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事件” ，发生在我朋友身上

作者：阿达  来源：泉河小路

一朋友回国过年省亲，原计划三个月，没几天就急匆匆地回来了。为啥？

原来，朋友有个侄子，侄子出生的时候朋友已经出国定居，所以没见过几面。侄子去年考上了985，朋友很开心，觉得侄子长大成人了，就聊了些历史和时政的话题。侄子很认真地记了笔记，然后……报警了……

还好朋友已经换了国籍，但也被警告了一番。

朋友从派出所出来，就给他亲哥（也就是孩子的父亲）打电话，问怎么回事。

他亲哥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思想了，管不住了。连句道歉都没有。

他就明白了。他哥是事先知情的，甚至还可能是鼓励和怂恿的。

他回到家，父母也已经知道了此事。父母说，孩子还小，不懂事，让他原谅侄子，并且怨他这么大个人了，还不成熟，乱说话。

朋友说，他在这个应该阖家欢乐的节日，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种来自至亲的隔阂、疏远、戒备、敌视，第一次感觉自己和国内的亲人，已经成为了两个世界的人。

以前很多隐隐约约的冷淡，现在都毫无遮掩了。

他硬撑着参加完了自己家族和其他亲戚的聚会，到初七，春节一结束，就飞也似的回到这边。

“再也不回去了！”他说。

这个故事也许是较为极端的案例，但这种情感中隐隐约约的疏离，和认知间不断加深的鸿沟，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每一个游子和故乡之间。既然已经在路口分别，渐行渐远是必然的结果，直至再也看不见对方。大部分海外游子，对家乡和亲人有一种迷恋——迷惑了自己的眷恋。实际上，早已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我对这个故事最感兴趣的部分是：作为至亲，他们是怎么能够做到毫无心理障碍地去举报自己亲人的？且不说谈历史聊观点本身就允许各抒己见，再加上是一对一的私人场合，又是至爱亲朋，就算你不同意他的看法，可以针锋相对地驳斥批评争论啊，人家又没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更没有谋反颠覆之类的实际行为。你现在用“公权力”处置“私生活”，这不但是道德层面的污垢，还是违法行为呀！

我想，他们之所以做得理直气壮，必定是觉得自己大义凛然，觉悟很高，满满的正能量。

人性怎么会倒退到这种地步？还不如古人。“亲亲相隐”是一种本能，孔子在《论语·子路》里就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唐律疏议》里就认为，血缘关系是“亲属相为隐”的基础，除谋反、谋大逆与谋叛等重大犯罪外，亲属和同居者可以相隐不告。历代立法者多肯定亲亲相隐的原则，一直到民国《刑法》仍规定，藏匿犯罪的亲属可减轻处罚。

国外也是如此。例如英美法中，不能强迫夫妻对其配偶作不利的陈述。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刑法典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享有拒绝作不利亲人陈述的权利，窝藏可减刑或免受刑罚。西方法律对此类规定的立法基础，在于尊重个人权利和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防止司法专横而伤害人们的感情。

法律规范人的行为活动，应当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怀，否则制定出的法律，很可能违反人的本性而成为恶法。亲属、家庭是人类感情的皈依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法律为了实现个别正义而不惜伤害亲属之间至真的感情，甚至不惜制裁这种感情，则有违法律保护社会风纪的本意。

孟德斯鸠说过：“为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须知人性却是风纪之源泉。”这最后一句是含金量很高的金句，“人性是风纪之源泉”——如果连人性都不顾了，那么所谓的风纪（法律），就是建在沙滩上的建筑。现实中，不少人甘愿冒险窝藏亲属，帮助其逃亡，如果法律予以制裁，则可能导致全家受刑罚制裁的惨痛后果。从犯罪学上讲，亲属间的背叛极可能导致犯罪分子内心绝望，而一个充满信任和温情的家庭，更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最终改造。

与亲亲相隐对立的，就是所谓的大义灭亲。最著名的案例是：1970年，安徽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检举什么呢？检举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该案平反了，而张红兵，从此生活在“永远不会饶恕自己”的阴影里。他可能是以自己的方式“赎罪”，不过是罪有应得。

当然，亲人间的告密是最不可原谅的，但其他人的告密呢，比如熟人之间？

同样伤害巨大，令人不齿。

这就说到了毕福剑。很多人很关心：当年举报毕福剑的告密者怎样了？

年轻读者可能一时懵逼，不知这个“著名事件”的来龙去脉。简单说吧，告密者叫张清，是东博书院的秘书长，此人找“毕姥爷”帮忙，把自家亲戚推荐到栏目组，奈何实力不够，这么着，就结仇了，于是他暗中策划了这个报复。

