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华人如何继承中国境内遗产 [2023/07]
- 究竟是省水馬桶還是「漏水馬桶」 [2020/10]
- 在美国65岁以上可以享受这么多福利 [2016/06]
- 你适合养什么狗？不同品种狗狗性格、特点大揭秘 [2021/04]
- 在白牆創作逼真畫作 [2021/04]
- 一个新上海人的观察 [2020/09]
- 免费看电影电视剧的19个网站：最新在线电影热播剧 [2021/04]
- 北美超市里那些看不懂的Cheese种类及吃法 [2016/01]
- 疫期返中難 南加網紅分享攻略…錯一步就無法登機 [2021/08]
- 空气炸锅究竟好不好用？炸锅评测告诉你 [2019/11]
- 看清美國超市那些令人目眩的牛奶！ [2016/08]
- AI 作品 [2023/08]
- 28种超实用的美国家庭常备药 [2017/05]
- 美国华人注意了! 这些你常在自家后院做的事万万碰不得... 一不小心就吃上罚单! [2019/09]
- 逛旧金山湾区9个风情小镇 [2016/05]
- 我们回不了中国了......... [2019/09]
- 穷人为什么怀念毛泽东，富人为什么崇拜毛泽东，一些人为什么疯狂吹捧毛泽东? zt（转载 [2010/04]
- 外國上海人: “作孽，外國待久了，人戇掉了。” [zt] [2010/06]
- 百年中国三大怪胎：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 [2020/03]
- 金曲情牽半世紀演唱會 [广东话] [2012/05]
- 久违的朋友你在何方? [2011/11]
- 欢迎新朋友春苗 ( 季家凰 ) [2010/04]
- 毕业了 [2012/06]
- 大家都该忏悔 [2024/03]
- 狼心狗肺 的东西 [2023/06]
- 说一下美国这里的一个新的现象 [2023/10]
- 清零三年的代价 [2023/05]
- 所谓的台湾问题是大陆一面之词 [2023/01]
- 《評馬英九的避戰與謀和》 [2022/10]
中國模式的致命缺陷 Lizzi C. Lee/ Foreign Affairs
然而，全球兩大消費市場不僅未對這波再生能源產品潮表示歡迎，反而嚴厲抨擊這些中國進口商品，稱其對公平競爭構成結構性威脅。2024 年 5 月， 拜登政府對多項中國商品加徵最高達 100%的關稅，並辯稱此舉是對北京「以人為低價出口商品淹沒全球市場」的防禦性回應。歐盟委員會隨後跟進，於 2024 年 10 月對中國電動車課徵關稅，並抱怨中國「不公平的政府補貼」對歐盟生產商造成「經濟損害威脅」。不論這類貿易救濟措施效果如何，其傳遞的訊息再清楚不過：中國的產能已超出全球所能負荷。
當然，這種緊張關係並非新鮮事。中國的「產能過剩」—這個簡稱意指生產超出需求—長久以來引發其他政府抱怨。過去， 中國生產過多鋼鐵、煤炭、水泥等商品，擠壓了其他地區競爭者，並將全球價格壓低至無利可圖的水準。傳統上，中國產能過剩的傾向被歸咎於其經濟中的根本性失衡；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相比，中國政府對製造業和基礎建設的補貼與投資異常地高，而該國家庭消費佔 GDP 比例則異常地低。簡言之，中國缺乏足夠的國內需求來消化其工廠產出，進而導致出口過剩。
然而，中國的綠色科技熱潮正暴露出該國政治經濟體系中更為陰暗且系統性的面向。實際上，當前中國產能過剩並非源於已達峰值的內需或過度補貼。以太陽能產業為例，中國對太陽能裝置的需求依然強勁。光是 2024 年，中國新增太陽能發電量就達 277 吉瓦——是美國歷年累計總裝置量的兩倍有餘——而 2025 年可望持平或突破這項紀錄。與此同時，認為補貼支撐中國太陽能產業成長的觀點早已過時；中國於 2021 年便終止了中央政府對太陽能的補貼。至於電動車與電池產業，中國消費者需求持續飆升，購車直接補貼措施也已逐步退場。
