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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叫爸爸叫爹爹, 爷爷叫老爹。 我老爹出生于辛亥革命那年, 如果还活着, 那就100岁了。 十一年前的元旦, 我在法拉盛家中洗碗, 突然把刀扎进了自己的手中, 爸爸妈妈忙着包扎, 电话铃响, 小姑姑来电话, 老爹去了。 老爹走时我是那么的心神不定, 我想我和老爹还是连着心的。
老爹是个很胆小慎微的人, 从我记事起, 他就没有工作, 不管什么风吹草动, 他就要被批被管制, 常常在里弄干部的监督下拿着扫帚扫地。 那时住在工人新村, 地富反坏不多, 老爹是一个。 老爹喜欢戴帽子, 一年四季都戴, 那时候戴帽子和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是一样的意思, 老爹常会说, “我是戴帽子的。” 小时候我以为戴帽子的就是坏分子的意思, 老爹戴帽子就是主动接受人民的检查。
老爹在家里也是不太敢大声的人, 奶奶再怎么大声, 他大都以笑作答, 偶尔幽默几句, 现在想想在那种环境下他能做到那样, 真是一个十分幽默和豁达的人。 偶尔也见他发过几次倔脾气, 都没有太充足的理由, 也许只是被压到退无可退了, 反击一下。
我和老爹的关系很特别, 我好象总是喜欢和他捣蛋, 他却怎么也不会生气。 老爹生了8个孩子, 可他最疼的却是他弟弟的孩子, 我的堂姑姑。 堂姑姑比我大一个月, 因为是个女孩, 她母亲遗弃了她, 是老爹把她带大。 我和堂姑一起在老爹家里长大, 堂姑是老爹的宝贝, 而我就成了陪伴她长大的野草, 于是我想尽办法作弄堂姑, 惹恼老爹, 可是我真不记得老爹生过我的气。
小时候我有哮喘, 白露过后一周要发作几次, 每次都要送去医院急救。 一个个寒冷的冬夜,都是老爹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去医院, 医院的护士医生都认识了我们这对爷孙, 常常是半夜去清晨回, 老爹从不抱怨。
当时除了堂姑和我, 家里同龄的还有堂妹和表妹, 老爹常常带我们去附近的公园, 常去的有和平公园, 虹口公园和海伦公园, 一离开那个压抑的工人新村, 老爹往往会更幽默和开心。 各种故事和俏皮话脱口而出。
我对老爹做的最离谱的一件事就是: 一次他带我去阿姨上班的扬子木材厂, 半路上我和老爹生气, 就跑了, 那时我十岁不到, 跑到扬子木材厂后, 看门的人告诉我阿姨已经下班了, 我正犹豫, 有个叔叔过来, 说他是阿姨的好朋友, 可以带我去阿姨家, 我就跟着叔叔去了。 还好那个叔叔真是阿姨的朋友, 到了阿姨家后, 说了许多我小时候事情才离开。 阿姨帮我洗干净, 弄了很多好吃的之后, 听了我把老爹扔掉了的故事。 阿姨说要送我回去, 老爹会担心的, 正在这时, 听到了老爹的声音, 他不知道阿姨的地址, 只知道大致方位, 竟然花了几个小时打听, 找到的阿姨家。 现在想想我也太淘气了。
老爹喜欢学外语, 常常讲洋泾浜的英语。 日语他喜欢, 可他不敢说(等一下会说原因)。 他有个老的无线电收音机, 还有个小半导体收音机, 很少看他听新闻, 他听的最多的是外语学习节目。 我印象最深的是和老爹一起学法语, 学了26个字母, 天天练, 接下去教的一句就是伟大的, 光荣的, 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老爹不说, 但帮我纠正。 我们还一起唱字母歌, 老爹总是唱得很陶醉。 那26个字母发音我总是不太确定, 等唱到结束时变成了中文歌时我就唱得很响亮, 而老爹就变成听我唱了, 至今还记得那句“为中国人民学习, 为世界人民学习, 为解放全人类, 学习外国语。”
老爹带到我十岁, 我就去了外婆家, 在外婆家受到了千恩万宠那是后话。 前些天去Woodbury血拼, 路上堵车, 二姑妈告诉了我一些我不知道的老爹的往事, 写在这里也算是纪念了。 老爹年轻时在日本人的纱厂做科长, 我想他那么善良的人一定没有做过什么残害小珍子的事。 抗战胜利后, 老爹被贬为科员, 不久听说要裁员, 老爹首当其冲。 为了家里那么多的孩子, 总得有个工作, 于是找了个朋友帮忙, 那朋友拿出一张中统的表格让老爹填。 老爹填完后算是中统, 保住了工作。 哪里想到,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把这日本鬼子和中统特务的帽子让他莫名其妙地戴了一辈子, 一辈子受管制, 扫大街。
老爹的晚年还是有福的, 记得是八十年代了, 里弄干部有天又在外面吆五喝六地叫老爹扫大街, 那时他已经七十了。 几个姑姑冲了出去, 对里弄干部说,“四人帮都粉碎几年了, 你还那么狠干嘛?! 我爹爹脱帽了, 懂吗, 以后你自己扫大街去吧。” 那以后再也没人来训斥老爹了, 老爹还是春夏秋冬都戴着他各式各样的帽子, 拄着他的斯滴克(老爹永远把他的拐杖叫Stick), 到处走来走去。
有一年冬天, 他来NY看爸爸, 爸爸说带他在Manhattan走, 真是冷, 他一点也不觉得冷和累, 非常高兴, 非常满足。 老爹的最后几年得了老年痴呆症, 但是小姑姑和小姑父一直细心照顾他, 我最后一次去看他, 他没有理我, 但小姑姑说我走了之后, 他对着我坐过的椅子看了整整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