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50天: 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搞　

—— 在白色恐怖的50天　　

昨天下午，我读了牧川的《史上最牛篡改：看《南方周末》如何歪曲历史》一文后，又读了附件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

请看他下面的一段文字：　　

“文革一开始，我和叔祖母就干了一些蠢事。我们想把父亲的许多旧信处理掉。于是我们就在楼后面焚烧。正焚烧之间，恰巧有一队红卫兵走过。立即过来询问并把火浇灭，把未烧完的信件拿走。于是这便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　　

此文虽不足百字，但却露了大马脚——文革一开始就有红卫兵，真乃天下奇闻也！　　

文革开始的50多天里，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狂肆虐的时候，人称“白色恐怖50天”，而红卫兵则是这50天之后才诞生的。这个历史事实是当年人所共知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是走资派无情地迫害了你的“宝贝”爹爹，扰乱了你温馨家庭平静。这笔帐该算在谁的头上十分清楚。季承当年已是科级干部了，对此他心里也是十分明白的。而如今，像他爹一样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
     　　

 气愤之余，老汉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要用所知道的事实还原历史，以正视听。因而，在此说一下我在文革中“白色恐怖50天”里的经历。　　

1966年6——7月间，我当时正值大二期末，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也是热血青年，加上受《五四》运动和《一·二九》的影响，十分想革命，但又不知怎样革命、革谁的命。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燕山夜话》等活动外，整天无所事事，在苦闷彷徨中度过······。
      突然有一天，我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这次运动和五七年反右一样，要抓右派，而且规模比57年还要大。（上小学时，对反右就十分反感，所以，对此不以为然）并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在第二天市里组织的夹道欢迎朝鲜崔庸键委员长的欢迎仪式上监视我的一位同学，防止他往车队里撇石头，告洋状。虽然我内心十分不解，没把同学想的那么坏，觉得他只是心直口快，爱争论而已，但我还是执行了任务，当了一回不光彩的“小特务”，然而，我的那位同学根本没有什么异常行为，和我们一样规规矩矩地迎接外宾。
    （  后来这位同学成了造反派，追查整他们的“黑材料”。“白色恐怖50天”殃及了好多无辜同学，这就是文革中xx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过之一。）　　

从此，校园越来越不平静了，开始批斗老师。我看不出老师有什么问题，没参加过批斗会，听说还给老师抹了黑脸、戴了高帽。其中就有一位俄语老师，罪名是穿着时髦，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久前，她还指导我如何游泳，我是很同情她的。　　

也许是因为我参加运动不积极，还是有其他原因。一天，班长和支部书记又找我谈话，让我写批判老师的大字报。我说：“我没看出老师有什么错误观点和言论，写什么呀。”他们授意我假批也得写，在运动中有所表现。第二天，当我去贴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大字报时，只见往日空荡荡的楼道里，贴满了批判老师的大字报。我贴完大字报，回过头来，看见被我“批判”李老师站在我的身后表情凝重地阅读着。面对尴尬窘境，我愧疚地匆匆走开······。　　

一天，学校组织看受批判影片《桃花扇》。看完不到两个小时，宿舍楼门前就就贴出《徐谦大赞桃花扇》的大字报，并勒令徐谦老师搬出学生宿舍。（这位老师夫妇刚从内蒙一所大学调到我校，临时住在学生宿舍）第二天，又贴出第二张大字报，题目是《徐迁不行。必须速迁》。下午只见老两口悻悻地“搬家，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帮忙，叫人好不心酸。　　

后来，在去食堂的路上，又见到王教授的小楼门上，贴出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洞小妖风大；　　

下联是：池浅王八多。　　

此后，大字报逐步升级了。班长和支部书记牵头写了一张以《秋冬两季的xxx》为题的大字报，表面上是批判老师，实质是把矛头对准了同学。学生对学生、学生对老师自相撕杀的混乱局面越演越烈。　　