真正的挑戰並非在於內需疲軟或政府過度補貼，而在於一股異常且看似失控的供給激增——這正是北京當局亟欲掌控卻力不從心的難題。自2024年年中以來，中央政府機構已多次針對太陽能、電池和電動車產業的"盲目擴張"提出警告。今年夏天，太陽能產業爆發慘烈價格戰導致年同比價格暴跌約40%後，中國領導層指示官員處理包括太陽能在內關鍵產業的產能過剩與"非理性"定價問題。隨後高層官員更與行業領袖會晤，共同呼籲企業遏制價格戰並強化行業監管。
然而北京的這些努力對問題不會有太大幫助。與早期的產能過剩不同，如今的主要問題來源是民營企業，而非國營企業。若北京介入並強制進行整合或關閉工廠，恐怕會引發失業問題，甚至可能拖累依賴這些產業的區域經濟成長引擎。此外，在整體 GDP 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出口已成為少數仍保持亮眼表現的領域之一。若北京實質性限制生產和出口，可能對中國整體經濟造成嚴重傷害。
根本問題在於，中國政治經濟體系的內部運作機制獎勵速度與規模而非生產力與差異化，這促使企業生產過剩產品。雖然這一直是中國政治與金融體系可預見的結果，但在中國經濟大幅崛起的多數時期，這種失調現象仍受到控制。然而，2020年後中國經濟的變化——包括房地產市場崩潰及對私營企業與投資的打壓——更加劇了導致產能過剩的結構性誘因。
其結果不僅損害了中國的貿易關係，更導致企業利潤大幅下滑、面臨嚴重的通貨緊縮壓力，並扼殺了創新空間。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殺價競爭更會蔓延至勞動市場，企業選擇凍薪甚至裁員，連帶削弱家庭消費力道，加劇中國的結構性經濟放緩，使成長更難維持。倘若不進行重大改革，當中國試圖向人工智慧與生物科技等高階價值鏈領域攀升時，很可能重蹈覆轍——而這次對經濟造成的衝擊恐將更為嚴重。
稅吏
中國傾向於過度生產的原因，始於一個意想不到的起源：中國共產黨的績效與晉升制度。在中共官僚體系中，地方官員的考核主要取決於他們推動增長、就業和稅收的能力。但中國最大的單項稅種——增值稅（VAT），是由中央政府與商品或服務的生產地地方政府平分，而非消費地。由於該制度根據生產情況分配稅收，因此鼓勵了建設更大工業基地的決策。中國地方官員試圖保留盡可能多的上下游產業活動，以擴大其稅基。（相比之下，美國稅法則將大部分企業稅基分配給公司客戶所在的地區，而非生產地，因此稅收基礎在各轄區間分佈更為平均。）中國稅收制度的這一特點，解釋了為何「全產業鏈」聚落在中國遍地開花：電動車組裝線設在電池生產設施附近，太陽能板工廠則與原料及零件供應商整合在一起。
這個制度有效地鼓勵了省級與市級領導擔綱產業投資人或創投基金經理的角色。在多數情況下，這套做法創造出驚人的經濟效能。舉例來說，過去十年間，安徽省會合肥市已投入約 250 億美元國有資本，注資包括電動車製造商蔚來（Nio）與面板大廠京東方（BOE）等多家陷入困境的企業，成效相當顯著。透過擔任早期投資者並承擔初始風險，合肥成功撬動約 960 億美元的後續投資，並創造近 90 億美元稅收。這套「合肥模式」隨後被廣泛仿效，各省競相組建各自的產業聚落。
但合肥的成功奠基於獨特條件——該市投資的企業大多已相對成熟。當其他省份試圖複製此模式，特別是在北京表態支持的高科技領域時，往往缺乏相同基礎；導致多數專案成效不彰，造成地方政府財政壓力。但省級官員仍持續搶進這些產業，因為中央指定的補貼實質上讓北京成為共同出資者。各省不僅投入配套資金，還提供土地與公用事業優惠，並保證快速核發許可，以爭取中央資金與政策支持資格。自北京2011年發布將電動車、太陽能板及電池列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十二五規劃後，各省五年規劃開始如出一轍，皆承諾發展相同產業聚落。這種重規模甚於選擇性的稅賦補貼制度，終究導致如此結果。