很多观众都看过那段举报视频，来源于一个私人聚会。“毕姥爷”喝高兴了，就唱了一段《智取威虎山》，凑个热闹，顺便改了几句唱词，调侃了一下毛爷爷，烘托了一下气氛。

于是，张清偷偷录下，并向有关部门举报。“毕姥爷”随后公开道歉，被央视停职处理。姥爷一下子从神坛大道，跌入了泥潭。

那个告密者张清，后来过得怎样呢？结局是，随着毕福剑的下课，张清也被彻查，发现他吃空饷多年。这一行为被曝光后，他不得不吐出多年吃到的空饷，同时也失去了东博书院秘书长的职位。不仅如此，张清还因涉及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6宗罪，被判有期徒刑2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及罚金。

除了法律上的制裁，张清在社交层面也遭受了严重打击。他的告密行为，让他失去了朋友和家人的信任与支持。他的妻子与他离婚，孩子在学校也遭受嘲笑和唾骂。他身边的人纷纷离他而去，他只能生活在谩骂与冷嘲热讽中。

毕福剑的这个例子很有启发意义。如果能让更多人看到，告密者不得善终，就会产生预警作用。

杜绝告密，要从清算个人开始。只有让告密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才能杀一儆百，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绝不能笼统地以“事出有因，动机是好的”等理由，轻易放过告密者。

人们可能还记得，有一位在凤凰卫视窦文涛主持的《锵锵三人行》中说到过“中国医疗太廉价、太便利”的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宁医生（民间称其宁胖子），后来生活得有点惨，他在北京坐地铁，被一位北京大妈认了出来，一记九阴白虎爪，让他破了相。我虽然并不赞成北京大妈的小小暴力，但是从中还是看到了“民意的力量”。假如告密者也是这样被视为过街老鼠，他们在告密时，至少会有所忌惮吧？

告密制度是对人性、对民族性的极大摧残和蹂躏，想当年，因为这项告密制度，一些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不惜沦为“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双面人，如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冯亦代就曾在临终前写出忏悔录，主动反思当年“不堪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制度性告密”的可怕。

制度性告密，就是拿着公款从事告密。为了“对得起信任”，他们争相表现，频频发明阴招，释放出人性中最阴毒的部分，毒化民族，把原本就不堪的“民族性”弄得更加不堪，几近崩塌。

制止崩塌的最好办法，是从清算个人开始，就像二战后犹太民族清算所有纳粹一样——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加入了告密者行列，一律清算。当条件不成熟时，用口碑、眼神、氛围、职场等清算他们，让眼神杀死你，用唾沫淹死你；一旦条件成熟，就让告密者付出货真价实的代价。

最近网上有人在热炒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题目是“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这其实说的是人民日报的旧文，那是2015年1月23日发表的一篇署名评论。文章写到，“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

虽然该文是“重炒”，但人民日报多年前是发表过的，也可视作该报的立场吧？可见，在十年前的中国，至少在党报上，能够公开批判告密者。

看过美国电影《闻香识女人》的观众，一定不会忘记这样的情节：主人公查理，无意间目睹了几个学生对校长的恶作剧。校长逼查理交代谁是主谋，否则将开除他的学籍。查理的忘年交、盲人史法兰，在听证会上，谴责校方正在毁灭这个孩子纯真的灵魂。演讲博得如潮掌声，使校方最终作出让步。其中有这样的台词：

“我不知道，查理今天的缄默是对还是错，但我可以告诉你，他决不会出卖别人以求前程。而这，朋友们，就叫正直，也叫勇气，那才是领袖的要件！”

“不出卖别人以求前程”，是正直，也是勇气。这不仅是为个人辩护，更是为一种优秀品质辩护。不做告密者，应该成为大学生的底线，这条底线在大学里应该明确、清晰起来。大学，应该培育学生自由而健全的人格、敢于担当的精神，让学生成为一个阳光磊落的大写的“人”，而不应该是心理幽暗、出卖他人的“病人”。这是大学精神的应有之义，丢掉了这一点，大学也就不成其为大学了。

好在告密者存在的土壤，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肥沃，他们低估了觉醒的大众。那个举报央视主持人毕福剑的张清，最后的结局告诉我们，告密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也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无论是在职场还是生活中，人们都应该保持诚实和正直的品质，远离任何形式的告密和背叛行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而一个社会，如果到处都是告密者，它的崩溃，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