以上，就是我在文革“白色恐怖50天”里，亲身经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学生斗学生，挑动学生斗老师，转移运动大方向，保护走资派的真实情况。过了这50天之后，才知道确实整了一些同学的“黑材料”，准备把他们打成右派。（其中可能就有被我“监视”过的同学。好在我实事求是，没有落井下石，所以我心安理得。现在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1966年8月5日　，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我校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在全校范围内，出现了造反派追查“黑材料”和保皇派消毁“黑材料”的风波。也知道了我的班长和支部书记的幕后操纵者，是省市委派下来的“联络员”（旅行工作组的职责）而指挥省市委的则是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6年8月下旬，我校和其他院校一样，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8月末，我们戴上红卫兵袖标，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2008年9月，在参加50周年校庆的酒桌上，我们的导员老师深情地说：“文革初期，我为啥对你们捂着按着的？就怕你们被打成右派，毕业不分配工作。这样，你们的书不是白念了吗，父母的心不是白操了吗······。”一席话说得我们昏花老眼湿润了，有的女同学已在偷偷地擦泪，······热烈的场面顿时凝重下来。　　

这无声的沉默，就是过了四十多年后，已是满头白发的师生们，共同迸发出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强有力的批判和声讨！　　

事实胜于雄辩。为了还历史于清白，愿把我知道的事情继续告诉网友和子孙后代

吕言夫  文革初期兰州大学的五十多天白色恐怖（节录）

转自 旗帜网

    我首先亮明身份。我不是造反派，当然也不存在造反起家，连个副科级也不是，更没有打砸抢行为；我也不是保守派；我是在一个小范围执行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头目，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清算“资反路线”时受到了批判，以后成了消遥派。

1966年6月初，甘肃省委工作组进驻兰州大学。6月7日学生贴大字报，围绕校党委展开辩论，省委工作组支一派、压一派，被压一派不服，双方到大礼堂辩论，辩论异常激烈，省委工作组组长张滔主持，直到下午六时收不了场。校长江隆基出面解了围。同学不服，当晚，有不少学生给中央打电报反映情况，院内师生议论纷纷，空气异常紧长，省委怕学生上街，作了防范，并连夜组成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起草《文告》，天明6月8日，省委工作团进驻兰州大学，反复广播省委《6.8文告》，凡是6月7日在礼堂主席台发言、递条子准备发言不跟省委工作组走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凡是给中央打电报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并发动群众互相揭发，凡有反工作组言论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形成白色恐怖。

工作团进校开始组建前文革，开始叫领导小组，后来改称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各系、处、室建立相应组织。当时，我是兰州大学图书馆、体育教研室两单位积极分子组长（相当于前文革组长）、在省委工作组领导下工作。可以这样说1966年6月10日至1966年8月10日，图书馆、体育教研室文革中发生的问题，省委工作组第一位负责，我第二位负责。

当时省委曾三次反省委兰大工作团的右倾，每反一次右倾，兰州大学掀起一次斗争高潮，尤其6月17日夜，大操场形成斗争风暴，几千人涌向操场，没有统一组织，各自为政、各自为斗，场面十分混乱。一次在大操场揪斗70余人，打人、戴高帽、跪桌子、跪凳子，校长江隆基就是这天被拉出来批斗的，听说有人揪头发，把鞋都跑丢了。这天，图书馆、体育教研室在操场斗争了刘佛吾、满达人、靖钦恕等三个人。操场人很多，场面失控，有人高喊把满达人拉上来，当把刘佛吾从桌子上拉下来，把满达人拉上去之时，被图书馆、体育教研室以外的人朝刘佛吾肋骨上踢了一脚。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血雨腥风，人人自危，现在一般人难于想象当时的情景。比如图书馆一女同志从“四清”前线回来，有人三次向我建议揪斗她，并同另一位副组长一齐向我建议，进而在大众场合向我建议。我立即请示关东兴组长，关组长反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她从“四清”前线回兰州有何任务？咱揪斗后她还去不去“四清”？我建议向学校工作团写报告，调她回来参加文化革命。关组长同意，刚研究后，那个人跟上来再次建议，我向她说明了情况。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我就自身难保，就会被拉出来批斗。