然而在過去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這個複製貼上系統所滋生的官僚誘因，被房地產在中國政治經濟中的角色所緩解。由於中國政府掌控所有城市土地並將其租賃給開發商，地方官員依靠土地銷售來支撐他們預算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這意味著他們不必一味專注於吸引工業投資。土地開發曾是地方財政與成長的主要引擎。 但在2021至2022年間，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該國最大開發商之一恆大集團違約超過3000億美元債務並進入清算程序。地方政府土地銷售收入從2021年的1.3兆美元暴跌至2024年的6700億美元。
與此同時，由於北京當局收緊了最初導致泡沫的融資工具監管——例如專項債券和短期展期——地方政府發現自己無任何填補收入缺口的手段。在財政空間極度受限的情況下，擴張工業產能成為地方官員為確保增長、創造就業和擴大稅基所能使用的最後可靠槓桿。對於面臨迫在眉睫財政危機的避險型官僚而言，最安全的選擇就是隨波逐流。
資金流向解
正如中國稅制結構有助解釋為何產能擴張如此迅速，該國金融體系結構也說明了為何這些產能往往重複且低效。信貸流動不斷強化相同的偏好——快速建設、可見度高的建設，以及有國家背書的建設。
中國以國營為主的銀行體系長期以來偏向於支持有形的、政府背書的計畫，而非追求長期或高風險報酬的私人企業，例如藥物開發與其他生物科技領域。中國的銀行經常面臨嚴格的放貸與投資監管，因此他們更傾向於向風險較低的項目提供貸款，這些項目擁有可作為抵押品的實體資產，且已取得監管許可與政府支持。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這種偏好是可以理解的。但結果就是形成了一個將稀缺資本導入工廠、生產線與實體基礎建設的體系，而這些領域往往只能創造相對較低的利潤。
這正是為什麼中國能在早期主導全球服裝、玩具和電子產品製造，如今又在電動車、太陽能板和電池領域稱霸。但代價是造就了一個擁有世界級建設速度、卻長期面臨微薄利潤的經濟體。當需求疲軟或市場飽和時，企業便會削價競爭並擴大出口以維持產能，進一步侵蝕利潤。以中國汽車製造商為例，為搶占市佔率大打價格戰後，其平均利潤率從2023年的5.0%降至2024年的4.4%。
中國綠色科技蓬勃發展之際，也暴露出經濟中更陰暗的一面。
長期低利潤意味著企業缺乏資金投入產品開發與招聘，進而壓制家庭收入增長與消費需求。如此一來，產能過剩不再僅是單一產業問題，更拖累整體經濟陷入「低利潤→弱投資→就業增長停滯→需求持續低迷」的惡性循環。
然而，企業極少會完全停止營運，因為背後有國家支持的銀行寧願展延現有貸款，使這些企業在帳面上看起來仍有償債能力。如此一來，即使這些公司僅能支付利息而無法創造可觀回報，銀行仍能避免立即認列虧損——同時也避免了可能導致地方大型雇主倒閉的風險。信貸持續流入這些生產力不斷衰退的「殭屍」產業與企業，即便長期來看它們正拖累整體經濟表現。
那些不追逐政府扶持產業的民營企業，長期以來始終難以取得平價的銀行信貸。這意味著它們往往得從創投、私募股權與首次公開募股等高成本的非銀行管道籌集資金。這些管道助長了中國在21世紀前20年創紀錄的經濟增長：截至2020年10月，共有217家中國企業在美國主要交易所上市，總市值達2.2兆美元，顯示民營企業多麼深入地利用全球股票市場。領先的創投平台也隨之擴張──例如紅杉中國（現名紅杉）曾投資數百家民企，包括字節跳動與滴滴出行等中國最著名的成功案例。
但在過去五年間，民營企業的這些選擇已所剩無幾。自2020年底起，北京當局對科技平台、補教業及其他曾吸引大量創投資金的高成長產業展開全面整頓，此舉產生了寒蟬效應。投資人突然意識到，整個產業可能因監管命令在一夕間崩解。這份不確定性使民間投資者更加謹慎，許多人開始撤資。2024年第一季，包含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台灣在內的大中華區民營企業僅募得120億美元，較前一季衰退42%（同期全球整體跌幅僅12%）。外資創投也相繼撤離，跨境投資中國金額從2021年的670億美元暴跌至2023年的190億美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投資者已缺席多宗大型交易案。
