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苏州中学

　　　　　　在去苏州中学访古的路上，我特意带了本《协和医事》。 一路上，我老想，要是苏中校史馆那几位负责重修校史的前辈老师能按《协和医事》的思路来梳理二三十年代间的苏州中学，该有多好！已有的那本校史虽然整理了诸多史料，但总觉得没有将苏州中学的特殊意义揭示出来，因为苏州中学是一所学术品质上佳的学府，无论是立志创办真正的Academy的汪懋祖校长，还是埋头治学、精心营造学术教学氛围的沈颖若、钱穆与吴梅等教师，似乎都可以用《协和医事》的笔法去刻画。
　　何况与蔡元培、梁启超、陈寅恪及胡适等近年来倍受学界关注的人物相比，汪懋祖等人显得有些“落寞”。实际上，他们值得关注。顺着他们的学术教育思考与行踪，兴许能够找到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建构的另一道风景。尤其是那段他们联手在三元坊创办苏州中学的往事，更是几乎可以颠覆今人对于“名牌中学”的想象：原来“名牌大学的摇篮”还算不上最好的中学，最好的中学乃是一所真正的Academy，她的学术水平甚至在大学界亦称得上是优秀。
　　这是汪懋祖的中学想象，他与胡适、陶行知一起在杜威门下求学时，充分领略一流大学的办学风采之余，最大的收获或许就是见识了欧美一流中学的卓越品质。归国后，他在京城学界获得的最高职位乃是代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但其一生最闪亮的行动似乎还是创办苏州中学。可惜目前所见有关他的材料总是片断性的。沈颖若、吴梅在苏州中学的活动记载同样也是如此。多亏还有钱穆的《师友杂忆》，以其中的大段描述为线索，倒是能将当年苏州中学的学府图景描绘得更生动一些。
　　钱穆与苏州中学的缘分自然得追溯到汪懋祖酝酿他的Academy计划。1927年6月，蔡元培重任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决定实施大学区制，以使全国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免于军阀政客及地方行政势力的肆意干涉，由学者独立管辖。江苏省是第一个试验区，汪懋祖迅速南下，入职江苏省教育厅，率先拉开了自由主义学人试图支配地方教育的序幕，并在两三个星期之内就“接收”了位于苏州的省立一师。几天后他又成功执掌以一师为基础新组建的苏州中学，终于可以实施自己的办学理想。
　　正如胡适渴望中国能有自己的哈佛、剑桥，汪懋祖的理想也非常明确，就是要办一所堪与欧美一流中学相媲美、同时又能延续中国文教传统的学府（汪懋祖《发刊词》，《苏中校刊》1928年3月1日），因此他特意将苏州中学（高中部）的英文名定为Soochow Academy，而不是杂货铺式的High School，同时又把三元坊这块文教底蕴深厚的宝地（先后在此办学的有罗振玉、王国维、俞樾、沈德潜、钱大昕等名流，乃至可以上溯到北宋的胡瑗、范仲淹，所以今天的苏州中学也号称“千年学府”）留给高中部，可见其办学品味。
　　之后汪懋祖要考虑的是如何拿出一流的文理学术来填充新搭建好的机构。然而，这些与钱穆有何关联呢？关联在于汪懋祖非常重视国学，一来他自己喜欢，二来他也很清楚，苏州中学若要引起彼时学界名流的关注、认可并因此扬名于学界，就必须有拿得出手的国学成绩。于是他四处努力，凭借蔡元培式的办学眼界与活动能力，网罗了一批东南一带颇有名望的学者或名校出身的人才，来主持各科教学，包括常常被今天的人们认为是“副科”的美术及音乐，都是请颜文樑（著名画家、苏州美专校长，解放后任浙江美院副院长）、陆修堂这样的高手来主持。
　　国学这一块，汪懋祖瞄准了位于无锡的省立三师，因为那里有钱基博及沈颖若、胡达人等南社成员，皆是东南国学俊秀。其实，钱穆也在三师，但汪懋祖并没有认真琢磨他的国学功底。不过，沈颖若、胡达人被挖走后，钱穆与苏州中学的缘分就已形成了。如《师友杂忆》所言，在三师时，沈、胡与钱穆是无话不谈的好友，三人常在胡达人住处饮茶论学，他们怎么舍得与钱穆分开。果然，胡达人向汪懋祖推荐了钱穆。钱穆也来到了苏州中学，与沈颖若同任国文首席教师，兼高三主任，从此开始近四年的苏中执教生涯。苏州中学也因为有钱穆在其中埋头治学而逐渐走入了胡适、顾颉刚等顶级学界名流的视野，乃至有人觉得“到苏州中学一见钱穆”是旅苏时的必然节目。
　　钱穆来后不久便喜欢上了苏州中学，这首先是因为三元坊一带的自然与历史人文风景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如其所言：
　　
　　苏州中学乃前清***书院之旧址，学校中藏书甚富。校园中亦有山林之趣。出校门即三元坊，向南右折为孔子庙，体制甚伟。其前为南园遗址。余终日流连徜徉于其田野间。较之在梅村泰伯庙外散步，犹胜百倍。城中有小书摊及其他旧书肆，余时往购书。彼辈每言昔有王国维，今又见君。盖王国维亦曾在***书院教读也。
　　