7月5日晚，在女生楼前斗争体育教研室副主任缑正春，李显朝等，有人大喊“游！”有人推着二人就跑，跑了三、五十米，我忍无可忍，下意识的喊“停！”此时操场上有几个学生大骂我们是保皇派！我也很内惧，体育教研室杨耀林老师说：我知道他们是数学系学生，我让杨老师陪我到拐角楼4楼，向这几位同学作赔礼式的道歉！当时，我虽为组长，我不敢轻易到校园走动，如在校园碰到熟人、朋友被批斗，硬拉我去揭发，我无法应对，所以，除必须外，一般我不轻易到校园走动。

在三次反右倾的同时，甘肃省委大树特树兰州大学学生李贵子为西北学生的一面旗帜，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马继孔等多次在公开场后表态：“同兰州大学革命师生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组织省地市许多单位和团体到兰州大学，一是声援兰大；二是向兰大学习、致敬！越是这样，兰大的斗争越是残酷。兰州大学就是兰州大学，受毛泽东教导的广大师生，开始发生怀疑。“办社会主义大学，就这么多反革命？那还办大学干什么？”这几乎是革命师生的共识，最有名的就是朱陆张事件，就是朱选、陆宝珍、张明生。其中朱选是兰大筹委会主任。他们公然提出同省委的分歧意见。遭到了 “围剿”。我是小萝卜头，也产生怀疑，曾到筹委会说明观点，一名女同学齐玉兰接待我。她很策略地说：“现在形势很复杂，我们都要动脑子多想一想。”第二天上午，她就被拉出来批斗，当然她没有揭发我，我也没有揭发她，在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势下，张超仁同学留下了铮铮誓言撞火车而死，女同学邝××坠楼致残。中文系学生张海晏被打的死去活来，全校打击面占32.3%(据江隆基专案调查团统计)。图书馆、体育教研室打击面占26.3%，图书馆、体育教研室基本无打人现象。这就是在50多天里执行资反路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一个侧面。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了资反路线，甘肃省委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工作人员和兰大前文革人员，受到批斗和批判，当时被树为西北学生一面旗帜的李贵子被抓了起来，在批判资反路线时，许多人才明白，原来资反路线是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着干的路线，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走资派的路线。走资派们不引火绕身，却派出工作团、组去镇压群众，兰州大学当时5000多人，几乎斗了1/3，（打击面32.3%）一是我当时所处环境,根本不知道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二是中央和省委是中共最高级和次高级领导机关，当时以为是值得信赖的；三是有人打着中央旗号，动用中央媒体，大造舆论，即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无此斗争经验，所以上当受骗是必然的。

现在时过境迁了，有人说“永不翻案”，现在已经翻案，如果仅是翻案，比如说过去说我是“中国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搞翻案可用事实、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走资派，证明他们搞错了，这叫翻案。可是有些人，却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镇压群众，加在毛主席头上。难道这是大丈夫所为，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所为。这就不仅是翻案问题，是什么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

其次，主席死后，某些人物登台，刘少奇不再是中国赫鲁晓夫和最大的走资派，以国家主席身份举行了国葬；“中国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死不改悔走资派”成了“第二代伟大领袖”。原省委书记汪锋们也都官复原职，草民觉得好汉作事好汉当，你们当年推行“资反路线”，今天已不是资反路线了，你们同省委一级领导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天堂。那么追随你们执行资反路线，受到批判，甚至被斗、被管，如省委工作团长龙炳初将军，副团长李磊被批斗，李贵子（学生）被管，李贵子以下前文革大小头目受批判。你们可曾光顾过？比如说，凡是1966年5月底至8月初，前文革期间跟随刘、邓犯错误的一律平反，并给予适当优惠政策。大小刘邓们没有一个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尤其是你们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平了反。这些人对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批斗过他们的人，一直耿耿于怀，一有机会就给这些同志垫砖。这一点，你们这些大人物可能没有体会。也没有想到过吧。

文革已经过去许多年了，相当一部分尤其年轻人要求重新认识文化革命，所以，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的亲历者，都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须知：权力只是一时的，历史的真相是万古千秋的，一个人一手遮不了天，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是后人写的。


吕言夫