中共試圖填補資金缺口，但成效不彰。例如官方數據顯示，2023 至 2024 年間小微企業普惠貸款平均餘額約為 6.7 萬美元，僅勉強滿足多數這類借款者的營運資金需求，更遑論需要多年才能產生持續高質量回報的創新項目。（相較之下，美國小型企業管理局 2024 財政年度的旗艦 7(a)貸款計劃平均提供 44.84 萬美元融資。）私營企業的借款成本仍顯著高於國有企業。
北京企圖以國家支持的基金填補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缺口，手法同樣拙劣，因為這些基金要求擔保、包含繁重的回購條款，並將資本集中在少數幾個產業。管理這些國有基金的官員也不願大膽押注，因為任何失敗都可能被視為濫用公款——更糟的是，還可能是貪腐。即便在半導體和生物科技等戰略性產業，尋求創新的中國民營企業仍面臨資金取得有限的困境。儘管北京近期推動發展「新生產力」（即中國視為下一波成長動力的產業）在政治野心上是真心的，但對民營部門的資金支持卻嚴重不足。
失敗往上爬
影響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行為的誘因，也會向下影響企業。在中國競爭最激烈的產業中，企業家們在極度理性的框架下運作：快速複製、更快擴張，並採取激進定價策略。
中國企業家傾向相互抄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高得驚人的稅負與社保負擔壓抑了冒險精神。中國企業不僅得繳納高額稅款，還必須強制提撥養老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與住房公積金。根據世界銀行與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數據，2019年中國中型企業的總稅費負擔高達利潤的59.2%（美國同期僅佔36.6%）。
企業往往會快速擴張，因為這樣可以增加與上游供應商議價的籌碼，也能提高在貸款機構眼中的能見度——這些機構通常將大規模等同於低風險。透過快速擴張，企業也希望能獲得地方官員的優惠待遇，畢竟這些官員都急於展示轄區內的大型產業標竿。
最終，許多企業被迫削價競爭，陷入惡性循環：只要有一家降價，其他企業就必須跟進以守住市佔率，即使這會侵蝕所有人的利潤。以電動車產業為例。2022年中國車廠共對95款乘用車降價，2023年增至148款，到2024年底更達到227款。儘管比亞迪海外銷量持續成長，其2025年第二季淨利潤仍較去年同期下滑29.9%。
推動這些企業層面決策的結構性壓力，同樣形塑著地方官員的思維模式。隨著房地產收益下滑，地方政府更不願讓重複建設或虧損企業退出市場。畢竟，即便是虧損企業，仍能透過增值稅、薪資稅和強制性社保繳納為地方財政貢獻。這解釋了為何地方政府要扶持帳面虧損的企業：一家瀕臨倒閉的工廠仍僱用工人，因此持續支付勞工相關稅賦與社保費用；仍採購原物料，從而產生增值稅；還能為影響幹部考核的工業產出統計添磚加瓦。換言之，虧損企業的財政價值不在於創造利潤，而在於創造稅收。
在邊際效益層面
若企業、金融業者與地方官員在體制內的行為皆屬理性，最終卻導致產能過剩，那麼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改變體制。然而截至目前，北京當局僅做出微調。舉例而言，近期官方提出法規草案，禁止企業運用演算法根據需求、成本或競爭對手動態調整價格。北京也頒布新規，要求大型企業必須在60天內向中小型供應商完成付款——此舉是針對電動車價格戰的回應，這場價格戰中，企業透過延長供應商帳期來籌措折扣資金。此外，中共於七月公布《價格法》修正草案（該1998年法令首次重大修訂），內容除了禁止以低於成本價打擊競爭對手，更明確不公平定價的罰則，並強制禁止搭售與數據驅動的差別定價。