　　王国维是在***旧地教过书，等钱穆来到***旧地时，王国维已去了著名的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三元坊一带的书店老板将钱穆与王国维并列，倒也从另一个侧面点出了此地确实堪称人才汇集之地。而王国维在***旧地教书时亦像钱穆那样喜欢三元坊一带的风景，则不仅表明了中国旧式读书人共有的一些生命习性，更是透露出国学教育的昌盛似乎少不了像苏州中学这样的景观优雅、底蕴深厚的学府来做依托。因为苏州中学能让钱穆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所以即使他那时因政府挪用经费常领不到薪水，仍乐意留下来享受他在苏州中学的愉快时光。
　　当然，钱穆的精神愉悦绝非仅仅来自天赐的人文美景，而更是来自于其自身在学问上的刻苦努力给他带来的无穷乐趣。来苏州中学之前，钱穆便形成了足以让自己终有一天会被顶级学界关注的治学眼界与进路。那时他喜欢从京城最高学府及全国学术名流竞相探讨的话题出发，然后结合自己的治学功底，形成分量极重的主攻课题。他一面关注北京大学的文史课程，一面又潜心研读康有为、梁启超及胡适等顶级学界名流的著述。惟其如此，他会迷上研究先秦诸子、今古文经学的复杂面相以及中国学术演变。这些显然皆是当时国内顶级学界的重大课题，而钱穆在这些领域埋头钻研，还是要推翻康有为等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
　　任教苏州中学期间，钱穆的学问逐渐在江南传开，诸多机构人员纷来结交。先是第二学期，即1928年春，清华大学研究所毕业生、时在商务任职的方壮猷从上海来找钱穆。方当时正在编《万有文库》，其他各本都已妥当，独剩《墨子》、《王阳明》尚未找到作者，于是来向钱穆求助。钱穆说两本书他都能写。方又提出，出版在即，希望钱穆能尽快完成。钱穆承诺两周之内一定写成。半月后钱穆完成了写作，且质量颇高。如《墨子》，不仅点评了清人及梁启超、胡适等近人的相关论述，更亮出了自己的墨学研究思路与观点。
　　同年夏天，苏州青年会又邀钱穆去讲《易经研究》。台下听众中，竟有当年被章太炎视为反袁三大关键人物之一的张仲仁。当时张仲仁已年过六旬，曾担任袁世凯幕僚、《法政学报》主笔、教育总长；反袁之后，又做过总统府秘书长、江苏省议员，是为清末民初学界政界的风云人物。虽然张仲仁听过演讲之后，只夸钱穆“国语音吐明白”，弄得钱穆颇觉“可笑”，因为钱穆非常清楚自己“国语尽皆吴音”，但张仲仁后来却将钱穆引为忘年交，“时相往返”。抗争期间偶遇于外地，也会相坐茶楼，洽谈半日。
　　外界频繁相邀无疑能促进钱穆的治学努力，但真正让他心动的还是静下来钻研多年以前就在酝酿的课题，尤其是厘定先秦诸子的生平行踪，更是钱穆来苏州中学后的心头大事。众所周知，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的陆续推动下，五四前后学界可谓人人争言诸子，分歧及未明之处也因此叠出。钱穆虽只是一名中小学教师，却非常熟悉顶级学界的动向，加上功底允许，他一直想对先秦诸子做一番彻底的考证。在这种情况下，身处中小学反而使得他可以远离名利场的诱惑及各种无味的争论。言外之意，与胡适等人常常被各种名利与是非关系包围相比，钱穆更能实现“板凳要做十年冷”。
　　一年后，即1930年春，钱穆如愿完成了早在1923年便开始谋划的皇皇巨著《先秦诸子系年》。与此同时，他的才学也日益被大学界的学者认可。就此而言，有两位学者首先值得一提，其中一位正是四川学界权威之一蒙文通。钱穆得识于他，乃因数年前，钱穆有一演讲发表于无锡三师校刊。时在重庆任教的蒋锡昌看到后，将钱穆的讲词推荐给了蒙文通。蒙文通阅后，觉得就学术观点而言，钱穆与其业师寥平甚为相似，立即写了一封万字长书寄于钱穆，从此与钱穆订交。
　　等到钱穆执教苏州中学，蒙文通也来到了南京支那内学院，随欧阳竟无研习佛学，离钱穆的所在地不算远，可以很方便地拜访。钱穆因此在1930年冬好好体验了一次“有朋自远方”的痛快，而蒙文通也是手持《先秦诸子系年》书稿不放，尽情品尝了一番先睹为快的乐趣。对此，钱穆皆有过细腻的描绘：
　　
　　一日，（蒙文通）来苏访余，两人同游灵岩山，直至太湖滨之邓尉。时值冬季，余与文通各乘一轿，行近邓尉时，田野村落，群梅四散弥望皆是。及登山，俯仰湖天，畅谈古今。在途数日，痛快难言。而文通又手携《先秦诸子系年》稿，轿中得暇，一人独自披览。语余曰：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有匹矣。及返苏州城，文通读《系年》稿未毕，但急欲行，遂携余稿返南京。
　　
　　蒙文通看完书稿，从中选了几篇，推荐给了柳诒徵、缪凤林主办的《史学杂志》。自此钱穆又与“南高学派”的史学家建立了联系（钱穆后来在学术界真正能“结盟”的也正是蒙文通、柳诒徵等“非主流史家”。考察他们的联动及其与胡适、傅斯年等“主流史家”可能存在的“抗衡”关系，或许是细致描绘民国学术教育地图及其演变的一条有趣途径）。只是尚不清楚柳诒徵等人是否来过苏州中学，怎样看待苏中的国学努力。

