最终选择定居南美。在海外的岁月中，他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举办了无数画展，将中国画的魅力带到了世界各地。他与毕加索的会面，更成为东西方艺术交流的佳话。

张大千的嗅觉，是艺术家对创作自由生命线的守护。

张大千（1899年5月10日—1983年4月2日）

学者的嗅觉：钱宾四

钱穆是毕生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儒，对中国传统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写出果多部彪炳史册的国学著作。

1949年，钱穆选择留在香港。他的嗅觉，闻到的是那种要“打倒”一切旧文化、要造成历史断裂的味道。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东瀛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改造。

钱穆这样一位视中国传统文化为根脉的学者，预见到这种激进的文化政策将对中国的文脉造成致命的伤害。他无法想象在一个割断了历史脐带的环境中，如何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如何传承他所珍视的价值。

钱穆的离开，并非完全出于对个人安危的担忧，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的使命感和对即将到来的文化浩劫的预判。他闻到了那种要推翻一切、否定一切传统的气息。

钱穆的嗅觉，是一位文化守望者对民族文化命脉危机的警觉。

学生的嗅觉：李政道

李政道于1946年赴美留学，虽在50年代曾短暂回国探亲，但最终选择留在美国，继续其在物理学最前沿的探索，并于1957年与杨振宁一同获得诺奖。

1951年，巫宁坤听从号召，终止了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的学业，准备回国担任燕京大学的英语教授。临行前，巫宁坤在与室友李政道合影留念后，问道：“你为什么不回去工作？”

年仅25岁的李政道回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他闻到了哪里的空气更纯净，更有利于他攀登科学的顶峰。他用自己的选择表明，对于一个顶尖科学家而言，最有利于科学自身发展的环境才是关键。

校长的嗅觉：梅贻琦

梅贻琦，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

他一生奉行“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理念，致力于保持大学的独立与自由精神。

1948年底，他随国民政府南迁，最终去了台湾，并参与创建了新竹清华大学。

他的嗅觉，闻到的是那种独立办学将不复存在、大学精神将遭受侵蚀的味道。他深知，大学的生命在于其思想的自由、学术的独立、教授治校的原则。

而即将到来的浪潮将摧毁这一切。他闻到了那种要将大学变为衙门、将教授变为螺丝钉的气息。他选择在另一个地方，延续清华的命脉，守护那份他毕生致力的独立与自由的大学精神。

50年代，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和持续的思想改造，曾经的独立风骨被摧毁殆尽。

梅贻琦的嗅觉，是教育家对大学本质和精神独立的最后守护。

黑帮的嗅觉：杜月笙

50年代，昔日的上海滩大佬-黄金荣，边扫大街边感叹：“五大亨没义气，居然抛下我一个人扫大街！”

五大亨的代表就是杜月笙，他是旧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地下皇帝，靠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圆滑的处世哲学和冷酷的黑帮手段，构建起庞大的势力网络。他与国民党政要、金融巨头、甚至青帮分子都有着复杂的联系。

1949年，他拒绝了留在上海“合作”的建议，选择了前往香港。

他的嗅觉，闻到的是那种“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你的游戏规则已经失效”的味道。

杜月笙深知，他赖以生存的那个旧世界即将被连根拔起。新政权带来了新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它不允许任何独立于其体系之外的。

他或许听过新政权“既往不咎”的宣传，但他更相信自己对权力本质和时代变迁的判断。他知道，自己在旧上海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光鲜的慈善家身份，还是阴暗的黑帮头子角色，都是必须被清算的罪恶。他闻到了空气中那股彻底清洗、不留死角的味道。

他没有留下等待被“改造”或“利用”的机会，而是选择了放弃一切，远走他乡。

文人的嗅觉：胡适之

胡适之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鼓吹者，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旗帜性人物。他一生坚持独立思考，理性批判，与任何主义和权威都保持着审慎的距离。

1948年底，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毅然南下，最终去了美国。他的嗅觉，是基于对“自由”空气的极端渴求和对“不自由”环境的极度警惕。

胡适之深知，即将到来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而他毕生所倡导的怀疑精神、批判态度、个人自由，恰恰是这种体制最不能容忍的。

他那句广为流传的预言——“在米帝，有自由，有面包；在苏俄，没有自由，有面包；他们来了，没有自由，也没有面包”——精准地道出了他的“嗅觉”所闻到的东西。

那种以许诺“面包”为诱饵，最终却可能剥夺一切自由、甚至连面包也无法保证的味道。对于一个将思想自由视为生命线的文人而言，这种味道是窒息的。

他走后，很多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改造，许多人被迫否定自我，违心检讨。

胡适的嗅觉，是知识分子对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绝不妥协。

作家的嗅觉：张爱玲

张爱玲，一个早慧而世故的文学天才。她的文字，总游走于人性的幽暗角落与日常生活的琐碎真实之间，清醒而冷冽。1952年，她以“继续从事写作”为由，从上海迁居香港。随后，又去了美国。

张爱玲的嗅觉，闻到的是那种“不允许苟存”、那种不允许存在“中间状态”的味道——一种要求所有人放弃真我、带上面具、用统一的调子说话的不真实。这种味道，对一个以挖掘人性真实为使命的作家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毒气。

她笔下那些苍凉的个人故事，那些小市民的悲欢离合，那种“低到尘埃里”的私人感受，在即将到来的年代，它们将变得多么不合时宜，甚至可能被视为腐朽落后的象征。

张爱玲的嗅觉告诉她，这片土壤即将变得容不下她这样的“异类”，她的文字将失去生存的空间，她的灵魂将被要求穿上统一的制服。

她没有留下慷慨激昂的政治宣言，只是用最符合她风格的方式——悄然转身，以肉身的撤离，对抗即将到来的精神规训。

那些选择留下、经历思想改造甚至批判的同行们，他们的笔是否还属于自己？

这份对比，正是关于张爱玲“嗅觉”最好的注脚。

写在最后

从胡蝶、李景均、萧公权、孙科、潘柳黛、倪匡、陈子美、张爱玲、张大千、杜月笙、胡适之、钱穆、李政道、梅贻琦……他们的职业身份、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他们离开的理由也各有侧重，但他们的选择背后，都折射出一种超越常人的“嗅觉”。

他们不是神，也会恐惧，会犹豫，但最终，他们战胜了侥幸心理和羁绊束缚，做出了决断。

今天，我们讲述这些故事，不是为了简单地鼓吹离开，而是为了强调那种在复杂环境中保持清醒认知和果断行动的可贵。

当下的我们

是否还能保有这种难能可贵的“嗅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