但價格戰僅僅是產能過剩問題的表徵。北京若不重新設計導致產能過剩的根本激勵結構，就難以指望取得實質進展。以中共考核地方官員的方式為例，目前幹部升遷主要取決於創造多少經濟增長；這意味著根據他們興建多少廠房、鋪設多少道路或工業園區來評判。此類指標重規模甚於品質。若中國真要破除浪費資本、削弱生產力的藩籬與重複建設，就該改用衡量新創企業數量與存活率的具體目標來考核官員——例如不僅看每年註冊多少民營企業，更要追蹤其中能在更長時間維持續營的數量。
但僅靠新的衡量標準是不夠的。中國的稅收制度也需要徹底改革。北京方面已經討論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將更多稅收從中央政府轉移到各省份，或重組地方政府債務，但到目前為止，中共尚未做出任何改變地方官員行為的調整。只要土地和工廠能讓地方政府維持財政運轉，產能過剩仍將是一個誘人的後備選項。
如果中共想兌現其重複宣稱的口號「早投、小投、長投、硬科技」，就必須大幅調整金融體系。例如，監管機構須要求大型銀行為科技公司設立長期放款組合。與此同時，中國的股市和債市需要快速成熟，成為以抵押為主的銀行貸款之外的真正替代選擇。這意味著必須加速緩慢的審核流程，並強化會計準則與投資者保護，讓創業者和投資者都將公開市場視為可靠的融資管道。目前，中國來自銀行與非銀行的資金中，僅有31%是透過債券和股票籌得——這個比例不及美國同類資金來源的一半。
為了籌措更多資金，中國必須發展募集與循環資本的金融工具。美國常見的金融工具——例如可轉換債券（企業成功時可轉為股份的貸款）或風險債務（針對新創企業無需實體抵押的信用貸款）——在這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卻幾乎不存在。然而中國坐擁龐大的國內儲蓄池：截至 2023 年，家庭存款與總儲蓄率位居世界前列，佔 GDP 比重高達 43%。打造更活躍的私募股權二級市場、鼓勵企業併購新創公司，並重振公開上市的市場信心，方能確保資金持續回流至下一波年輕企業之中。
最後，如果北京當局想要培育創新而非僅止於模仿，就必須設計並實施一套獎勵原創的競爭政策。中國《價格法》修訂草案與針對演算法折扣的新規範雖是正確方向，但若未能更嚴格落實智慧財產權與公平競爭法規，山寨產品仍將持續氾濫。中國的智財執法仍顯薄弱：美國商會公布的《2024年國際智財指數》中，中國在55個經濟體中僅排名第24位。遏止掠奪性定價與平台強制手段雖有助資本薄弱企業，但唯有保護智慧財產權才能真正提高原創創新的投資報酬。
挑戰逆勢
中國本身產生了一些非凡的創新。但中國的突破往往來自純粹的技術巧思與決心。例如，以大型語言模型進展令全球觀察家震驚的人工智慧公司深度求索，其動力主要來自內部資源的巧妙運用及高度紀律化的工程文化。事實上，該公司並未依賴主流融資管道，這凸顯了該體制的弱點而非優勢。
同樣的模式在其他產業也可見。舉例來說，中國新興的半導體挑戰者正透過利用細微技術優勢、整合國內深厚的工程生態系統，以及因應市場對國產替代品的迫切需求，挑戰美國科技公司 NVIDIA的主導地位。同樣地，機器人新創公司也透過精實營運、快速原型開發，以及與本地供應鏈的緊密整合取得進展。部分觀察家以正面角度看待這些發展，並得出中國科技生態系統效率高且具競爭力的結論。但在此種對企業不利的環境中能夠脫穎而出的中國企業，正是那些能夠堅持到底的公司。以工業機器人產業為例，已有跡象顯示產能過剩將阻礙進展：據報導，某些產品的售價甚至低於材料成本，導致企業尚未獲利便已面臨利潤侵蝕。
要創造一個更永續的模式——鼓勵創新卻不陷入產能過剩的循環，中國必須經歷一場體制上的反省。重速度輕品質、重規模輕創新、重投資量輕報酬的邏輯深深根植於體系之中。要扭轉這種思維，意味著必須做出長期被延遲的權衡取捨，並且超越那些曾推動中國驚人崛起的既有結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化解產能過剩不僅僅是一項經濟調節。這是對北京當局自我修正能力的最終考驗——也是檢驗中國模式究竟是已達瓶頸，抑或能再次展翅高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