　　另一位学者对于钱穆更是欣赏有加，以至于近乎自愿充当起了“宣传员”，频频向京城学界名流引荐钱穆，所谓来苏州“必到苏州中学去看钱穆”即出自于他。这位学者便是时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的陈天一。钱穆知道自己被陈天一欣赏，似乎还是在胡适来苏州中学演讲之后，由胡适告诉他的。胡适开讲前，汪懋祖将坐在台下的钱穆点上讲台，与胡适并坐。胡适掏出一封书柬给钱穆看，书柬是陈天一特意写给胡适的，意在提醒胡适，来苏州必做两件事，其中一件即是“莫忘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

　　演讲那天，发生了一点意外。钱穆研究先秦诸子时，有两本著作一直未找到，“今骤见天下一名学人，不禁出口”，向胡适请教，结果胡适回答不上来。场面颇为尴尬，弄得汪懋祖想挽留胡适多住一天，胡适忙说，此行未带刮胡刀，必须连夜赶回。胡适只在苏中滞留了半天，而汪懋祖仍让钱穆陪同前往拙政园参观。期间胡适给钱穆写了通讯地址，邀钱穆日后一起切磋学问，其大度姿态，令钱穆非常感动，并为上午的失礼自责不已。
　　送走胡适后，另一位学界名流顾颉刚也来到了苏州中学拜访钱穆，而且同样是由陈天一的“宣传”促成。顾颉刚素以物色、提携国学新秀，来和他一起建立理想的“学术社会”著称于世。他当然不会错失发现人才的良机。顾一到钱穆住处，就看中了摆在桌上的《诸子系年》书稿。粗略读后顾便说钱穆“不该在中学任教”，他会致函向主持中山大学的朱家骅推荐。又告诉钱穆，他将编辑《燕京学报》，故而嘱托钱穆为其写稿。

　　不久，钱穆收到中大聘书。他拿着聘书向汪懋祖辞职。汪很清楚，钱穆迟早会被大学挖去，而他自己当时在办学上也因为大学区实验破产、地方势力再度支配教育行政日益陷入困境，因此恳请钱穆留下来和他再干一年，明年他会一同辞职。极重感情的钱穆只好婉谢中大的聘请，苏州中学也因此仍旧是一流国学成绩的诞生地，因为钱穆留下来的那一年给《燕京学报》写了篇《刘向歆父子年谱》。

　　这篇论文一发表，便迅速引起顶级学界的关注。《大公报》发表评论，誉之为“学术界之大快事”（青松《评<刘向歆父子年谱>》，《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37期，1930年8月25日）。不久前还被钱穆问得很尴尬的胡适亦赞道：“钱穆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后来胡适在北大讲授经学今古文纷争，更是有意采纳钱穆在论文中提出的“新观点”。

　　可想而知，顾颉刚看到论文时，会有多高兴。一来钱穆没有辜负他的嘱托，二来顾颉刚曾告诉钱穆，他当时正在讲授康有为今文经学，而钱穆论文所针对的恰恰是康有为。众所周知，康有为表扬汉代今文经学，声称刘歆发现的古文经纯属刘歆伪造，民国学界围绕今古文经的是非问题不断展开大辩论。钱穆认为，康有为此说甚谬，各种争论亦乏善可陈，因为只要把刘向歆父子的生平、行踪彻底考证一遍，真相即可揭晓。

　　但被名利与争论缠绕的学界名流如何能静下心来做这件事，至少顾颉刚就曾感到力不从心。他曾坦言，自己在“暴得大名”之前，可以静下心来做学问，有了“地位“之后，却只有“乱忙”，被各种“应酬”缠绕，以至曾感叹“长此以往，我的一生就完了”（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6－89页）。难怪他会不遗余力地扶植钱穆、谭其骧等新秀，来替他做那些他非常喜欢却没有精力去完成的考证。只是顾颉刚太急于见到成果，需要积累数年才可完成的，他常要求数月见东西，弄得诸多新秀颇感难以接受，甚至关系出现紧张（葛剑雄《往事与近事》，三联书店，2007年，第228－247页）。

　　现在钱穆无需他紧催，就让“心太急”的他见到了两份成果，他怎能不感到高兴，以至于即使钱穆的考证工作是要“诋毁”他一度推崇的康有为，他也会放下私见，力挺钱穆，由此亦可见顾颉刚的非凡学品。倘若换成“太有成见”的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恐怕就不会有好结果了。在顾颉刚的提携下，钱穆一年后来到了燕京大学，《汉刘向歆年谱》可谓是钱穆在苏州中学的学术绝唱。此后钱穆一直在大学任教，尽管如《师友杂忆》所言，他一路走下来，感觉并不如当年任教苏州中学那般美好。
　　对于自己先后栖身过的十几所学校，钱穆之所以会更钟情于苏州中学以及更早任教过的无锡乡村小学，原因除了身处后一类学校，可以远离名利与纷争、静心做学问，还与钱穆一贯喜欢《论语》中的教学场景有关。钱穆极其推崇孔子的教学理念，即“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因此无论在哪教书，他都希望能以自己的“行”即为学为人来熏陶学生，而不是一味兜售各种与教师的为学为人无关的课本知识。在齐鲁大学随钱穆求学的严耕望便记得，钱穆只要感到困倦，便常常会：
　　
　　提了手杖，到田野蹊径间漫步走一圈。……诸生也各提手杖，鱼贯追随先生，在乡野间到处乱跑。……星期天，诸生到附近场集玩，先生有时也参加。若星期天气候不好，就另择风和日暖的天气放假一天，率诸生投身大自然中。有时在乡村茶馆，喝茶吃花生、闲谈；有时席地籍草，或坐或卧，看青天飞鸟，望白云幻变。诸生可随意提出问题请教，先生即海阔天空地随意漫谈（《怎样学历史——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9－270页）。
　　
　　无疑，这正是《论语》中反复出现的教学场景，其动人之处在于是以师生亲密相处为基础，师生真诚自然地畅谈学问、人生。但“现代学校”这一“新发明”的机构一旦规模变大，便无以营造《论语》中的教学场景。这正是让钱穆头疼的一大因素。而汪懋祖办理的苏高中能赢得钱穆的好感，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学生人数维持在“两百名左右”，仍可以让钱穆觉得“如一大家庭”，所以他会数年留在苏州中学，并以他的为学与为人来实施他的国学教育计划。

　　从沈颖若、钱穆等人制定的苏州中学《国文学程纲要》中可以看出，钱穆认为，高二一结束，学生的“国学基础”及“学术研究之观念”理应皆已培育好，因此高三国文的教学目标是：
　　
　　到第三学年终了，要求学生能于课外各阅读物中所得之中国古今学术思想之变迁大概，做系统整理，并确能于整理中，做出句读之标点，有新颖之批评，并能留意前人考证之未发义、未确义为余事（转引自金德门《苏州中学校史》，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或许无论是谁，在看了上段陈述之后都会觉得，苏州中学国文教师自定的课程标准在学术研究方面提出的要求实在是难度太大，近乎苛刻：不仅要高中毕业生能够通过阅读高中三年没有专门学过（即“课外”）的各类著作，对“中国古今学术思想之变迁大概”做出“系统整理”，而且还要在整理过程中力求能够发现“前人”没有钻研或没有研究透彻（即“未发或未确”）的题目，养成平时的学问爱好（即“余事”）。

　　这哪里是高三的功课？今天的文史研究生毕业之后也不一定能达到上述要求。苏州中学的学生肯定会有跟不上的。例如，钱令希（1955年的学部委员）回忆自己于1927年考入苏州中学初中部后，便发现苏中功课要求太高，以至于等他要升高中时，转考了其他学校（钱令希《求学之道慎起步》，《辽宁日报》，2002年3月1日）。但是，汪懋祖以及苏中国文教师在制定课程标准时并不“姑息”学生的水平，他们的理论是：首先择优选拔学生，然后又以高标准的学术功课来考验他们，跟不上的只能自动淘汰，留下的才有望成为一流的人才，如此才可以将苏州中学办成一所真正“学术化”的Academy。

　　其实，民国时期任何一所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的学府都会像汪懋祖那样在课程方面制定充满挑战的标准。比苏州中学早6年建成的协和医学院在这一点上更是严格到了极点。第一届学生到毕业时淘汰到只剩3人，总计平均每年只有16位学生可以毕业。恰恰这样，协和医学院能够创造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最高成就。至今“协和”依然象征着难以企及的医学教育“神话”。而就汪懋祖的苏州中学来说，其国文课程标准之高，同样是因为觉得，只有近乎“苛刻”的训练，才能培养出学术、品质皆堪称优秀的国学人才（就此而言，汪懋祖实在不是杜威的“得意门生”，他甚至批评过乃师的教育理论）。

　　所谓“艺高人胆大”，苏高中的国文课程标准实际上皆出自于钱穆、沈颖若等国文教师的治学经验。给学生开列的书目，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乾嘉诸老的著作及更老的前四史等等，亦是他们的日常读物。到底是一群相信“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的旧式教师，他们的教学思考与实践不过是在向学生展示自己的为学与为人，所以钱穆任教苏州中学的最后一讲国学课上，会以下面一段饱含深情的“夫子自道”结束对苏中学子的教导：
　　
　　夫古人往矣，其是非得失之迹，与夫可镜可鉴之资，则昭然具在。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继自今发皇蹈历，拨荆棘，开康庄，释回增美，以跻吾民族于无疆之休，正吾历古先民灵爽之所托凭也。学术不息，则民族不亡。凡我华胄，尚其勉旃。
　　
　　汪懋祖与钱穆辞走后，继任校长是“学衡派”主将之一胡焕庸，加上其他师资并未变动，因此国学气象犹在。不久章太炎也来苏州提倡国学，苏中学子常跑去听讲，并将章氏讲词记录下来，载于《苏中校刊》。抗战时期苏中本部移到常州，又幸得另一位史学大师吕思勉。只是即使有大师相助，苏州中学也无法恢复成立时的国学气象。而从生物学家吴元涤任第三任校长开始，则明显转向以理科为荣，四十年代被誉为“交通大学的先修校”，当年在国学领域几乎可以和著名大学伦比的雄厚气势已化为烟云。那时的汪懋祖则漂泊到了云南大理，用自己的薪水及变卖衣物所得继续办学。以后又在西南联大、苏州社会教育学院等处栖身，但直到1949年病逝，他都没能再办一所像苏州中学那样的学府。

　　至于今天的苏州中学，早已是用Suzhou High School作为自己的英文名，不过这并未影响她被视为“文化苏州”的重要“名片”。悬挂在校门口的铜牌上刻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生源基地”的字样，更意在显示，她的办学成绩似乎都被“世界”认可了。总之，现在新生的许多“图腾”均试图证明苏州中学仍是一所名校。但怀旧者难免感叹，经历一系列的断裂与演变之后，苏州中学早已失去了汪懋祖时代的容颜与气质。只是偶然在校园里一转，还可以看到，几位南京大学中文系、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老教师聚在一起时，会欣然谈起程千帆、钱谷融等各自的师长以及钱穆、吕叔湘、吕思勉等苏中前辈教师的学行与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